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语】在那艰难的岁月，深山村曾经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过庇护；党的事业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知恩图报，不能忘记深山村的父老乡亲；未来的岁月，如果再遇艰难，那山村是否依然能够提供庇护，取决于现在。 魏罕：原成都军区后勤部成昌兵站副政委，正师，1921年3月生，1939年4月入伍，1978年2月离休。 1940年夏，挺进军命令七团赴平西配合十团共去开辟新根据地。我时任三营九连副指导员。途径敌占平北地区，各种困难接踵而来。敌人多是骑兵，沿川一跑就追截上来，我们常处于被动地位。倭寇在占领区实行“绞杀”政策，原来的村庄大多是烧成一片废墟，已空无一人。没有人民群众，别说打仗，就连吃穿生活都非常困难，凉秋十月，塞外草衰，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却只穿着两件单衣，天天行军鞋子破了更成了大问题。 时属数九隆冬，有一天下午，我排在游击活动时与敌遭遇，两股敌人向我排夹击而来，幸亏我们爬山熟练，我们才绕过小山头，摆脱敌人。爬上大山顶时已黄昏，向大山背后望去隐约可见大山根处尚有人家，待我们艰难地下到山底才发现，山庄都被隔在跑着冰块的一条大河对面，我们都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回爬大山了，怎么办？支委三人一碰头，只有坚决过河。全体同志也一致同意。遂派人沿河查看，选一个较宽又浅的地段，十六个人互相拉着、扶着、挽着臂，踏入河水中，河水冰凉刺骨，一下水腿就冻僵了，大家咬牙坚持，凭着一点惯性，慢慢移动，最后好不容易地到达对岸，拼命地往老乡家跑。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小山村，在这个山旮旯里仅有一户人家，它位于三面是山，背靠着悬崖峭壁，顺着山根又是三面环水，一条湾湾曲曲的大河包围着它，出入非常不便，只有在夏季天暖时，才能涉水过河走出这个旮旯地。那天我们到老乡家，已经冻得上牙打下牙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大爷见到我们一个个狼狈相，不容分说，让进屋里招呼全家出动，帮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给战士们披上棉衣，恢复了一段时间，才让上热炕，盖上棉被。因为老大爷是个有经验的人，才给我们逐步加温。还煮了一锅辣椒水，让我们连喝带洗脚。忙乎了大半夜，还帮我们放了哨。睡觉时，把全家被子都拿出给我们盖上，让我们睡个舒服，他们自己却都是合衣而睡。 这个山庄没有名字，老大爷的姓名也已忘记，只记得全家老少三代八口人，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抗日群众组织，虽然出门不方便，但在天暖时，常要到外村的有关组织单位去开会活动，上级下达的各类指示，他们都要向全家传达，并且都强调自己传达的重要性，要求全家必须认真执行。每人组织观念都特别强，所以这家不论长幼大小，对每个人都以其各自的组织名称来称呼他（她）。老大爷是“老农会”、老大娘“老妇救会”、男青年（儿子）是民兵、媳妇和女儿是“妇救会”、孙子是“儿童团”，我们颇感新奇。在这么旮旯的山村里，充分体现了我们根据地的民主风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群众组织的力量。 第二天上午，大家都坐在热炕上休息，和老大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打听如何走出去的路线，在一旁做活的老大娘沉不住气了，快人快语地说：“今天可不能走，小周的病（我部年纪最小的战士叫周玉福，过河冻病了）还没有好，给他做的鸡汤还没有喝，两个孩子（指战士）的鞋破得不能穿了，我让“妇救会”给他们赶做两双鞋还正做着呢，孩子们（战士）都被咬得不行，也得把虱子烫烫……”。一口气向机关枪似的摆了一大堆理由，我听她讲的有理，遂决定休整三天，军民皆大欢喜。老乡和我们各有各的安排，各忙各的事情。我们除总结工作、擦枪和做个人卫生外，还派人给老乡上山打柴，房东妇女们给战士们缝补衣服，赶做鞋子，老大娘除了指挥全家忙里忙外，特别关心照顾病号小周，如同妈妈照顾孩子。 我与班、排长和房东父子三人研究如何走出这世外挑园的山庄，我们一齐爬上山腰去察看地形，边走边听他们介绍，走到险道跟前，我们不约而同的一怔，根据没有路，只有横在悬崖的一条窄石坎，只能放下一只脚那么宽，有的地方脚都只能横放，石壁上面断断续续有些树枝和茅草可抓，仰头看，上面是陡陡的峭壁连着蓝天，低头瞧是齐刷刷的一片峭壁深渊，既不能往上看，又不能往下看。山根是大河的急拐弯处，河水在这里汹涌咆哮着打旋。老大爷介绍说：“那里是个潭，深不见底，人们说是鹅毛沉底的深渊，不论飞禽走兽，一旦卷入这个潭，就再也不见踪影”。民兵补充说：“这段艰难路不算太长，只有三四丈远，不过中间还有几处石坎断的地方，需要小心准确地一步迈过去，虽然不太长，每处只有半步，但是够险的。” 下山回来，我把地形情况向部队说明并作了思想动员，由各班开会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一定战胜困难。我综合了全部意见，向全排队提出要求，规定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由两个民兵各带一个班，返复做走险道的演练，将胆量大小的人插开排列定位，两臂张开作扶山崖状，前后人的手指接触，以作联络，双脚尖向外公开，练习横行。此外调整个别战士的负担，把病初愈的小周的枪减下，机枪手的子弹减下，由二位向导领队的大哥代背上，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出发。 几天来“儿童团”听了许多战斗故事，但仍不满足，明天我们就要走了，他仍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要听更多的故事。二班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咱们今晚开个联欢晚会吧”，军民一致赞成，并且决定二班副和“老妇救会”主持，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说“妈妈令”，非常热闹，一直到很晚才尽欢而散。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们照常出操打扫卫生，老乡早已做好早饭，饭后在分别的时刻，依依惜别。“妇救会”们对我们左叮咛右嘱咐，尤其是老大娘对小周更像是送儿子远行似的，难舍难离，部队整装集合由民兵领路出发，“妇救会”们送到屋前，老大爷祖孙二人送我们直奔山腰险路。我们告别祖孙二人，随后排长和我一前一后跟随民兵分别带着两个班，按原计划顺利安全地通过险道。在此胜利之时，我们衷心感谢这二位民兵大哥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带过这死亡之路，每人都是含着泪水紧紧和大哥们握别。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山旮旯的庇护所。 弹指间，六十多年过去了，罗列罗列令人难忘的事情不少，但最难让我忘怀的却是这个深山里的庇护所，和那平西根据地最真挚的军民鱼水情。 黄梓峰/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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