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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京的孤寡老人都有所依靠—— 北京东城前鼓楼苑胡同手机速写 北京东城前鼓楼苑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鼓楼东南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南锣鼓巷，西止南下洼子胡同，北与后鼓楼苑胡同相通。全长261米。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 前鼓楼苑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孤老胡同，因胡同内曾有一养济院而得名。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前鼓楼院，宣统时称前鼓楼苑。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前鼓楼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辉煌街八条，后恢复原名。7号、9号四合院1986年被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胡同内均为居民住宅。 据《宛署杂记》记载，明代的京城曾有两所养济院，其中宛平县养济院在“城内河槽西坊”，而“大兴（养济院）在府前孤老胡同”；也就是说，大兴县属的孤老养济院，就在如今的前鼓楼苑胡同。 养济院是我国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和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漏泽园等都为古代的福利慈善机构。 在唐代以前，没有形成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是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到了唐代以后，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了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至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扩大了设置范围，在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分别设置了普救病坊。 北宋初年，继续沿用唐代旧例，在京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不过，当时福田院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宋英宗嘉祐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统一建制，各盖房屋50间，收容300人。福田院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先是“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统治者下令各路设“众济院”，收养不能自存之人，除给粮食外，还拨给柴薪。至元十九年（1282年）各路均设立养济院一处，委托宪司管辖。 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养济院制度，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养济院制度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陆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明代北京的孤寡老人都有所依靠，有的进了养济院，过集体生活；有的向政府领取粮、布，和亲戚生活在一起。根据《明律户律》的规定，凡是鳏寡孤独和患有疾病的人，同时身陷贫穷又无亲无故可以依靠，没有劳动能力，其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该将其收养，并发给衣服粮食，严惩不收养者和克扣衣服粮食者。 到了清代，为了减少流丐散处，各地多设立了栖流所集中安置。这些栖流所，也就是用偏僻处的空房或现成的空庙改成的。到了清末宣统时，京城栖流所也只剩下了广渠门内一处。虽然清代各地也多设有栖流所，但是也不是所有流浪乞讨人员都能入内安身的。对甄别能否入栖流所的流浪人员清廷有明文规定，据《保甲书》卷二记载：“少壮者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安插，剩下的老幼病残者送栖流所管束。” 少壮者是指“除瞽目跛足及七十以上男妇，十三岁以下小儿不禁外，其游食僧道、乞食壮丁……一一清还原籍。”这些少壮之丐被遣回原籍后，“僧道则令本主持收管焚修（佛教徒焚香修行），壮男则令本土里族收管著业，或有司别立安设。”也就是要强迫他们劳动就业，改变旧习，成为自理有用之人。清代这么做，就是以防止他们滋生事端，扰乱社会治安。这种做法当然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是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乞丐这一社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养济院才由社会福利院、养老院、护理院等现代福利机构取代。
[编后：北京的胡同自有照相机以来，就有很多人拍摄，每一位记录者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情怀，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我只是用手机将所看到的速写下来，其中也包括我对胡同的回忆和期望。文中所有的照片都是用手机拍摄的，文字资料都是在网络及图书馆搜集整理的，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直言不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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