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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北京西城小沙土园胡同手机速写
清时名小沙土园，巷名来历与河渠有关，1965年定名小沙土园胡同。巷内有昆山会馆、书业文昌会馆、玉行长春会馆。书业、玉行两会馆已拆除，其地建成厂甸市场大楼。巷内均为居民住宅。 《京报》曾迁址于此胡同内。 《京报》1918年10月5日初办于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后来又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在《京报》创办的那一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要去主讲新闻学，并介绍其新闻采访经验。当时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时与邵飘萍相识。 “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邵飘萍亲自撰文怒斥军阀野蛮罪行。吴佩孚看了之后气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在纸上写下邵飘萍的名字。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京报》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期纪念马克思专号，免费赠送读者。“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 这时期的《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呐喊请命。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政府，强烈谴责当局制造的“三·一八”杀害学生、民众的恶行，并在《京报》上开辟特刊，历数军阀“讨赤”“亲日”等等罪状，《京报》由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邵飘萍和他的《京报》也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邵飘萍为改变《京报》有些“谈花说草或专捧女明星”的周刊的低俗格调，又创办了几个新周刊，其中的《京报·副刊》和《莽原》周刊在当时颇得读者好评，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鲁迅先生曾多次到此商议稿件，并亲自主编了《京报》的《莽原》周刊。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些事需要办理。邵飘萍心急如焚，决定回报馆看看。邵飘萍先打电话给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询问外面的情况。张翰举欺骗邵说：“形势已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邵飘萍轻信了张的谎言。 下午5时许，邵飘萍借着夜幕的掩护，乘车赶到报馆。一名内奸将他回报馆的消息向张作霖政府告密。邵飘萍将一则事先写好的《飘萍启事》交给了他的妻子，准备刊出。在这则启事中，他大义凛然地斥责军阀以讨赤为名来屠杀人民群众。 又仔细商议了《京报》馆继续维持下去的诸多问题与办法，他在报馆仅呆了一个小时，便又乘车匆忙离去。而此时的报馆已经被军警监视起来。当邵飘萍乘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遭到侦缉队的阻拦。荷枪实弹的警察将邵飘萍押到警厅。 192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直奉鲁晋总执法处提审邵飘萍。审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最终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于北京天桥东刑场，时年41岁。对于邵飘萍掷地有声的文与人，冯玉祥将军做过这样的评价：“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也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汤修慧又继承了其夫的遗志，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几经离乱，《京报》时停时出。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京，又继续办起《京报》，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负债，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
[编后：北京的胡同自有照相机以来，就有很多人拍摄，每一位记录者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情怀，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我只是用手机将所看到的速写下来，其中也包括我对胡同的回忆和期望。文中所有的照片都是用手机拍摄的，文字资料都是在网络及图书馆搜集整理的，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直言不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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