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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改革：吴敬琏回忆录》 回顾过去的四十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政策制定的难点之一。即便有不少经济学家从旁“把脉”，帮助中国社会和政府“摸着石头过河”，怎奈“水深”“流急”，政策始终无法把握住确切的边界和尺度。 这其间，为之发声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但主张被高层采用、意见形成政策、从而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却廖无几人。 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身在体制内，却位居“少数派”。他虽然没能入选“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名单，但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他恐已看透名利，然并未为世人所忘，他就是吴敬琏。 自1978年以来，每逢改革遇到阻碍，总少不了吴敬琏的身影，总能听到他有关市场化改革的建言。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评价道：“他几乎参与了这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完全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要像解剖刀一样冷冰冰地解剖社会的经济关系。” 早在1979年，吴敬琏就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吴敬琏又与人合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他为首的课题组还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完成赴美耶鲁大学的调查研究之后，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了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领导层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改革方案设计。当前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都存在一些反应强烈的突出矛盾，‘对症治疗’只能取得短期疗效；必须找出产生问题的体制性原因，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铲除问题的制度基础，从分析现实矛盾入手，确定改革的重点和进行重点改革的方案设计，最后汇成总体方案。” 1985年吴敬琏提出了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内容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1988年，对于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突破；二是腐败的蔓延，侵入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党性和政府公信力。” 同样是在1988年，吴敬琏还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途径。 他更进一步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他强调,“国有经济改革、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建设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体系，应该放在首位。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非禁即入，平等保护产权，平等竞争，良好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要尽快明确改革的‘顶层设计’，清晰界定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据此制定具体实施措施，再辅以强有力的推进。否则，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洋跃进’的消极后果。” 1992年，吴敬琏发表了《通向市场经济之路》的专著，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在1993年发表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一书中，他回顾了历史，阐述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并给出了加快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建议。 1996年他又与人合著了《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为如何切实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给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 1997年5月，他撰写了《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之后由他牵头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这些对确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所谓受伤，应该就是投入太多，收益太少，也就是产生了亏损。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一个人不顾及亏损的话，应该就不会受伤了。不过，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大概只有我们的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做到。至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那是受伤者为自己的亏损寻找客观上的理由，其实受伤不分男女。”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就率先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到了90年代中期，他和“整体改革学派”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他们先后发表了《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国企改革攻坚15题》等多部著书，为国企改革“开路”。 正是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中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他们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企业家懂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同时把有限的力量放在最有效的地方。”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中国如何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1998年，他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截止到2004年，吴敬琏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1年，他将自己的考察经历和多年的思考汇集成为了《宏观经济与地方产业发展》一书。 “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要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 此外，吴敬琏与经济学界几位学者一起，开我国经济领域中比较制度分析学科之先河，并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 他一直主持编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其间还发表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等多部著作。他充分运用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比较：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把比较学带上了经济系的课堂。在经济学和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理论信息和知识传播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为多方人士所称道。 “我一方面持谨慎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常有危机感。” 进入新千年之后，已退居“二线”的吴敬琏仍然不忘经济学家的使命，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些现象，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发声。 看到我国实施了20多年“科教兴国”战略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依旧不如人意。他果断发文，称《制度高于技术》，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是高于技术自身的演进的。 2007年他又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直接指明了当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全面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七大质疑。 而在今年的“50人经济论坛上”，针对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他更是提出全面检讨过去四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方针，主张“336项改革，一项项地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 今年9月的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他还批评那些跟政策风的改革人士，称“基本问题弄不清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求他们开拓思想市场，花大功夫去研究基本问题。 不过，相比于吴敬琏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网民们却更乐于探讨他的争议性言语。 早在2001年，他就对中国的股市存在“看法”，“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价格，可说是登峰造极。” 对于全民关注股市的现象，他又尖锐地说：“现在发展到全民炒股，这很不正常。这说明我们没有为大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场所。而且，炒股票不是通过生产的发展创造财富而是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如果一个民族靠这个走向富强就像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 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年，各路学者、经济学家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其规模和热烈程度尤胜四年前那场事关中国股市走向的大讨论。 而在三年前，吴敬琏就给出过股权分置改革思路，他呼吁政府和民间携手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尤其是多关注非流通股。他提出，“非流通股最终是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却是经理人。问题是非流通股背后不是某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 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吴敬琏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国假日太多的观点，主张应统筹考虑。至于放假是否有利于消费，最好请几个机构出面研究，“比如说长假期到底是有利于整个消费还是假期消费，是有不同意见的。” 对于2008年后经济危机时期存在的风险，吴不无担心地指出：“中国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采取了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有可能‘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 他还基于超发货币导致房价高企，以及政府为限制房价过快的现象评论认为，“政府对住房的责任在于保证人人都有房住，而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并提倡政府应加大投资廉租房。 吴敬琏还主张，“人民币应加速自由化。目前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过度、频繁的介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高效率不利。政府应向出口企业加压，促使其技术进步、效率提高，落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他还不忘对正在崛起的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喊话：“中国中产阶级还很幼稚，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开豪华车、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实际上如果社会不完善的话，个人前途是没有保证的。另外就是因为穷怕了，他就奔自己，想自己那个小家，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好歹都跟你有关，都是你的责任！”“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在今年早些时候，吴敬琏还点评了马云“大数据使计划经济越来越大”的观点，强调“有了大数据也不能搞计划经济！” 或许这便是一个经济学家该有的心胸，我们不妨把那些争议当成是这位老人对中国经济“善意的提醒”；权且把“我的身体不太好，浑身都是病，除了一颗火热的心”以及“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的“骄傲”看作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风骨”吧。 编辑|钱馨瑶 校对|坚果 视觉|牛小伟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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