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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邓艾灭蜀之后，握有北方、西南的司马晋的人口甚至达到了僻居东南的吴国8倍之多。明明处于一个人多力量大的时代，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机动化部队，还掌控着长江上游可以顺流直下进入古代中国的高速路，然而如此巨大的优势，却并没有得到兑现。晋吴之间自从公元265年司马炎以晋代魏整整对峙了十五年。  晋吴对峙局势图 这十五年里吴国的君主是孙皓，他派去猎艳的手下遍布州郡，大小官吏的女儿每年都要接受形象考察，确定看不上了，才能有出嫁的机会。他大兴土木，修建昭明宫，甚至连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要进山当监工。这么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亡国昏君显然不是吴国坚持十多年的原因。  其实晋吴相持多年还是要从南北分界线长江说起，长江以北降水量较少，地势平坦开阔，适合骑兵步兵联动的大兵团作战，长江以南，降水量充足，水网密布，舟船使用频繁。这种自然条件下，即使南北实力相差悬殊，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对抗。 张辽满宠为什么能在合肥建立不是功勋，孙权又是为什么在合肥城下铸就孙十万的名声，吴国和魏国之间为什么都觉得要死怼合肥，而不是交战更为便利的徐州，启示可以从合肥的地理位置看出一些端倪。  合肥背后就是淮河第二大的支流涡河，曹魏在这里制造的轻舟可以通过涡河驶入淮河，再通过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的沟通江淮的运河到达广陵进入长江水域。虽然曹丕的两次水上冒险一次因为丰水期浪大风机，不是老司机差点翻车而告吹；一次因为枯水期结冰水浅，大船难行，十万精锐只好穿戴整齐在北岸视奸对手。连连受挫也使得曹丕无奈承认：“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但即使如此，合肥保障曹魏水上兵工厂的作用还是毋庸置疑的，对吴国造成的战略威慑也是显而易见的。  合肥背后的造船基地直到蜀汉被灭，北人尽收益州之地以后才转移到长江上游，而组织这次军事生产的正是晋朝的益州刺史王濬。 王濬美姿貌，是一个帅哥，年少时也有很多帅哥放荡不羁的一面，奢侈不节，地方上称赞他的几乎没有，但是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偏偏发现了他的才华，将其聘为僚属，参与征吴事宜。之后他官运亨通，历任巴郡太守、广汉太守、益州刺史。也正是在蜀地时，王濬在羊祜的建议下开始造船，初期的生产规模是小而隐蔽的，这种隐蔽不仅是对吴国方面的静默，还有这种造船行为并没有得到司马炎首肯的含义。 说起来，羊祜和王濬的造船行为源自一场先输后赢的边境战争。公元272年9月，吴国西陵都督步阐投降晋朝，西陵即今湖北宜昌，是吴国长江水道西段的咽喉要道，荆门虎牙两山对峙而立，西陵峡穿越其中，过了西陵后即可毫无阻碍的顺江而下直到江陵。  为了保住这个战略要地，吴国宿将陆抗亲自率3万军队借助便利的水道，从江陵逆流而上率先到达西陵，不仅将其团团围住，还在城外布置工事，阻隔晋朝荆州刺史杨肇的3万人马入城。同时陆抗借助水上优势，扼守三峡，阻止益州水军增援。面对羊祜五万大军进攻江陵的挑战，他不仅没有被调虎离山，而且通过开堤防水，使得羊祜水师难行，后勤举步维艰。到了12月，各处受挫的晋军陆续撤离战场，西陵也随之被吴军收复。 围绕西陵的攻防，吴军3万，晋军8万，吴国却能以少击众，那是因为他们拿下了制江权，东吴军队通过长江水道来往迅速，后勤便利，而晋军只能在在陆地上干瞪眼。也正是在这次惨痛教训之后，羊祜对于长江的战略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明白舟师的重要性，为此他开始鼓励从前的幕僚在任的益州刺史王濬积极造船。  三国益州北部 公元277年，王濬受中制募兵造船，所谓中制就是密信没有公开的程序，这也导致了王濬没有调兵的虎符，他在征召广汉的屯田士兵时遭到了当时的广汉太守的反对，这位太守的公然抗命使得武帝暗中造船隐藏伐吴企图的要求完全破裂，但是司马炎却因为一句话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大加赞赏：“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 这种对于边帅的猜忌其实源自王朝的内部基因，司马氏代魏自立，是至上而下的的统治变更，其政权基础并不牢固，淮南三叛，钟会在蜀地与姜维的谋划都是司马家统治下边帅拥兵自重的案例，魏晋时代的边帅手握重兵，拥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地方上又有自汉末遗留下来的分离主义，靠近国境线也便于获得领国的援助，加上接二连三的叛乱使得司马炎格外在意对边疆统帅的制衡。  不过这点波折并没有特别影响王濬的造船大计，他继续大规模征召屯田士兵参与造船，大量的木屑甚至沿着水流漂向了吴国境内。公元278年，司马炎出于防止疆臣深耕地方的原因，升王濬入京为大司农。 眼看着伐吴大业与自己渐行渐远，王濬却也不能挑战司马炎的信任，关键时刻挽救王濬生涯的还是他的恩师羊祜。在即将油尽灯枯的时候，深受信任的羊祜还是不断的做司马炎的思想工作，终于增加了武帝对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东吴有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巧就巧在王濬的小名就是阿童，这也算是羊祜活用社会舆论来改变司马炎的认知，但是做事做全套，童谣只对上了一半，为了对上下半段，司马炎将王濬的军号升为龙骧将军。  公元279年筹划多年的伐吴终于付诸行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晋灭吴那是手到擒来，但显然晋朝内部并不这么认为，坚定的伐吴小团第在羊祜死后只有任度支尚书的张华、监梁益诸军事的王濬、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杜预以及司马炎本人。而他们朝堂上的对手则是以扶助司马家上位的第一功臣贾充为代表的一众亲贵。双方的意见直到后来王濬兵临建业的时候都没有调和。而这恰恰是因为司马炎在派系间进行制衡。 随着前期的行军结束，晋军沿长江在数千里的战线上全面展开攻击。 在东线是徐州都督、琅邪王司马伷率数万人渡过淮河进攻东吴在建业对岸的江北地区。 在中线则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安东将军、扬州都督王浑率军十余万自寿春进攻寻阳，280年正月江西几乎尽数归于晋军。 另一路则是豫州刺史、建威将军王戎翻越大别山迅速攻克江夏，隔着长江威胁吴国旧都武昌。 而坚定的主战派武帝的妹婿杜预则率领荆州诸军大举进攻江陵，但是由于水军的缺失，没有取得东侧晋军在陆地上的战绩。  而晋军最大的惊喜来自于王濬，280年正月，龙骧将军王濬为主帅，唐彬为监军从成都率军东进。吴国的建平太守吾彦首先就给了踌躇满志的王濬一个下马威，唐彬带领的前军围攻建平不克，王濬只好绕过建平进攻丹阳，但是吾彦早就在江中布好了铁锁。为了对付铁索横江，王濬派出了他的蛙人部队，与竹筏一起在前面探路，找到异物就用火炬麻油烧熔铁锁，于是晋军顺利越过建平抵达丹阳，一天时间就克城继续东进，又不到两天就攻破了数年前羊祜救援不及的西陵。二月初五王濬继续进克荆门、夷道两城，沿着长江直抵江陵。 按照晋武帝的既定安排，王濬一到达江陵就需要接受杜预的节度，但是杜预却抛弃了这个兼并王濬舰队坐拥灭吴首功的机会，他认为王濬能从三峡到江陵，除了建平一役，临战必克，早已战功斐然，何况自己刚任职荆州一年，而王濬经营益州谋划伐吴已有八年之久，因此他从大局出发仍然保持了王濬军的独立性。为了使王濬安心，杜预甚至亲自写信给他鼓励他沿江而下成就旷世奇功。 王濬自然对此大为感激，二月初八，水军围攻东吴长江水军基地乐乡，全数歼灭东吴在长江中段的水上力量，东吴败军从上游败退时杜预预先埋伏在城外的军队借机混入败军进入了乐乡城中，当王濬的舰队抵达就里应外合，一举攻克了这座要塞。就此长江中段的制江权彻底被晋军掌握，屡攻不克的重镇江陵也在困守了九天之后被顺利攻陷。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作为伐吴总指挥的贾充然制造许多不利的言论，甚至建议诛杀张华以谢天下。由于开战初期江陵、武昌等就久战不克，东线虽然横扫江北，却一则畏惧开罪贾充，二则由于水上力量有限畏惧东吴在江面上的优势而不敢渡江，战争似乎一眼望不到结束的期限，也正是这种环境为贾充的论调制造了滋生的土壤。 但是乐乡、江陵相继攻陷的消息又稳固了司马炎的信心，诏令进王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梁益诸军事，撤销了原来因为担心王濬手握晋朝最强大水上力量图谋不轨而设置的唐彬舰队并将其划入王濬麾下，为了继续充实王濬的力量又将杜预划拨一万人编入长江舟师。  二月十八日，壮大后的王濬军与胡奋、王戎所部共同进攻武昌，二月下旬，武昌攻陷，王濬唐彬率八万余人继续顺流直下，而杜预无意争功，司马炎就顺了他的心，让他留在了荆州对新征服的区域进行安顿善后。 但即使形势已经如此利己，贾充仍坚持认为应该见好就收的论断，他认为因为马上就要进入长江的汛期，首先长江涨水会提高晋军的作战难度，曹丕的龙船就在汛期被吹向长江南岸，差点一个人就去闯了吴军大营；其次一旦进入夏季，炎热潮湿的南方将会使北军难以适应。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杜预远在上游，战事集中在下游，参与的将领主要是司马伷、王浑所部，这种朝堂上的舆论更加使得还未渡江的两人更加坚定了观望的态度。而两人之中，王浑的军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因此朝堂上贾充和张华的争执在前线演化成了王浑和王濬的分歧。 就在王濬军队直趋建业的时候，一道诏书又让伐吴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诏书写道至秣陵，受王浑的节度。但是这里有诸多的疑点，首先是实现条件，从诏书要求至秣陵，那么至少要两军到达至秣陵即建业，而王浑不渡江两军就不能在一起，这个节度是否还成立。而这份诏书应该是王濬攻克武昌后发出的，不过王濬军在后期进展神速，与江北取得联系的可能较小。 那么很显然在王濬到达建业前，王濬对于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虽然王浑的使者也曾经前往王濬船上，请他前往江北共商后面的计划。但是王濬以吴水军在三山集结，应该一鼓作气，击败东吴仅剩的军事力量为理由并没有停留在牛渚赴约而是径直驶向三山江面，一万吴军显然不是屡战屡胜的王濬军的对手。 三月十五日，吴主孙皓在兵临城下的压力之下，率领众大臣出城向王濬投降。司马炎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王濬虽然不负众望完成了平吴大业，但是王浑和王濬的争执却没有终止，反而愈演愈烈。三月十六日，司马炎再次下诏重申了王浑对王濬军的节制，而就在同一天，王浑大军渡江进入建业，显然王浑军也有足够的船队进行渡江作业，先前的犹豫更多是对贾充的呼应。 深怕建业城内的王浑、王濬重演钟会、邓艾两人惨剧的司马炎只好召两人回京，王濬显然在朝堂上没有多大影响力，甚至被群臣以不服指挥要求论罪。因为武帝的坚持和平定东吴的首功才免罪获得了封赏。 纵观平吴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人司马伷是宗室、贾充是太子岳父、王浑的儿子是武帝姐姐的丈夫、王戎的家族与太子妃贾南风有着远房的亲戚关系、胡奋是皇帝的岳丈，只有王濬跟司马炎没有半点亲戚关系。但是他偏偏掌握了平吴诸军中最强大的水上力量。 正是这支水军击败了吴国舰队掌握了制江权，才使得战事顺利进行。虽然羊祜的保荐奠定了信任基础，但是司马家得位不正使得司马炎从来没有放下过对边疆大帅的怀疑，而当这个边帅还深耕地方八年之久、拥有强大军事力量还和皇家没有半点关系是，这种猜忌无疑会更加严重。 为此司马炎只得通过人事安排实现互相的制衡，他在王濬麾下按插了一个不受节制的唐彬以监视其行为。随着战事的推演，他将王濬安排到了杜预军下，杜预无意争功，他又将王濬安排给了王浑。而贾充之所以能够不断制造反战意见也是源于司马炎希望在朝堂上制造对立，给主战派和反战派都找一个对手，相互监视，避免又一个司马懿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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