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复观先生 徐复观先生，湖北浠水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典范，新儒家第二代杰出人物。早年投身军界，参与娘子关战役与武汉保卫战。因颖悟非常识辨绝伦，进身政界，并与国共决策人物往来甚密。后拜于熊十力先生门下，归本儒家思想，绝缘军政事务，宏志力行学术救国之信念。徐先生治学育人，桃李满门；针砭时政，影响社会；一本民族深情，忧乐病患，笔耕不辍。其不朽著作，尤以政治视野、历史眼光、现实观察深探中国学术思想，为后世学人不可多得之案头书籍。 （本文敬选摘编于《我看大学的中文系》，原刊发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东风》第二卷第七期。现收录于《青年与教育》。  大学的中文系要有价值，必须中国文化有价值。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我们年来正在做若干探讨的工作。探讨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有历史的价值，并且也有现代的价值。但许多人，甚至许多在中文系教书的人，却认为并没有价值，这便须把话从头说起，已经是不容易长话短说的。再则纵使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若由此而便说中文系有价值，我依然是于心不忍。因为许多中文系，只有“告朔之饩羊”的意义，很少有学术上、文化上的意义。这便更不容易动笔了。不过，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办得好不好，是一个问题，中文系本身有无价值，又是另一问题，二者不应混为一谈。所以那篇文章不曾写，有时还觉得于心耿耿。及我读到梁先生的大文，稍为松一口气，因为我想说的许多话，梁先生居然在一篇短文中说出来了。现在东风社的学生要我为梁先生的文章添点注脚，只好在这里再简单地提出三点。 第一，我应首先提出一个大逆不道的主张，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当张之洞提出这两句话以调和中西文化冲突时，成为当时很有力的文化口号。及到了民国初年，开始有人认为西方文化，自有其体与用，而且体、用是不可分的。以中国文化之体，接上西洋文化之用，不论没有方法接得上去，即使勉强接上去，也是非驴非马的东西。自从此论一出，这两句话便成为反中国文化的人们打击敌人的神秘武器，只要说敌人是中体西用论者，便不再需要任何理由，而即宣布了敌人的死刑。其实，这是一般人不能用思考所表现出的、非常可笑的说法。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知识科学的系统，这是无颜色的世界性的文化。二是价值的系统，这是有颜色的（有态度、有倾向等），是世界性而又同时是民族性的。文化两个系统的文化，密切相关，而又互相影响。但大体上说，知识系统的文化，是价值系统文化完成自己的工具、手段；而价值系统的文化，则是知识系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主宰。张之洞所说的“中学”，实际系指在我们中国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系统的文化而言。他所说的“西学”，实际是指西方近三百年来所成就的科学、技术，即知识系统的文化而言。假定是如此，则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是学问的全体，到了近代，却可以说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印度则是以印度教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各回教国家，则是以回教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苏俄，则是以共产主义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然则中国有由五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价值系统的文化，为什么不可以中学为体，西学（科学、知识）为用呢？近代的欧洲，并非去掉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而始产生科学；苏俄、印度及诸回教国家，并不要以欧洲文化之体为体，而一样可以接受科学。然则中国若不应，也不能全盘西化，则只有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并以之作为发展文化的指针。假定指知识活动时的精神状态为体，知识活动的成果为用，因而认为体、用不可分，这是当然的。但知识活动的精神状态，与价值活动的精神状态，同时具备于每一人之身，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作相互的转换。一个人，可以从教堂走到实验室，为什么又不可以从祠堂、庙宇走进实验室？大家应养成好学深思的习惯，不可被浮浅之徒所喊的口号吓唬住。由此，你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梁先生所说的中文系是大学中的第一系，也同于英文系是英国大学中居于第一系的意义。没有中文系的大学，是没有中国人的灵魂的大学。这类的大学，只有在文化意识最没落的时候才会出现。  第二，我再强调，今日研究中国文化，较研究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远为困难；但个人收效，却较研究西方人文科学的为容易。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两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除了古典或半古典的东西以外，几乎找不出一部可以诱导青年了解中国文化的现代著作。许多青年不满意中国文化，这是我们老一辈的不负责任，在学问上太无成就之过，而不是青年之过。所以今日研究中国文化，较之研究西方文化，每一门学问，都建立有可靠的基础的，要困难得多。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只要摸到了门径，下三五年工夫，便能提出新的贡献，在学术上可以站了起来。因为从现代学术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还是原料而不是制成品。把原料作成制成品，比以新制成品去压倒旧制成品要容易得多。不过，要达到此一目的，应养成思考、判断的能力，要多作比较的研究。这除了要先精读几部中国古典，而不可一知半解地浏览以外，还要彻底弄通一种外国语言，切实读点西方的古典，并不断与时代有关的思想保持接触。在西方典籍的阅读中，培养治学的方法；在西方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中，反映出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贡献。这在东海大学的中文系，能向这一方面走的可能性较大。从进大学起，按部就班，不躁不怠努力十年，应当可以奠定学问的基础。即使受到什么障碍，乃至职业上的分心，到三十五六岁时，也应当能站了起来，大约到了四十岁左右，便可以对国家、对人类，开始有贡献。并且我可以断言，假定中国今后能出现伟大的人物，不论是属于人文哪一方面的，他一定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村学究不会变成伟大人物，但我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出现假洋人（只懂点西方的，而不懂中国的，完全抹煞中国的，我方便称之为假洋人，决不含有轻蔑之意）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史学家、大哲学家。从“中体西用”中产生的伟大人物，在世界上也将是第一流的人物，有如孙中山先生。假洋人最大的成就，在世界上也不过是二三流以下的。我的理由很简单，有如植物一样，一定要先生下根，才能向上生长，不生根或根生得太浅的东西，其生长力也就有限。在人文方面，任何国的学人，只能生根在他本国的文化土壤里面。所以我初来东海大学时，看到资质好的学生，就想劝他住中文系，即是基于上述的观点。  第三，上面主要是从学术成就的立场来看中文系。但学术上的成就，多少要靠点天资和机会。然则天资不够、机会不好的人，住进中文系，不一定在学术上有大成就，那又将如何呢？西方各国大学中对古典的学习，主要在于得到人文的教养。因此，中文系的学生在道理上说，每一个人，都应当能成为最有教养之人。只要能把古典中的道理，验之于社会生活，验之于自己生活，因而得所启发，有所信守，则纵然在学术上没有大的成就，但以人文的教养从事于社会任何工作，尤其是从事于教育工作，其影响所及，实在可以形成一个国家里面的精神支柱。国家的兴衰强弱，常随此种支柱的有、无、大、小为转移。这一点，是每一位大、中、小的国文先生所应有的觉悟。中文系的学生，只求为社会服务，不必求为社会的领袖。但一个人的教养的积累，久而久之，很可能自然形成社会各阶层的领袖。并且只有这种有教养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领袖，才是社会之福。这是任何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做得到的。 为学首须立志。今日中文系的学生，在现时风气之下，尤须能立志、能有恒、能有远见。假定一个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变成为零余的存在，我敢断言，这不是中文系害了他，而是他无志气、无恒心、无毅力害了他。这种人，住什么系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不过，中文系的学生，若是和现时的若干人一样，假“民族文化”之名，行罔世诬民之实，这便是断送国命，罪通于天。所有中文系的学生，当引此为大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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