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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回忆张芝联先生:把意境深远的话说得风韵疏淡

 芸斋窗下 2020-08-13


    他带走了一段九十年的历史,带走了北大最令人心醉的一幅风景。

  ——忆张芝联先生

  罗志田                   

  人过中年,告别的情景就多起来。过去的两年,尤其是个告别的年代。

  张芝联先生,是北大历史系太老师一辈中我惟一熟悉的一位。前年驾归道山,屈指算来,没几天就是两周年了。

  现在特别后悔的是,到北京这些年,尚未拜谒过芝联先生。这也不全是不懂事,而是事出有因。我是“非典”出现那年的年初到北大的,如果不是消息知道得滞后,或许就不会到京工作了(川大是我的母校,待我极厚。当初因公事上与校领导产生歧异,不得不引咎辞职。若知“非典”在北京肆虐,自然不会马上动身。而不久校领导就换届了,新“领导班子”对学术的态度与前不同,很可能就没有走的必要了)。我到京没几天,公众对于“非典”就从不知情到知情。消息一公布,人与人的当面交往乃成为忌讳,所以从父执到长辈到朋友,全都未敢打扰。

  好几个月后,禁忌解除了,事情也多起来。迁徙之初,谒长辈拜师友乃人之常情,一般人多会将此排入日程。时过境迁,渐入常规工作程序,拜客便从常事转变为非常之事了。如今我这年龄层的人,始终很忙,总是在赶做已经逾期的事。有人曾说我手快,其实也多靠积累。即使这样,经常还是赶工不及。结果,连在北大及附近的父执,均未曾请安。失礼之至!其余老师亲友等,大部分也都只是电话问候而已。有些很敬重的前辈,以前恐怕找机会也要去请益,如今所居近在咫尺,竟也未曾拜谒请教。

  以芝联先生的年辈,本是到北大应当最先拜谒请安的,自然也因“非典”而延后。事情一拖,往往就会再拖;总以为还有机会,终于淡化到没有机会。这一点,要经历了才能明白,能不深感遗憾!而之所以会拖,也因为芝联先生身体太好,对他的弃世,全无思想准备。“非典”的危险解禁不久,我到历史系办事出来,忽见一长者骑自行车翩然而至,见面径呼:萝卜丝,你来了怎不来看我!我和芝联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博士”似乎还是尊称,所以有人以罗博士之名衔把我介绍给他。我对先生景仰已久,彼此一见如故,从此先生就以萝卜丝称我。

  那时芝联先生似已年过八旬,骑自行车的车速可不低,所以人人都以为他定能成为百岁寿星。正因他体健如中年,此后也曾多次想去拜谒(我曾想为他做口述史,因先生出自世家,知道各方面的事情真多),又总是因事推延;反倒是先生请人来讲学,还命我去陪宴。偶尔碰见高毅兄,也从他那里得知一些先生的近况。后来知道先生已不能骑车了,身体却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征兆。然而……竟然……

张芝联 像 李媛 绘

  从小学开始,在我的受学和成长经历中,遇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总觉得比其他人更为幸运。后来自己也教书多年,深知师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自以为尊师内存于心,外则或更体现在重道;至于日常的请安趋奉,向来做得很不够。过去从芝联先生的言谈和论著中,获益良多。虽无拜入先生门下的荣幸,心里一直以师视先生,然而却未曾做到以师事先生。现在回想,甚感愧疚!我知道先生是相当洒脱的人,或不以为不敬。也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稍释心头的遗憾。但在自己这一面,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是不可推卸的。也只有增强修养,继续朝着善的方向努力吧。

  以今日世俗标准看,芝联先生生前,是颇有些名衔的。然以先生的资质、学养和境遇看,他的一生不能说很顺遂,恐怕还常有不如意之事。在与先生次数不多的见面中,先生却总是乐呵呵的。据说先生常以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语勉励年轻人,这大概也是他自勉的箴言。若说对待生活境遇,则先生似常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态度处之,真正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总能乐而忘忧。

  我的感觉,芝联先生的重要性,可能尚未得到学界和他执教处所的足够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在组织安排下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的,好多都是改行(我们所谓世界史,其实就是外国史,那“世界”并不包括中国,故改行也真彻底),颇不乏学贯中西者。即使非改行者,好多人的中学修养也常远过于今日中国史的专家。不仅张先生那一辈,再年轻些的,如大学本科时教我最多的顾学稼师和稍后启迪我甚多的罗荣渠师,都被认为是当行的外国史专家,然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基本功,并不让同辈的中国史专家。

  不过,放眼古今中外,本是从清季开始形成的学风。其间虽以尊西趋新为时尚,早年那些提倡不读中国书的尊西者,自身的中学根柢实深;而被视为文化保守之人,又常常显示其西学修养不差(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言保守)。到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眼界开放逐渐蔚为风气,造就出一批目光四射的学人。他们那种上下左右的全局眼光,与今日目不斜视的学风,真是大相径庭。如果不是世事坎坷,那一两辈人中,是很应当出一些学术大师的。

  对眼界真正开阔者而言,改行本不甚难,也并非全无好处。不过转换领域之后,要能出口成章,也还有一个适应和积累的过程。愈是治学严谨之人,这一过程愈不会短。人生精力是个常数,用于此即少于彼,所以五十年代那批从中国史转入“世界史”的,著述都相对较少。

  以今日讲究数量的标准,芝联先生或也近于述而不作一类。然而先生每一论著,不论长短,常常看似随意,却无不透出长时段远距离的睿见。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中国最了解外国史学新进展的,对其利弊的认识,也最深入。在我记忆中,先生评介法国年鉴学派的时候,国人还很少听说过这一名目。且先生并不仅把外国介绍到中国,也常出入于国际学界,以睿智隽语著称于世,向外国展现了中国学人的琅琅风采。

  傅斯年曾说,与人交谈一刻钟,便可知其职业。真正的内行,出语便知深浅,片言可决高下。那种言谈间所获得的尊重,常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做到的。以我们今日尊西的风气,张先生所得外国一流学者的仰慕,是很可以吓唬人的;尤可以据此“证明”自己而“说服”尊西的领导和同行,以获取所谓社会承认。然芝联先生意不在此,倒是利用他与外国一流学者的交往,送了不少年轻人到西方名校读书(这方面,那些有缘受惠之人比我所知更多)。

  不知是否有什么预感,芝联先生在2007年将其主要论著整合起来,分类编成《我的学术道路》、《二十年来演讲录》、《中国面向世界》、《法国史论集》四书(均三联书店出版)。几本书都不特别厚重,而意蕴则均甚悠远。四书编排之中,隐约可见从个人之身、家到国与天下的传统思路,既兼容而并包,又有专攻之术业,很能体现先生学养之所在,是珍贵的文化和学术遗产。

  姚鼐曾说:归有光“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或许是文史视角不同,从史学眼光看,这话恐有些不入流,甚至暗中“污蔑”了司马迁——《史记》焉有“不要紧之题”,又岂长于把“不要紧之语”说得风韵疏淡!惟另一位司马公,还真善于就看似不要紧的题目说语不惊人的平常话,却能意境深远,而又风韵疏淡。芝联先生于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深有会处”,是无需我提醒的。

  正因中西修养深厚,先生最长于把意境深远的平常话说得风韵疏淡。对那些中西学问均浅尝即止,又乐于追逐惊人之语、偏爱口吐真言式表述的时辈和后辈,这恐怕只露出几许“浅显”。其实,作艰深语以惊他人,并不费难;以平常言表学养,最是功力。盖言须有物,而辞贵达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或许太过虚悬,若真说出了什么,却语不必多,贵在“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裴度语)。

  今日雅俗分途,渐行渐远;相知须待,共赏难期。学界最常见的,不故为深语,便肆出村言,而意境全无。以云淡风清之言,表幽玄高妙之意,即使仅欲一睹,也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展卷思人,不免望洋兴叹!以意逆志,从其一生遭际,又可知先生不止治学清雅,更重在教书育人。芝联先生出于教育世家,在教育方面,不仅坐而言,也曾起而行;自己作过光华中学校长,后长期在大学任教,对办教育既有经历,也有思考。

  先生晚年最投入的,是想要恢复我们应称太先生的张寿镛老所创办的光华大学。似乎有一批当年的校友,筹措了足够的复校经费;张先生为此四处上下奔走,不遗余力,终未能如愿,只是在各大学中留下了一些以“光华”命名的学院。当年的私立大学不少,而光华大学的规模实不算大,校友亦不以众多著称,却能疏财兴学、筹足复校经费,足见该校尊师重道的校风,已熏染出深厚的凝聚力。芝联先生的努力,不仅是作为创办人的后裔而尽孝,恐怕也是希望这样的校风能长留世间吧。

  先生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建言。前几年还特别提出大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方向,院系、专业亦然。不能大而不当、没有特点。这一睿见,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即没有那么多资源来支撑“大而全”的办学倾向。“就是有资源,还要有好老师才行”;而严酷的现实,恰是“全国各高校都缺好的老师”。

  如今大学里的定位,似乎是领导管理、教授治学。后者是从“教授治校”转出,一字之差,转变不可谓小。有些教授对此很是不满,我个人倒觉得,以今日教授的水准,真要让他们练习“治校”,还未必就能更好(或也不至于更差)。芝联先生似取折衷的意见,希望大学领导能了解自己的队伍,也就是大学的老师。这些人好比打过仗的老军人,经历过各种事情。大学朝哪个方面走,领导最好多听老师的。(以上两段参见吴志攀:《回忆与张芝联先生的一次谈话》,《读书》2008年8月号)

  后一说只能算是期望,前一说可真是一语破的!我们从院系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向来都好大喜全,在全国都缺好老师的前提下,出现三流学者任学科带头人的窘境,亦良有以也。我有时也在窃想,如果张先生所说的能见诸实践,北大或别的什么大学的面貌,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最后让我抄一段深情的话:

  一位曾经当过中学校长的历史学家,一位用典雅的英语和法语介绍中华历史文化到外国去的学者,一位九十高龄还伏案为自己的父亲写传记的孝子,一位临终前还在思考北大发展特色、发展方向的教授,一位在校园里骑着老式“28”自行车飘然而过的老人。他带走了一段九十年的历史,带走了北大最令人心醉的一幅风景。但是,他的学问,他优雅的风度,他的真知灼见,还有他对大学的理想,将在我们这个校园里永存。(吴志攀上引文)

  这段话的作者也是大学的管理者,我衷心希望,最后一语不仅是愿望,也会是事实。则芝联先生在天之风采,必依然如旧,还是那样笑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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