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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辽宁日报报道了一篇题目为：四十年前郭大顺给红山玉器命名“玉猪龙”，如今又倡议玉猪龙应改名叫“玉熊龙”的文章。这篇报道引发了诸多讨论，很多行内人士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不同意见。 著名东北民俗学者、老古玩人士陶松林先生说：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民俗知道一些，太阳神、玉猪龙的名字很早就以在东北地区民间流传，我小的时候民间就有过年时老辈人带子孙到自家地里去拜太阳神、玉猪龙的习俗。我26岁步入古玩行，当时我的老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古懂人，他们向我讲当时（日本占领东北时期）日木人到处收集古玉器，如果谁家能捡到古玉上交日本人，就会免去苦力，不用每年向满洲国交公粮（日本人叫出贺），如果能上交重器还奖励金条银元，我的老师就向我讲过有关日本人追查太阳神玉猪龙的故事。请问郭老玉猪龙怎么能说是你命名的呢？郭老您年纪已到耄耋之年应。。。此处不详细复述，读者可自行百度了解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令人瞩目的考古成就。而郭大顺先生作为主持牛河梁挖掘的考古工作者，无可争议地进身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之列。多年以来，社会各界以红山泰斗、红山第一人来形容郭先生。而这次玉猪龙改名，却引发了考古界之外诸多人的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这是社会研究群体不再盲目听信体制内专家的分水岭，是文博考古界与社会研究群体相互融合的风向标。 日本准备侵略东北时，为了找到一个长期霸占东北的正当理由，挖空心思。1921年夏，关东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在吉林乌拉得到一个玉猪龙，拿回日本。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看到这个珍贵的玉猪龙后认为，屋檐下有豕为家，边疆内有玉为国，龙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崇拜的帝王图腾，玉猪龙就是远古国家政权的象征，进而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此处不展开论述，读者可自行百度了解）。随即日本内阁秘密下令，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政、商、民竭尽全力重金收集玉猪龙。晚年在长春市新立城隐居的川岛芳子，据其邻居回忆，化名“方姥”的川岛芳子曾经说过“玉猪龙”（此处不展开论述，读者可自行百度了解）。从这一点来看，陶松林先生提出的“东北民间玉猪龙太阳神的名字早有流传”的观点是可信的。 虽然玉猪龙不是郭先生命名的，但是确实是郭先生把玉猪龙这个名字引入到牛河梁考古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四十年前郭先生命名了科学考古出土的玉猪龙。那么，郭先生为什么现在想把这象征着远古国家政权的器物改名为“玉熊龙”呢？这就得从红山文化考古背景说起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乃诚教授在《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中说的很清楚，（此处不展开论述，读者可自行百度了解）。明白了这些，红山藏友就应该恍然大悟了，为什么郭大顺先生把红山文化和黄帝联系到一起。黄帝号有熊氏，把红山玉猪龙改名为玉熊龙，红山文化确是黄帝部族，就是这个原因。 我认为郭先生此举，难度不小。 其实，经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现代科技基因检测，结果已经证明红山文化确是黄帝部族，这已经足够了。连大大滴坏了的日本人都认为屋檐下有豕为家，边疆内有玉为国，龙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崇拜的帝王图腾，玉猪龙是远古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果把大家都接受的玉猪龙的名字改为玉熊龙，反而对红山文化有损无益。 近年来，各个领域的民间研究者，投入了大量时间、热情、精力去学习和研究，他们对于一些专业领域某一个方面的认知，有可能早已超越这个领域从业者的水平。例如著名的“六索印社”李恭舞先生，对于金文、甲骨文的研究造诣极深，如果按解读一个字奖励十万元的标准，他应该早就是千万富翁了。面对中央电视台良渚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玉璧是良渚发明的”言论，对中国玉器发展史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不是正确的。随着社会研究者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社会研究群体不再盲目听信体制内专家，现在已经是文博考古界与社会研究群体相互学习的时代了。如果文博系统的从业人员能够向社会收藏研究者虚心请教，很多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搞懂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社会研究群体接触到的红山文化遗存，和文博系统从业者所见到的，实在不是一个数量级。诸如玉猪龙还是玉熊龙这样的问题，在社会收藏界中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我们随便找出一件小东西，大家一看便知：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我的一些观点仍将经受各种考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尊重、平等、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和谐收藏环境，将是我们这些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爱好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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