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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我国西南大后方相继迁入了各地高校，而其中又以清、北、南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著名。无数师生在恶劣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弦歌不辍，在战争的废墟上绽放着绚烂的文明之花。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顺利迁移到大后方，一些学校由于对战争形势的错误预估，或因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战争初期没能够撤退，其中又以高校林立的上海为最。在租界鳞次栉比的上海，隐藏着许多未能搬迁的高校，他们在孤城上海度过了煎熬的8年时光。  民国时期上海的大夏大学 一、留与走的双重困境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各方对于此次日军的挑衅，都以为是像之前那样的小规模军事袭击，国民政府也做出了类似的错误预判。也正是在这种错误预判的情况下，教育部给各地大学的指令是“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主，直到北平沦陷之后，才在仓皇之中发出高校撤退的指令。  七七事变，中国军队殊死抵抗 由于上海有大片租界存在，因此跟教育部焦急地命令平津高校撤退相比，政府对上海高校并未采取太多措施，在他们看来，租界无疑是日本人不敢进入的地方，与其搬迁至大后方，不如先将其搬迁至租界躲避一阵子。但就是这一指令，完全改变了许多上海高校的命运。 1937年12月，上海沦陷了！  日本占领下的上海 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上海各大学对于内迁一事产生了分歧。如上海交通大学与同济、复旦、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等规模较大、声望较高的国立、私立大学，根本没有办法在租界找寻到足够大的土地，不具备办学条件，因此对内迁的态度十分积极。而像上海法学院、沪江大学等规模较小的教会与私立学校，则没打算搬出上海，如上海商学院仅需一栋楼便可以完成复学工作，而且他们本就具有西方背景，自然不担心日军会堂而皇之地进入租界。于是，上海高校自此分为两部分，国立大学与规模较大的私立大学在战争开始后陆续迁往大后方，而教会学校与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则选择留在上海。  内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 二、在“孤岛”中求生存 既然这么多学校留在上海，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国民政府西迁后，时任上海社会局教育科长的蒋健白主动留守上海，负责政府与上海留守高校之间的联系。1938年下半年，教育部驻沪专员办事处正式成立。既然是代表中央政府，那么在上海留守的高校在名义上也要听从专员办事处的要求。1939年，国民政府下令统一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考试，留守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也要听从命令，为此蒋建白与当时还未完成搬迁的上海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负责人特意组建了统一招生委员会。  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 专员办事处不仅管理留沪各大学，数量庞大的中小学亦是其重点工作，所以大学如果仅依靠蒋建白，想把自己的消息传到重庆还不知道要多久。这样一来，不少大学就主动与重庆政府联系。当时上海与重庆之间的交通与邮递也未完全断绝，大学主要就是通过邮政直接与国民政府建立起联络。 除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对公联络之外，留守上海的大学校长，有的与国民政府要员关系较好，因此高校的经费有时是通过某位大学校长来发放管理的。例如私立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即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关系密切，1941年教育部发放给上海高校的办学经费，就是直接交由何炳松管理。  何炳松（中间） 三、来自日伪政府的压制 如果说缺乏经费人员，断掉与外界的联系是上海留守高校的内部麻烦的话，那么来自日伪政府的压制则是更为致命的外部麻烦。1938年，时任沪江大学校长在上海为抗日而到处募捐宣传，惨遭日军刺杀。1939年，汪精卫派特务丁默邨破坏位于租界的私立持志学院。1940年，汪伪政府正式成立，许多在租界的私立大学校长丧失了气节，前往伪政府做官。  汪精卫（右）与日本人勾结 1941年，日军直接派兵进驻租界，宣布对其正式接管，自此租界也失去了“孤岛”的地位，各大高校更是直接暴露在日伪政府面前。在这种恐怖氛围下，原先未曾迁徙的大学也纷纷计划从上海秘密撤退，教育部也放开了对大学迁徙的一切限制。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上海教育界顿时出现“两个政府”，汪伪政府更是打算接管留守上海的众多高校，并直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对其发号施令。而日军接管租界之后，汪伪政府更加变本加厉，要求各高校必须向伪政府报备，经伪政府备案后方可开办，否则必须停办。  日军占领上海的租界 1942年4月，日伪发现并破坏了重庆政府教育部驻沪办事处，处内职员皆被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留在上海的剩余学校彻底断绝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 在日伪的逼迫下，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等直接撤退至安徽继续办学，而上海女子医学院等则直接停办。复旦大学、光华与大夏大学等，由于大部分教师与成员早已内迁，剩余留沪部分不愿向日伪投降，但又实在没钱，只得被迫降格为“补习班”。还有一部分为汪伪政府所觊觎的国立大学，则困于资金有限实在无力坚持下去，只得向汪伪政府登记备案，比如上海交通大学。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掠夺中国在沪高校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就宣告彻底破产，原有大学逐渐返回上海，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  内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 文史君说 全面抗战时期的留沪大学，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停留上海，而他们面对日伪军的威胁与挑衅，部分校长丧失了民族气节，带领学校投降日伪，但大部分学校不愿向日伪低头，即使是停办或降格为补习班也在所不惜。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与文化的灵魂所在，而我们的先辈所做的种种慷慨激昂之事，正好是我们现代大学所应当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 刘家峰：《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2004年第3期。 韩戍：《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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