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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的早晨，清冷清冷的。鸡叫头遍，大门吱呀呀地响，祖父砍柴上路了。 临近中午，母亲开始张罗做年饭，我和二弟便来到村东头那棵老槐树下张望，等祖父回来吃年饭。中午过后，湖里（指天门）砍柴的队伍成群结队地从路旁经过。路远的便在老槐树下的石碾上坐下，歇歇脚，吃些干粮，喝口水，然后赶路。 湖里人总说山里（指京山）好，有柴烧。山里人总说湖里好，有菜吃。每年春节前，队里就组织劳力砍柴，堆在禾场上像小山，但这柴是不分的。村里的青壮劳力披星戴月地把这些柴用板车拉到湖里去，换回萝卜、白菜、大蒜，分给各家各户过年。但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事为什么像做贼一样要在晚上进行。也许这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吧。 吃年饭的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二弟踩着我的肩，爬上老槐树。爬高些、再爬高些，然后引颈向北眺望。一条走板车的土路伸向远山。祖父将从远山那边回来，可仍不见他的影子。其实家里并不少大年三十这担柴，农闲时砍的柴还堆在屋檐下舍不得动。平日里，家里都烧稻草把子，不经烧，灰多、火小，这稻草恐怕是最廉价最差的燃料了。农村的柴禾很干贵，不是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是舍不得烧硬柴（指木材或毛草）的。 我家的硬柴也只是在熬麻糖、糊豆饼、蒸糯米或春节待客做饭时用。也正是因为柴禾的干贵，农家想出了许多利用和节省柴禾的办法。做饭时，锅里煮饭炒菜，灶膛里煨菜、煨饭，灶门上方煨水。至于灰膛的利用更为广泛。一些需要长时间烧煮的食物，诸如排骨、龙骨、肠子、肚子、鸡子之类用引子（装草把子之土砖围成的格子里的剩余物，一般为谷壳和碎草）作持续燃烧物，可煨上半天或一夜。煨出的食物香气四溢，惹人嘴馋。 一些心急的小伙伴们已经换上新衣，放着鞭炮，打着灯笼出来了。我和二弟猴急得不行。二弟一次又一次地踩着我的肩爬上槐树，又一次一次地踩着我的肩下来，祖父却还没回来。我们盼着吃年饭，盼着穿新衣、放鞭炮、拿压岁钱。我曾多次认真地问母亲，大年三十这担柴不砍行不行，母亲只是说祖父快回来了，快回来了，但从来没有正面回答我。我的确不知道大年三十这担柴究竟蕴藏着什么？ 平日里，农家也是砍柴的，但只在附近的沟坡岭上割些毛草什么的。要说大砍柴应当是每年的国庆节前后。国庆节，队里按惯例放几天假。于是，各家各户，各显神通去砍柴。父亲有个朋友是山里人，这是个得天独厚的关系。一清早，父母亲、祖父和我上路，进山砍柴。父亲冲担上挑着一小袋米、一瓶腌菜、一个南瓜和一个罐头。因为要住在东家，那个罐头算是礼物，其他便是我们这几天的伙食。 柴是用板车星夜拉回来的，我跟在柴禾后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不停地喊着累。祖父心疼，便让我在柴车上坐，反复叮嘱，不要打磕睡，免得从车上摔下来。可那吱呀的轱辘声简直就像催眠曲，那颠簸的车身恰似摇篮，我还是因为打瞌睡从柴车上掉下来了，母亲心疼得不得了，泪眼婆娑，所幸的是屁股摔得清痛，连块皮也没伤着。 夕阳西下的时候，树上的二弟欣喜若狂地大喊，祖父回来了，祖父回来了。我们跑着去接祖父。 远远的，祖父那条加强冲担（在冲担上用铁丝绑上木棒，以防折断）吱咯的响声老远就听得见。大冬天的，祖父只穿着单衣单裤，步履很沉很沉，两头的柴禾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绑在柴禾上的棉衣棉裤也随之上下摆动。 这担柴只有150斤，它远远地超过了祖父的体重。因为负重，祖父的嘴咧开着，那永远没有刷过的大黄板牙露在外面，嘴里的热气呼得又急又长。 吃过年饭，等我们换上新衣服，祖父就给我们压岁钱。我是长孙，自然要多些，虽然只有5毛钱，可我满足的笑依然荡漾在脸上。 我们弟兄姊妹多，缺劳力，家境自然不好，平时难得见到个现钱，连学钱也是用鸡蛋抵账。可每年春节祖父总是给我们发压岁钱，无论多少，从未间断。大些了，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每年三十都要去砍柴，明白了我家的年饭为什么总比别人家吃得晚。因为祖父在这一天要砍两担柴，其中一担卖到了就近的石灰窑上。一担柴仅卖2元钱，我们的压岁钱就是祖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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