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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老师是我非常尊崇的语文名师，十多年来，一直读她的文章，看她的视频，学她的教学艺术，并在多场讲座中，将她的精彩故事当作主要案例。写这篇小文，未与王君老师沟通，若有不当之处，期待得到王老师的批评指正。 法应“融”情，不可“容”情 ——试论法与情的关系兼与王君老师商榷 山东省平原县蓝天实验学校 袁建国 近来偶读某杂志，发现了一组名师王君与名班主任李迪关于学生管理中“法”与“情”的关系的讨论，王君老师认为“‘法要容情’才是教育”，李迪老师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法不容情人有情’才是教育”，王君老师再次撰文论述教育中“法”与“情”的关系，认为“教育的底线是深不可测的”，两人你来我往，争得不可开交。对于教育中的“法”与“情”，笔者有自己的观点，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什么是教育？古今中外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对于法与情的关系，却鲜有提及。笔者以为，一方面，情是法的前提，法是情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法又是情的基础，情是法的辅助形式。至高境界的教育应该是法情合一，是“情——法——情”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说，施教者应该在“情”的基础上定“法”，再以“情”来施“法”。 以“情”施“法”可以“融”入教师的情，但绝不能“容”情。“融”是和谐之意，并不违“法”；而“容”是宽恕之意，暗含许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成为“枉法”的借口，这也是我与王君老师观点相悖之处。 王君老师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引述了三个案例。 一是苏霍姆林斯基看到幼儿园一个4岁的女孩在花房里摘花，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你能告诉我吗？”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校园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可她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奶奶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听了小女孩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于是，他牵着小女孩，从花房里摘了两朵玫瑰花，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第二个是王君老师的校长的事例。期末考试之后，明同学（年级挺淘气挺顽劣的孩子之一）找到他的语文老师，要求作文加分。原因是他期末考试的作文分数比期中考试还低。而他自己觉得，他后半学期学习很努力，作文字数也比期中多，可是分数反而比期中还少，他觉得不公平，便不依不饶，将官司从他的语文老师打到备课组长、教研组长、学生处主任，最后干脆就闯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跟那个孩子谈了一会儿，最后拍板“酬情加分”。 第三个事例是王君老师自己的故事。她小学四年级时，是老师顶顶信任的大队干部，负责管理班费，总数目大概有十来块钱。但她没有抵挡住零食的诱惑，花去大部分班费买了零食。班主任催要班费的时候，她傻眼了。但奇怪的是班主任追问了两次之后，便好像忘记了一般，再也没有提起。她一边暗自庆幸，一边绞尽脑汁想办法赶快弥补这亏空，便偷偷地加入了拾荒队伍，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挣够了钱，把钱交给了班主任。 第一个事例的不当之处在于，4岁的小女孩显然不可能知道不能摘花的“法”，对一个不知道“法”的受教育者施法，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如果遇到一个中学生摘花，苏霍姆林斯基还会用这样的方法吗？应该不会。第二个事例，校长给学生加分，恰恰说明校长是位智者，并没有违反什么“法”，因此也不能作为“法应容情”例证。至于王君老师“挪用公款”的案例，也不可能违反班纪班规，因为班纪班规不可能对“挪用公款”作出规定。既然没有违反班纪班规，那位老师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教育智慧灵活处理。 表面上看，因“情”违“法”有千万个理由，但所谓的理由，仅是对乱“法”者的“情”，而对于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则是冷酷无情，是不负责任。 王君老师关于豪的案例（因为太长，不再引述）便是对全班同学“无情”的表现。以小“情”换大“情”，孰是孰非，不辨自明。 反观一些教育大家，虽然都是情系学生，但对于维护班纪班规的尊严来说，都是铁面无私的。 魏书生老师的班纪班规非常严格，只要学生违反，便写说明书，或完成自己的承诺，从不妥协。 以“55条班规”著称的美国明星教师罗恩·克拉克就是班规的捍卫者。他的学生违反了班规，他会毫不留情的处罚学生，或被罚与老师一起吃午饭，或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或取消他们外出旅行的资格等。 获得“全美最佳教师奖”的雷夫·艾斯奎斯也是班规的捍卫者。他对违反班规者，也采用类似的处罚措施。 这样的处罚，表面是“无情”，实际是大爱的表现。 至于对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论的理解，我亦与王君老师观点不同。科尔伯格强调道德发展是认知发展的一部分，强调道德判断同逻辑思维能力有关，强调社会环境对道德发展有着巨大的刺激作用。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学生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社会环境的良性刺激，而不是教师一厢情愿的“拔苗助长”，更不是教师因“情”违“法”的负面影响。而王君老师却将自己“纵容”豪的行为说成是“从‘前习俗水平’向‘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进发”，实乃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法应“融”情，而决不能“容”情，教育者应该努力做到法情合一，这才是教育的至高境界。 （注：本文发表在2018年7、8期《山东教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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