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家平台创作大赛】清明祭 || 小河湾湾

作家平台 20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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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十几年前过世，家住北京石景山的二姐两口，在离家不算远的荒山上，选择了一块空地，把骨灰埋在了那里。

老人家出身小康之家，30多岁丧夫，再嫁一个摇煤球的手艺人，先后育有6个子女。建国初期，为养活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位倔强的小脚女人，在建筑工地当力工、替奶牛场割青草、为供销社纺线线、卖冰果、纳鞋底……，在难以想象的艰难中，供孩子念初中、中专，有的上了大学，直到各自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在世时，她如同一块磁石，住到哪里，就把孩子们吸引到哪里。一到节假日，大家把好吃的带着，去她跟前说啊、唱啊，十来岁的儿子看到姥姥，先去抚摸她的脸颊，再剥开香蕉，让她吃第一口，把老人哄得笑咪咪的。去世后，这块磁石埋在那个山坡上，每到清明，各家各户，扶老携幼，从京城四面八方赶到此地，一是祭奠老人；二是大家见见面、叙叙家常里短，再到饭店啜一顿。除去过大年，这已经成为家族团聚的另一次盛会。老太太依然是联系骨肉亲情的一条温馨纽带。

冬去春来，又到清明，妻子去澳洲看儿子不在家，作为老太太的三女婿，理所当然要去参加扫墓。我到的比较晚，和大舅哥夫妇最后一拨儿上山，一路攀登，随处可见色彩斑斓的花圈和白色黄色的纸钱，以及崖下坡上累累的新坟。盘旋迂回，踏过石乱沙流的小道，拨开缠绕的荆条和山枣的芒刺，在一处僻静的坡脚下，找到岳母的坟茔。这里，山杏飘着粉色的花雨，桧柏洒下暗绿的阴凉，坟上堆砌着历年扫墓时大家捡来的斑驳石块。坟头已摆满纸钱、冥币、供果，还看到重外孙女李逸手写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用彩笔和拉丁拼音文字写着：“寄给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我爱您，祝您在那边生活快乐！”我折了一支杏花插在石头缝隙中间，大舅哥带来一瓶二锅头，浇在坟墓四周。我们无言的伫立着。

“二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别家坟上飘白纸，我家坟上冷清清……”从山坳那边飘过来一缕如泣如诉的歌声，伴随着地上升腾的酒气，使我微醺如醉。那忧伤的旋律，负载着我的心飞向遥远的过去……

我想起自己的生身父母。

老家住在辽宁新民一个叫谢长岗的屯子，祖上是从山东逃荒挑着担子走过来的难民。经几代人惨淡经营，到父亲那一辈，兄弟8人，40多口、拥有几十天土地，成为远近知名的庄稼大院，“9·18”事变前后，遭胡子绑票、抢劫，家道破落，于是大家变成许多小家。父亲是出身于这个农家院的两个读书人之一，号称“七先生，八学生”。“七先生”是我父亲，排行老七，名庆增，靠我姥姥私房钱接济，和连续考取头三名的奖学金，读完初中高中和沈阳英语专科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外国语学院）。他的英语很棒，家里有很多精装的英语原版书，如《红与黑》、《威尼斯商人》、《基督山伯爵》等，还翻译出版过一本《格列佛游记》。东北沦陷后，他不甘心为伪政权工作，曾自办新民职业学校当校长，招收聋哑人，学习织线毯、编柳条包等技术。还在辽阳师范教英语，去邮局当职员。“八学生”是八叔，排行老八，名庆藩，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军学兵队做党的工作，后去延安抗大学习，日本投降后，是我党的第一任辽阳县长，1947年于敌我斗争中牺牲。当地建有烈士纪念塔。

父亲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日伪统治时，我们兄弟还未成年，他就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在长春（伪满叫新京）念小学二年级时，一个叫“山中井”的日本商场开业，给顾客发放气球和满州小国旗。我和同学跑去领一个拿回家，父亲下班看到，厉声说：“这是谁拿来的？亡国奴没当够哇！”一脚踩破气球，把小旗揉成一团扔在火炉里，我哭了。母亲说：“跟孩子治什么气？你成天气鼓鼓的又能咋样？打掉门牙还不得往肚子里咽啊。”父亲像挨了一记闷棍，跌坐在椅子上，沉重的叹了一口气。那时候，我家墙上悬挂一幅文天祥《正气歌》节录的碑拓，其中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至今还熟记在心。父亲曾在吉林省舒兰县一个叫四家房的小镇邮局工作，那里靠近东部山区，夏日傍晚，经常有人来我家神聊，还记得来人讲过一个人参娃娃的故事，当地管人参叫“棒槌”，说是百年棒槌受日精月华的照射，能变成穿红兜肚的娃娃到处游走。有一次，这个娃娃被挖山参的人们追赶得走投无路，被山里一位善良老人搭救，后来娃娃和老人成了朋友，老人双目失明，娃娃用舌头舔了他的眼睛，老人重见光明，还能夜视，后来老人活了一百多岁。还讲过抗联的故事，说是附近山沟沟里就有抗联，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吃的草根树皮，专门打鬼子。几个月前，有两个抗联战士下山来找吃的，被鬼子逮住，把头颅悬挂在旗杆上……说到这里大家都面面相觑，压抑得很，妈妈抹着眼泪说：“鬼子真不是人！”，长连鬓胡子的张木匠说：“这个仇早晚得报。”爸爸一声没吱，硬是把一根新铅笔折断了。他还向我们展示过一个剪纸方法，他把一张方纸折叠好，用剪刀剪几下，打开来竟出现“日德意完”几个符号和字形，让人感到十分奇妙，爸爸说：“这是天意！”

父亲是严厉的，他很少和我们说笑或玩耍。他要求我学好算数，可我却喜欢国文；他反对看武侠小说，我却不断的偷看，因此罚我下跪。但是，他也有温存的时候，心情好就吹箫、弹月琴、诵读英语诗歌，给我们讲苏武牧羊、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还给我和哥哥用毛笔各写一张座右铭，贴在睡觉的地方，给我写的有五条，其中之一是“要早睡早起”，可我却喜欢沤被窝，爸爸就让哥哥把手伸进被窝膈肌我，揭我的老营，弄得我蜷起光身子大笑不止。父亲还把糖球放在窗台上，奖励我们早早起来去拿。可每次都是哥哥先得。后起的我，总是从哥哥那里把糖球赖过来。

更多时候，父亲是不开心的，国破家危的忧思让他活得很累，在吉林邮局工作时，曾两次和局内日本人吵架，回家后气得心口疼，是母亲一再追问才说出来的，全家人都为他担忧。这种生活终于走到了极限，1942年早春的一天，他上班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又和鬼子冲突，心脏病突发，倒在邮局的办公桌上。我从课堂上被人叫出，在医院病床上看到父亲，他安详的睡在那里，脸颊黄黄的，我去和他贴脸、拥抱，那种凉凉的感觉让我永生也忘不掉。那年父亲才39岁，我13岁。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日本侵略者投降。

叶落要归根，不能流落他乡做孤魂野鬼啊！在亲朋帮助下，母亲竭尽所能，把父亲的灵柩从吉林运回辽西老家，安葬在祖坟里。那年母亲也才40岁，可怜她拉扯着四个孩子，开始了漫长、苦难的求生之路。

母亲叫秦迎村，满族血统，娘家住在新民县金家窝堡。父母结合是经媒人介绍的，细节没听说过。只知道1930年大批胡子打窑攻进我家，母亲抱着一岁的我，从后园子水沟逃出，跑回娘家，后来去了新民县父亲那里。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爱淌“哈拉子”（口水），家住”公发胡同”，人家问我就说：“根嘎胡同“。妈妈教我说话，是从猜谜开始的,如“一棵树，长俩梨，小孩看着直着急。”、“麻房子，红帐子,里头住个白胖子。”等等。四五岁时，妈妈为我捉了一只带黄嘴丫的小麻雀，放在纸盒里，我喜欢得不得了。邻居家的阿姨带她的孩子要看麻雀，我不愿意，但那阿姨替她孩子说情，并打开盒盖，麻雀飞了，我大哭起来，阿姨说，她一定再捉一只还我。我每天都在盼着，但是她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从此，对大人的话就不太相信了，这是我平生记住的第一件事。我七岁时，又添了个三弟，他爱哭，妈妈就叫他“小乐”，爸爸在房梁上拴几条绳子吊起一个“悠车”（摇篮），母亲推着它，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哼着自编的摇篮曲，那飘逸的旋律，像一张神奇的大网，笼罩着弟弟,也笼罩着我，让身心感到安全，朦朦胧胧的要睡。四五口之家，全靠母亲操持家务，除了父亲，我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孩子要打扮得整齐、干净，衣服得补来补去，尤其是膝盖和后屁户，一年还要做十来双夹鞋和棉鞋，她每年都要按照我们长大的脚画出新鞋样。做鞋有许多道工序，比如鞋底，要先用旧布一层层打成格布，用五六层格布码成鞋底，然后用线麻绳密密实实的捺成几百个小疙瘩，这样才能抗磨。然后，还要做鞋帮，把帮和底缝合，用鞋楦楦起来。拆洗被褥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那时候没有被罩、床单，被褥全要拆下来浆洗，用棒槌垫在平整的石墩上槌过，要槌到“苍蝇上来劈腿”那样光滑。古代就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描写，一到拆洗被褥的季节，每逢傍晚，那棒槌敲击衣物的声音，时断时续、时紧时慢、此起彼伏、远近呼应，再配上风吹树叶和小卖的吆喝声，是我童年记忆最动听、最美妙的音乐。那时候，做饭、取暖烧的是柴、煤，吃水要到胡同的公用水龙头去提，脏水要倒在街上的下水道里……做一个家庭主妇真是不容易。但母亲却很快乐、很满足。

父亲突然去世，使这个家庭一下子坠入深渊。那时候，东北物资已经被鬼子搜刮殆尽，母亲没文化，没工作，没收入，要抚养四个孩子，可以想象过的是什么日子。记得我家凭“通帐”（粮食本）每周只能购买几斤混合面（橡实、玉米棒磨的粉），加上妈妈拾来的菜帮子，每天喝两次照见人影的稀粥。那种饥饿感觉抓心挠肝，看见别人拿块窝头，恨不得夺过来囫囵个吞下去。直到1946年冬，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哥哥和两个弟弟不得不逃回辽西老家去投亲。我因为和哥哥的同学刘瑞藩常联系，他是长春大学的地下党员，答应带我去解放区，我坚持留下来，1948年三月吉林解放，我经老干部魏东明介绍，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吉林东北大学。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母子断了联系，后来得知，哥哥在沈阳铁路找到工作，三弟去兄嫂处念书，母亲和四弟土改分到一点土地，并在村西盖了一幢土房，勉强度日。1952年夏，家乡的绕阳河泛滥，平房泡倒，母、弟在四面是水的房盖上住了一个多月，过的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受尽蚊虫叮咬的日子。

幸好此前我抽调到东北局办公厅工作，在组织关照下，得以把母亲、弟弟接来沈阳，住在有煤气、暖气、上下水道的机关宿舍里。此后五年，母亲算是过上温饱的生活，有时还能到机关礼堂看看电影。凭心而论，母亲和两个弟弟能过上几年不愁吃穿的宁静生活，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照顾。我只是每月把有限的工资交给母亲，认为这是自己不能不尽的义务，而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抱怨情绪，认为“背着家庭包袱干革命，影响进步”。缺少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反哺之义。整天和同事在一起，上机关食堂吃饭，很少和母亲唠唠家常、嘘寒问暖，或给她过过生日什么的。

我本衣食无着的穷学生，有幸进入东北大学，既闯过了温饱一关，也初步解决了理论认识上的诸多问题，思想和专业进步都比较快，大学没毕业，就被选拔到东北最高领导机关去工作。大区撤销后，分配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做中层领导，旋即提拔为编委会委员，成为全台的领导成员。1957年先整风，后“反右”，我负责全省的“反右”广播新闻宣传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扩大化，不可避免的被打成“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等最严厉的处分。这是母亲平生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事情发生后，离家之前，我们母子俩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是咱家的一杆大旗，你倒了，咱家就完了！”

我无言……

“你老实老实巴交的、心眼也不坏，也不知道犯了啥错？共产党对咱家有恩，可不能干丧良心的勾当啊！”

“我算什么？反得了党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天由命吧，只是，今后顾不上你们了。.”

“最揪心的是你，光棍子一个人，妈要是没了，谁心疼你呀！”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妈妈的话让我泪如泉涌。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沈阳母亲身边。她还住在辽宁省委机关宿舍，只是从原来的大房子换成一间7平米的小房子。三弟念长春地质学院，靠勤工俭学。四弟念中专，受我株连，毕业不给分配工作，呆在家里。我，一个没有“摘帽”的“右派”，人家躲还躲不及，找工作更是屡遭白眼。三口人就是靠母亲给别人看小孩每月15元收入维持生计。妈妈穿一件左襟的蓝布褂子，已经洗得一块块发白，同现下做旧的牛仔裤相似，在褂子里面缝了一个挎兜，用一个旧手绢，把家里仅有的钱包起来，揣在挎兜里。每月得到佣金之后，她就坐在床上，把钱全掏出来，领粮、房租、煤气、水电、青菜、油盐、肥皂……各花多少，一笔一笔的算来算去，算得愁云满面。

母亲给人家看孩子尽职尽责，孩子妈妈看她可怜，有时给她一斤粮票、二两肉票什么的。她看到我郁闷，又知道我爱吃饺子，就想尽办法包几十个饺子，煮熟后让弟弟和我吃，她坐在一旁看，叨咕着：“你们先吃，我不忙，锅里还有呢！锅里还有呢！”等吃完，我到厨房去看，锅里哪还有一个饺子呀？剩下的是半锅清清的饺子汤。让我惭愧的事还有呢，一天我出去闲逛，在中山公园外边捡到一毛钱，想到这钱能买两颗大白菜，够娘仨吃几顿的，心里特高兴。可走着走着就饿了，禁不住路旁饭菜香味的诱惑，竟走进一家小饭馆，花六分钱要了一碗白菜豆腐汤，花四分钱要了一碗米饭，结果一毛钱花光了。回到家感到没脸说这件事。最让人不安的是，在派出所里我是挂了号的，规定每周要去汇报，还要在居民委范围扫大街。不时，还有头戴大盖帽身穿警服的人光顾我家，调查我每天都在干些什么，训诫我要老老实实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我并不害怕警察，我最害怕的是，看到母亲被吓得颓碎在墙角那副可怜样子，简直撕碎了我的心。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决定离开这个家，儿子做的事，别让母亲跟着受罪啊，光棍一条，愿意咋的就咋的吧。最不应该的是，我又从母亲那里要了她仅有的40块钱，在沈阳铁西一个大杂院里买了一间煤棚子，收拾一下，把户口迁出，搬了过去，这个地点谁也没告诉。幸好，街道介绍我到一个翻砂厂作临时工，一干就是5年，其间，正值“文革”，在厂门口挂牌子请过罪、挨过多次皮鞭和暴打、住过“牛棚”，最后被遣送下乡。在农村种地、放牛、养鸡，因一个人生活太困难，跑出去，在苏家屯、马三家、辽阳等地的小工厂搞翻砂。这期间，曾几次去看望母亲，从没有对她说过我的经历。母亲已经70多岁，她明显的老了，一头大波浪的天然卷发，变得灰白、杂乱，大大的眼睛，目光呆滞、晶体浑浊，眼袋很大，牙快掉光了，但仍然难掩她那慈眉善目和年轻时美好的轮廓。我睡在母亲身边的一夜，她讲了我童年许多可乐的事情，讲得自己都笑了，可后来却呜咽着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家也没有，到处溜人家房檐，像个要饭花子似的……，妈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母亲这辈子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她做在前，吃在后，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没到哪里去游玩过。父亲早亡，儿子出事，使她陷入漫漫长夜。终于，她74岁那年春天，在住处附近，两眼发黑，半身瘫痪，倒在地上，家中无人，是邻居把她送回家的。母亲从此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吃饭要人喂，大小便要人帮助。她有四个儿子，老大在天津铁路工作，五口之家，房子很小，嫂子和婆婆过去有些不对付，母亲不能去那里。老三在沈阳地质部门工作，妻子在税务局，两个孩子，也因工作忙，孩子小，无法照顾。老四独身，刚刚找个街道小厂当学徒工，让他伺候老人也办不到。老二是我，一个“戴罪之身 ”，居无定所，母亲病后正在照料她，长期下去也不行。就当时环境，不管让谁挑起这个担子，都是很难坚持的。或许是老三想的主意并做了沟通，最后把母亲送到了新民县大红旗的三姨家，又过了两个月，母亲在三姨家去世，棺木埋在无人管理的林带里。因为我的身份，这些事都没有让我参与，我没有看到她最后一面。

如今，父亲过世已经70年，他的灵柩埋在长岗子老家祖坟上。1973年春，一个姓尹的五七战士，带领几个知青，把谢家百年祖坟给刨平了，包括父亲的坟茔。当时，我正在生产队劳动，可怜我作为父亲的亲儿子，却不能去现场捡拾遗骨，只看见有人抬回还没有腐朽的棺材板档猪圈。母亲也已过世40年，大哥、三弟也先后走了，四弟也病得不轻，已经无从知道母亲去世前后的细节，也没有人能和我谈论她生前的故事。三姨也早就去世，和她共同生活的女儿、女婿已迁居城市，妈妈的坟墓或许已经消失在荒烟蔓草中了吧！

又是清明，花雨伴泪雨纷飞，情长的儿女们都涌向墓地陵园，去追思和祭奠逝去的亲人。可我能到哪里去呢？乡关咫尺，雾障云遮，一想起自己的双亲，尤其是母亲，心中溢满了难言的愧疚之情。我真的是一个不孝之子啊！生前不能让她衣食无忧、安度岁月，带给她的却是屈辱和磨难。得了病，既不能亲持茶饭，又没有为她寻医问药，最后只能把她托付到异地亲戚家里。她走了，是由别人替代，埋骨荒郊的。一想到此情此景，我就冷汗涔涔，羞愧得无地自容。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悲剧又是如何产生的？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我这里。是由于我“出了事”，才给亲人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形成这么深远的影响。姑且作一个假设吧，当初要是不发生这些意外，母亲的后半生不会这样悲凉，她会生活得平安幸福，终其天年的；弟弟也不会因为受株连，找不到工作而影响一生的前程；而我，也会正常工作和生活下去，为社会做更多的奉献……。但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发生的事情覆水难收，生命永远没有回头路，它将愈行愈远，我的愧疚也将化作永恒。

其实，事情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并不是由于背叛了谁，也并非做错了什么事。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进行纠正的时候，已经是20年之后，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此时此刻，我深深理解苏轼在遭遇乌台诗案的冤狱后，被贬到湖北，在《黄州寒食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心情。

值此古老的节日，没有鲜花，也没有纸钱，只有我心中泪飞如雨，化作这些笨拙的文字，谨以此祭奠我远在天国的父亲和母亲。

2012年4月清明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