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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杂志别册附赠品》 文 | 夏春锦 吴月英 在介绍《新少年读本》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少年》杂志。这是1936年1月开明书店为了纪念书店创办十周年而在上海新办的半月刊，开明书店还为此设立了新少年杂志社，夏丏尊任社长，叶圣陶、丰子恺、顾均正、宋易等为编辑，章锡琛负责发行。该刊以引导少年认识社会、欣赏文艺、了解自然为主旨，主要栏目有“科学世界”“少年阅报室”“青少年讲座”“飞行记录机”“物理实验”等，是一份综合性少年刊物。 《新少年》与开明书店1930年创办的《中学生》杂志，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群都有很多重叠。这既为《新少年》的创办提供了足够高的起点，也为其后续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新少年》作为新刊，出版到第三期即“定户激增”，可见是颇受欢迎的。为进一步扩大杂志的影响，当年10月，该刊在编印出版第二卷第七期的同时，别开生面地推出了别册附录《新少年读本》，作为回馈读者的贴心礼物。 杂志以别册为附赠品，据说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藏书家赵国忠先生告知，1933年施蛰存在主编《现代》杂志第三卷第一期时曾选印过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选》，作为这一期的别册附赠品。而《新少年读者》作为别册，自有其匠心独运之处。 首先，它的体量虽不大，却收录了21位知名文化人的23篇散文随笔，多为短小精悍之作，包括：巴金的《别》、冰心的《分》、朱自清的《背影》、朱光潜的《民族的生命力》、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金仲华的《谈“最后一课”》、茅盾的《随笔三篇》、胡愈之的《青年的憧憬》、柳湜的《青年病》、高士其的《寄给肺痨病贫苦大众》、夏丏尊的《受教育与受教材》、黄炎培的《我的人生观》、陈望道的《关于恋爱》、章乃器的《怒吼吧，长江流域的大众！》、章锡琛的《职业与趣味》、陶行知的《不如学阿尔》、叶圣陶的《假如我有一个弟弟》、刘薰宇的《求学和致用》、谢六逸的《家》、丰子恺的《作父亲》、韬奋的《事非经过不知易》。这些作者均为一时之选，其中既有茅盾、巴金、林语堂等当时文学界的健儿，也有邹韬奋、胡愈之等出版界的大佬，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界的权威，还有陈望道、金仲华这样愿意介入政治的学者以及高士其这样有意走向大众的科学家，而作为编者的叶圣陶、丰子恺亦置身其中。 其次，其内容涉及范围颇广，人生的各方面差不多都谈到了，用编者的话说，其“内容涉及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关于求学、就业、恋爱等个人方面的修养，都是每一个少年最关切的问题”。更可贵的是，编者在文章的写法与品位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要不同于那些“教训式的修养书”，因为“教训式的修养书往往板起一副严父严师的面孔，说着‘你必须这样，你不须那样’，不容人细细咀嚼，不容人有会心地点点头的余裕”。这些文章在编者看来，每位作者“都像是少年的亲密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态度是那么温和，感情是那么真挚”。因此，这些文章自然是出色的文章，对读者没有“压迫之感”，“自然会浸润到读者的灵魂深处”。80余年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像朱自清的《背影》、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夏丏尊的《受教育与受教材》、章锡琛的《职业与趣味》、丰子恺的《作父亲》仍然没有过时，对于今人仍有诸多触动和启发。 关于《新少年读本》的编印，编者在《序》中开明宗义地交代道：“我们好久蓄着一个志愿，想选录一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供给新少年阅读。当代的作家非常之多，他们把他们的文章编为‘文存’，印成专集，只要取一本‘图书总目’之类的印刷品来看，就可以见到这类东西的繁多。从这许多‘文存’和专集中间选录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似乎不是什么艰难的工作吧。然而，着手之后就觉得这工作并不怎么容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许多文章大多数不以少年为对象。”因此，编者为这册读本的选文定下这样的标准：“第一，所选文章必须以少年为对象。第二，所选文章必须对于少年有直接的效益。”编者的观点鲜明，其态度亦可谓坚决：“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两层，选录的工作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而我们绝对不愿意干这样无意义的工作。” 编辑部为此想出了一个异于常规的选文方式——所有文章均“请各位作家自己选定”。因为在编者看来，“各位作家‘甘苦自知’，文章和标准之间的距离，当然比我们体会得更见深切”。此外，“我们又请各位作家对于自己的文章加上题记，说明这篇文章的动机、要旨等等，使读者得到更亲切的理解”。于是，21位作者名下的文章之前，各有一篇新作的“作者题记”。新少年杂志社从社长到编辑，既是编辑家，又是文章家，也许只有这样身兼两职的人，才会想出如此这般既信任作者又体贴读者的好主意吧。 有关出版《新少年读本》的动议，编者在《新少年》第二卷第四期的《编者的话》中便进行了预告，后来在第二卷第五期的《编者的话》中再一次吊足读者的胃口。只是这两次预告中只说选了20位作家的20篇作品，数量上与实际刊本略有出入，也不知最终又新添了哪一位作家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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