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为与联想的众多比对中，最常见的说法便是“联想集团是一家没有技术的公司”，它的战略失败是必然的，它的“贸工技”就是个错误。而华为则成为有技术担当，并赢得全球型胜利的楷模。
对此，互联网价值研究者、前福布斯中文版副主编尹生认为，客观来说，两家公司在很多方面不具备可比性，尤其不能因为华为通过技术成功了，就认为“没有技术”的联想是失败的或必然失败的。
尽管联想也曾经在通信设备领域有过不错的机会，但有些事情是无法假设的，尤其是涉及到一家初创公司的方向选择时，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创始人的背景烙印和资源导致的路径依赖。
柳传志中科院计算所出身的身份，注定了在面对一个自己的本行、当时需求非常强烈、同时又容易获得当时环境下来自政府的认可的机会时，会优先选择它，而非选择相对较远的通信设备行业；而任正非如果没有从程控交换机代理中赚到第一桶金的经历，也很难说他一定会坚定地选择通信设备业和技术投资战略。
而两人的不同选择几乎注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如果任正非没有选择通信设备，即便他再有雄才伟略，也很难说会取得华为今日之成就，因为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通信业当时面临的机遇有莫大关系。
旧的程控交换机市场技术成熟，新的3G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厂商对程控交换机的放松警惕，中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政府的支持，以及更重要的，通信设备是一个B2B市场，且全球最主要的运营商不超过100家，为华为基于廉价的人力成本打人海攻坚战提供了条件。而在通信设备之外，当时很难看到还有这样规模巨大且提供进入窗口期的科技行业创业机会。
相反，PC业的标准已经制定完毕，绝大部分都掌握在美国几家大的巨头手中，同时，它主要是个人市场和分散的普通企业市场，这样一来就必须依靠消费端的品牌和渠道拉动，这比通信设备主要靠技术和直销推动要难得多——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仍然鲜有全球认可的消费品牌，因为品牌的建立面临最大一个障碍——文化。
所以归根到底，联想的问题都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根源。杨元庆曾在2004年的一封内部信中发出“为什么联想失去了激情，失去了如狼似虎的野心？”的呐喊。
尹生当时总结的联想文化五大症状是——骄傲和自以为是，缺乏危机意识，执行乏力，官僚主义盛行，封闭排外；五大病根是——过于强调结果导向和成员行为的一致性，过于强调管理三要素，过于抬高奉献精神，缺失的中层，过于强调稳重。
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很多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了——在并购带来的增长中被忽略，在整合过程中被跨文化沟通这一形式过分分散注意力，某种程度上，形式化进一步上升为一种仪式了。
杨元庆肯定已经也领教过了这种仪式的根深蒂固。当他寻求变化时，面对的是“用榔头也敲不醒”的管理人员，这样的一个组织便失去了对市场应有的敏感性和行动的动力，这对于一家基于消费品牌、面临快速变化的个人市场的企业而言，无疑是最严重的灾难。
这才是华为真正应该受到表扬、而联想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华为基于正常的企业家精神和基于普遍人性建立的领导力，与联想基于特殊背景（中科院）而给自己戴上的不切实际的高科技光环，以及由此而来的通常不是一家市场化的企业应该承担的“产业报国”责任，决定了两家公司完全不同的方向：
当一个不得不在表面上维系的目标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实现时，在联想那里变成为左右摇摆、不敢积极主导未来的机会主义；当一切都是基于内在积极性而对未来设置的宏大愿景，在现实中遇到挑战时，在华为那里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
而联想的未来，也必然开始于文化层面的变化：面对残酷的现实，褪去幻想和虚荣，勇敢承受短期损失和股价波动，大手笔投资未来。对联想而言，结合其已经僵化的机制，除了三星的道路，目前看不到其他捷径的存在，即：
建立强势品牌，继续寻找在多个细分产业的整合机会，充分利用在整合方面的经验和行业整合的机会，但同时，必须在半导体等垂直一体化的领域展开投资（现在市场正在提供这样的机会），以便获得持久的战略和成本优势，三星即便在失去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仍然占据全球手机业的头把交椅，主要就是因为品牌和垂直一体化这两方面的优势。
而在这之前，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核心技术幻觉，学会像一家正常的、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企业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