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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 荆门京山屈家岭管理区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了铜块（TN24W344c:7）（如图），被发掘者视为屈家岭晚期的资料，没有绝对年代数据，只能判断为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
此铜块未做成分分析，外表满是绿色铜锈。[i]陈树祥和龚长根推论这不是铜块“而仍为一块体积较小的孔雀石”[ii]。但是，只有少数含铜量极高的孔雀石才会形成全面的铜锈，因此笔者认为发掘者定义为铜块是准确的，或者是氧化的金属铜块，或者是冶炼废料。
遗址中冶炼设施不明。但经查报告，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所谓“铜矿石”的文化层，多含灰烬、碳末，且经多次高温烧烤，变成坚硬的黑色，里面富含红烧土粒；周围出土的陶片也多见厚重质地的夹粗砂陶片，发掘者从中复原出几件炼缸（smelting vats）的碎片[iii]（或谓之vats furance，图三）。鄂州博物馆的试验表明，使用这种炼缸，在20分钟内可以还原而熔化2-4公斤铜料。[iv]炼缸的出现标志着这时已不再处于简单地运用还原法炼铜并锻造铜器的早期阶段，而是已进化到用炼缸熔化铜液和铸造的阶段。这种用炼缸冶炼的技术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v]所以一百三十亩遗址的考古现场显示出的，不仅是原始冶炼遗迹，而且可以说该遗址的冶炼技术跃升到较为高级的新阶段。 注释 [i]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4－75页、彩版一：6。
[ii]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4页。
[iii]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
[iv]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
[v]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页377─38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77－178、287─290页。揭秘中国青铜原料“南方之路” 
图为：苏家垄遗址的炼炉炉基及周边遗迹 
图为：出土的铜锭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其中首次发现的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向世人揭秘一条古老的中国青铜原料运输的“南方之路”。“本次考古首次发现曾国同期的大规模冶铜遗存，这对于研究周王朝经营和管理南方矿产资源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家垄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方勤介绍说，苏家垄遗址是以苏家垄墓地为主体，兼有与墓地同期的居址、冶炼遗存的大型遗址，总面积达231万平方米，其中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70万平方米。“这是一条中国青铜原料运输的‘南方之路’。”方勤说，目前已发现大型墓M79、M88为曾国当地最高统治者“曾伯桼”及夫人墓，墓中出土青铜器铭文显示“金道锡行”，意为铜矿、锡金的运输之路。研究表明，墓主人“曾伯桼”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而苏家垄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核心”。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的苏家垄遗址，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结果显示，苏家垄遗址为曾国高等级墓葬，具体时间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记者了解到，本次考古同时发现一座炼铜炉，炉址上可见与墓地同时期陶片，遗址内距离炉址1000米正北方处还出土有一块铜锭。苏家垄发现的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闻名世界，两处冶炼遗址有何不同?方勤告诉记者，据多项考古结果推测，湖北苏家垄不仅为春秋早期中国青铜运输的重要节点城邑，更兼具“加工”的功能，将从外地运输而来的铜矿资源加以冶炼。而这一点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原产地”的冶炼功能有所区别。湖北苏家垄遗址是与湖北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遗址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专家表示，本次曾国考古将曾国墓地发掘和遗址调查勘探相结合，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与厚重的青铜器以及铭文记载等资料，对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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