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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洋的热集 我们家住在下洋港的东街。20 世纪50 年代，下洋集市很热闹。每逢阴历双日赶集时，早晨从东南西北几座石桥进入下洋街口赶集的人们，在窄窄的街道上涌动。他们手里高举起盛物的竹篮、竹筐。一条条石阶上，屋檐下的走道上，都是赶集的人。很多叫卖的小贩，时时从门前经过。挑担的，提篮的，举着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及针线发夹，还有卖各种玩具、纸糊的灯笼的小贩。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使人都看花了眼。还有很多卖艺的，耍猴的，还有用布将人围在里面边打锣鼓、边唱的，很是热闹。 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搞讲演，演节目，更增加了集市的热闹。那时我还未上学，常看到下洋小学的学生，举着很多面大幅彩旗（红、黄、绿色），打着震响的洋鼓，有四人抬的，有两人抬的，也有一个挂在胸前敲打的。化了妆的同学们，穿红着绿，排着队伍穿着街巷来到四方街搞宣传演出。赶集的人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看表演。我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我很向往当一个学生。 小学的变迁 下洋小学就在东街南面的河边上。它是方圆十来里地唯一的一所公办学校。一排长长的教室，坐北向南，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由西到东。走廊下面是同样长的一条砖土结构的路，南边栽着一排茂盛的冬青树。冬青树南下坡，是开阔的大操场，在操场四周，长着高高的杨树。这些杨树是前几届毕业生栽的树。操场内有篮球场，单、双扛，翘板，沙坑，滑梯等。操场南面坡下是堰塘，长满了莲藕。莲花开时，阵阵清香飘来。操场靠路边有一土筑的平台。那是一个主席台，也是舞台。台边长有一株粗大的瓢籽树。操场的东西两边都有一排校舍，校舍是茅草房。房后是一片桃树林，也是前几届学生栽的。 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桃子熟了。老师用罗筐抬着采摘的桃子，给每个教室的学生分桃子。一年级的小学生，每人分得六个桃子。在老师挨着座位发桃时，我想起一首儿歌：“小朋友，排排坐，排排坐好来分果。……”一年后，由于修排水渠从校舍北面过，桃树被砍了。1965年，下洋小学被生产队作仓库和粮棉晒场，学校迁移到下洋南一里路的罗家台，后来又迁到下洋街西头的桥边。 石板街上的游戏 我们家在东街的南面，住房坐南向北。东街是正街，家家都有做生意的柜台、门面。飞出的房檐下用石板铺成的走道，家家相连。下雨时，不用雨具可以从街东走到西头。街面也是石板铺成的。从屋檐下到街面要下几坎石台阶。 我们家南边（后门）是一条背街。听老人说，解放前这里开饭馆、酒店的多，还有牛马棚，赶集的人在这里吃饭、拴牲口。解放后不久，这里有做小生意的，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街的邻居们和睦相处，很亲热。休息时人们常聚在街心和兆玉爹门前拉家常，谈时事，我们小孩也在旁边听，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这里还是我们一群孩子的天地。我们十几个孩子在这里捉迷藏，玩游戏。晚上我们到东街和很多的孩子一起唱歌，赶羊（游戏）、玩打仗。打仗时，大孩子领头把我们分为两队。分队时大家都要当解放军，不愿当敌人，为此还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两队都喊着“解放军来了，打敌人啊！”嘴里嗵嗵嗵还放着枪。夜晚的上空，全是我们的歌声、喊叫声和吵闹声。直叫到家长喊我们回家睡觉，喧闹声才停止，人才散去。 到朱家台采桑叶 在涨水时，我们到东街石拱桥洞下玩水。清冷的水从腿边流淌。石板上长着像地毯一样厚厚的、滑滑的青苔。我们踩在石板上，寻找从石缝里爬出的螃蟹。我还记得朱家台的喻元龙和东街口的毛玉兰大妈的儿子汉元（早夭折）。他们几次到我家，邀我到朱家台去玩，小伙伴不让我去。一次，我不顾小伙伴的劝阻，决定跟他们去玩。朱家台位于下洋正东面一里地远。村子坐北向南，只有几户人家。清澈的堰塘，从东南到西北把村子围着，只有一条土路进村。村里很安静，只有鸡叫。塘边长满茅草和野月季花，塘里有很多水草。微风吹来，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我们看见鱼儿在水草中游来游去。我们三个孩子沿着路边长着小草的弯曲小路，绕过湾堰，来到朱家台的西面。那里是一个大禾场，用来晒麦稻。村边和禾场交界处，长着一株碗口粗的桑树，树上结满了桑葚。汉元爬上树，摇着树枝，有熟透的桑葚往下落。喻元龙也爬上树去招树枝，我在下面捡桑葚，往口袋里装。我的一件西式布马夹的两只口袋，都被桑叶染成了紫色。去年我回到下洋，快九旬的毛玉兰老人一见我，拉着我的手说：“翠萍，要是我儿汉元在世，和你一样大年龄了。”汉元七岁夭折，离开我们已快半个世纪了。 皂角树上救孝成 在东街北面牛场的屋台后院，长着一棵古老的皂角树，可能有百多年了。树身要三人合围，高入天际。树顶上有很大的一个鸟巢。那年，五岁的袁孝成（我的堂叔）和六岁的伍开炎来到树下玩。伍开炎用肩将孝成叔顶到树叉上。伍开炎听见他的母亲喊，就回家去了。孝成叔抓着树枝向上攀爬，爬到了树顶。可能是风吹树摇，回过神来向下一看，这下可吓坏了，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大人们都下地劳动去了，没有管。但哭声惊动了在家的老人。邹大刚老人的小姑姑（我们叫幺婆）和田焕清老人的母亲走出来看见了，望着树上不知所措。她们叫着孝成叔的乳名：“伢子不要动，抱紧树，等人来抱你下来。”过了一会儿，住在东街张其海家的王善元老人（是一位眼科医生）)正好从西向东由小路走来。在婆婆们急切的要求下，善元伯伯找来一根作围腰用的宽布巾带子，嘴里安慰着孝成叔。善元伯爬上长着角刺的树上，用布巾带将孝成绑在背上，沿树爬下来。孝成叔的父母都不在家，几位善良的老人救了小孝成的命。 报名上了幼儿园 在我们一群小伙伴里，只有邹明文、邹明英、舒明英、田玉虎是在校学生。每天看着他们上学做作业，我很羡慕。有一次，听他们说学校在招收新生，我就一个人去报名。走进学校，学校正在上课。我在走廊上从一个个教室门前走过。当走到一个屋门□时，见几个大人在里面讲话。里面有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见我向里看，就说：“小朋友，你找谁？”我说我要报名上学。当时就有一人拿起一支笔，问我姓名，几岁，父亲名字，写完后交给我回去给父亲看。我问：“我报上名了吗？”他们连说报上了。我回家把条子给伯伯看，要他送我上学。伯伯看后说是学校的幼儿园，我当时很失望。就这样，我和街对门的邹少珍去了幼儿园。幼儿园在西街一个露天空地，只上半天，没有书，由小学高年级学生轮流管一管我们，给画书看，有时唱唱歌。每天邹少珍背着她的大妹妹，我抱着我们三人的衣服，来来去去的上幼儿园。 我的启蒙老师和我的小学生活 1958 年夏天，我快八岁了。听小伙伴说学校又在报名招生，我又一个人走进学校去报名。只见宽敞的操场上，排着一条长长的报名队伍。他们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报名的小孩和家长。操场东头茅草房校舍的门口，横放着一张课桌，那里便是办理报名手续的地方。我不知当时是否收报名费。排到我报名时，老师把我领到屋子里，用双手从背后蒙住我的双眼，站在当地转了一圈，放开双手，让我指出东、南、西、北方向来，然后又到登记桌上翻开一本画册，辨认那些花草树木，辨认各种颜色，还问姓名，数数。还问家庭成份。唯有这个家庭成份我答不上来，老师提示，说出了贫农、中农、地主、富农，问是哪一个。我只记得老师说的全是农，怕报不上名，只得重复老师说了一个“农农”。老师问是贫农吗？我分不清什么农，点点头。我身后的领着邹少珍报名的邹建勋老人说，我们是中农。报名后，就盼着张榜。学校开学前张榜了，我跑到学校，望着墙上写满名字的两张大红纸。但我一字不识，就叫邹明文叔叔替我看名字。直到邹明文找到我的名字后，我才放下心来。那年，我和小伙伴就有七个人上了学。我们一年级（一）)班的教室，不是在学校，而是在我家对门邹兆玉爹爹家。那是三间两层六间砖瓦屋，坐南向北，中间是堂屋很宽敞，我们四五十来个学生在南门那间堂屋上课。 领着我走向知识大门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教师胡素芹。她戴着眼镜，和蔼可亲。老师教我们上课时要双手放在背后，挺胸，注意听讲。我们班学生年龄大小相差七岁，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对着老师的讲台。老师来上课带着小钟、手指铃，上下课老师摇铃。发书和本子后，老师只在每人一个本子上写上我们的姓名，要求我们在其它本子上摹仿着老师的笔迹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照着老师写的字，由下向上划，老师对这种倒笔划字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老师第一堂课教我们写名字。先横竖、后撇捺，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地写名字。然后教我们学拼音。教室的南门口外，是一个禾场，场边有两棵大树。下课后，老师领着我们到东面一个简易公厕，分清男厕所女厕所。每次下课后都领着我们在禾场上做游戏。如丢手巾，学跳舞，如找朋友舞，“一个螃蟹八只脚”等歌舞。我们手牵手，里一圈，外一圈地边唱，边跳。冬天天冷，上课时老师叫我们全体起立跺脚，同时两手反搓。我们看着老师的动作跟着做。我刚上学，担任小组长，发歌片给大家唱。我家邻居张婆婆听说我任小组长，笑眯眯地对我说：“还当干部了。”我心里很甜，感到受到了夸奖，也认为自己学习好。可是没过多久，老师却叫另一个同学代替了我任小组长。并且还在上自习课时，叫班长和我一起到教室外面的禾场上，由班长握住我的手，教我写字。我并不知道我的学习是不是下降了，当再听到同学称我为组长时，我面带愧色，说我不是小组长了。从此以后我对学习不敢马虎，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学习又进步了，老师还要我教别的同学写字，我又当上了小组长。老师还用大红纸剪成一寸宽大小长方形的纸条，上面用黄色颜料写上“优秀”，用来奖励学习认真、完成作业好和较好的同学。每次改作业更换一次，纸条用大头针别在作业本封面上。放学后的业余时间，老师还对每个学生进行家访。 一年级上学期末，我和同学们在下洋镇西南面新落成的那栋库房里开全校师生大会。在用木板搭成的舞台上，我们宣誓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并且我第一次获得了学校发给的奖状。（不知是红旗生，还是五好生？）还有奖品，是两本画报：《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我们的老师》。看过画报，我更加崇敬和热爱领袖毛主席。看过《我的老师》的故事，感到里面的老师就像是我们的胡老师。是老师从小培养教育了我们认真学习的好习惯，做一个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劳动好、文体好的五好学生。直到现在，我在学习和工作上都是一丝不苟的。一年级那年，老师教我跳“小燕子”舞，并且叫同学黄国必、张水枝当“小燕子”伴舞。晚上，在下洋小学操场东面搭起的舞台上，挂着几盏明亮的汽灯，大人和小学生同台演出。我是第一次登台演出。当我们按乐曲拍节跳着小燕子舞，“飞”到舞台上时，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我们很受鼓舞，便放开稚嫩的嗓子又唱又跳。胡老师也和一（二）班的王老师的爱人曾祥玉大姐表演了一个舞蹈。 老师给了她的每一个学生同样的爱。一年级下学期，我们班回到学校本部上课。一次下课后，在教室门前路上，我从刘X X 同学身后抱住她，谁知她顺势向我身上压下来，把我压了一个反弓，只觉得气都不能喘，缓过气后，我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有同学去叫老师，我眼泪汪汪地看看胡老师从办公室快步向我跑来。她从地上扶起我。她听我抽抽噎噎的说腰压疼了，便用手抚摸着我的腰，安慰着我，并叫同学去叫来了刘同学。我想老师一定会狠狠地批评她一顿，因为她是大同学。谁知老师只是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刘同学还笑着不住的点头，我当时很失望。现在才明白，老师对每个同学的爱都是一样的，对刘同学的教育也是轻言慢语的。 有一次学校放假，一（2）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说：“你们的胡素芹老师要调走了。”胡老师也在整理东西向另一间屋子搬。当时，由班长领着我们一群学生跟在老师身后来回转，有几位大同学还哭了。胡老师反复说是去学习，还回来的，我们才相信。升入三年级的那一年，我们的胡老师真的调走了。从那时起至今，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令我们全班同学喜爱的启蒙老师。当我们难得聚首的同学谈起胡老师，都记忆很深。敬爱的老师，您去了哪里？您现在一切可好？ 我们读三年级那年（1961 年）)，五三初中搬到了下洋港，小学成了中学校址。我们学生便分成几个地方上课。我们三（一）班在东街被称作“文化姑”的两间民房上课。另一处是在大布街坐北向南的一栋有两个天井、三层进深的大屋里上课。同时，部分老师的办公室，卧室也在这里。我们读四年级时，也在这里上课。还有一处是在西街叫过家楼子的一幢很大的民房里上课。这间房子做过乡政府的办公机关，五六年级的同学在那里上课。同时部分老师的卧室、学校办公室、伙房都在这里。两年后，五三中学搬到易家岭去了。我们上五年级那年，又回到下洋小学上课。当年的小学校长一直是袁万盈老校长，教导主任是彭老师。我记得老师们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室的墙壁上，贴有很多条幅，其中有“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条幅。那时，学生家长都很崇敬老师。学生在街上碰到老师，都要行礼。担任过我们班主任的还有二年级时的许老师，他后来调荆州工作。三年级时的班主任薛发福老师（后来调五三法院工作），四年级时班主任高老师，后来调到畜牧分场三合小学任教。上海知青、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刘长先老师（后在五三高中任教），邹明亮老师（后任高湖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分场文教干事），六年级时的班主任王世坤老师（后在五三高中任教），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邹敏芝老师（后调北京市任教），还有张开雄老师（后调荆门任教）)，张明远老师（后在五三高中任教），张如兰老师（北京下放干部），祝淑贤老师，王以志老师，何老师，曾老师，李老师等老教师。他们这些园丁，大多未婚，很有朝气。他们为下洋小学的教育事业洒下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下洋小学的学生不会忘记他们的。现在这些老师都已退休，有几位老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的学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难忘的长辈 我读一年级的教室在兆玉爹爹家。我们称兆玉爹的老母亲为“老巴”。在上课时，这位老人从不露面，总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到我们放学后才出来。“老巴”是我们那条街年龄最大，辈份最高的人。小脚，头发挽成一个圆髻形，穿齐大腿的便装，不多言语，总是很和蔼的样子。我们搬到下洋小学原址上课以后，为走近道，我总是从他们家来回穿过。有一次我经过时，老人情不自禁拉住我的手说：“看见你们就想我的‘芝'。”即想她在外读书的孙女邹敏芝。没过几年，老人就与世长辞了。邹敏芝老师沙洋师范毕业后，就回下洋小学任教，那年我们读四年级，她给我们上过课。在家时，左邻右舍的街坊都称呼她为“香芝幺幺”。在我们长大懂事时，邹老师和我们一起做针线活，教我织毛衣。因观荣叔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来邹老师也调到武汉工作。观荣叔在家时间很少，只有探亲假才回家，给我们街里的老人、孩子的印象很好，我不止一次听爹爹婆婆说观荣叔人品好，稳重。随着观荣叔调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们全家也都迁到了北京。三十多年不见面了，没有想到邹老师却过早的永远离开了我们。她的父母兆玉爹白婆婆也早已作古了。最后一次见到白婆婆是她老去北京的前几天，在易家岭涂大妈家。老人难舍故乡之情，失声哭了。我们极力安慰，说您老以后还会回来玩的。后来终因年龄大，又有病，再也没回来过。 荆门龙泉中学袁孝坤老师 还有袁孝泉老师，袁孝坤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叔辈，他们都为教育事业贡献了一辈子。孝泉叔曾担任过下洋小学校长，因工作太劳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年才49 岁。孝坤叔是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在荆门龙泉中学任教多年，现已退到二线。还有邹明亮校长也住在下洋港东街，我听袁孝泉老师说过，他要写文章记述人和事，其中有一篇的题目是《德高望重的邹校长》，可见邹明亮校长在老师中的威望之高。因为我们的邻居有这些文人、老师、长辈，在我们的成长中，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我的长辈袁传铭 我的幺爹袁传铭，也是在他49 岁那年离开我们的。下洋的邹春廷老人对我说，你的幺爹生前工作热情，总是给人们宣传社会主义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拖拉机耕田等，人们认为是讲神话。可是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就全部实现了，春廷老人还讲了袁传铭幺爹动员他当志愿军的故事，这是1951 年初春，年轻力壮的春廷伯提着火灰去菜地上肥，碰到了传铭幺爹。幺爹问他愿不愿意去当志愿兵。春廷伯说要和家里老母妻子商量。传铭幺说，只要你愿意去，你家里工作我去做。他还讲了当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春廷伯说，只要家里人同意，他愿意去。说完就上菜地里去了。等春廷从菜地回家，传铭幺爹已经说服了他的老母和妻子。不几天，就有人牵马接兵。春廷伯戴花骑马游街，在乡亲们的欢送中当兵去了。那时当兵手续简单，传铭幺爹做事也是风风火火的，说做就做。他为人正直，肯帮助人。听说XX 大伯的老伴X大妈，身怀第二个孩子已快临产。她突然上吊，被人发现后、不敢解吊。当时传铭幺爹路过这里。他一听说有人上吊，赶忙进去抱住X 大妈的身子向上顶，并叫人解绳套。把人放到地上之后，传铭幺爹和别人一起一左一右不停地摇动X 大妈的两只胳膀，做人工呼吸，好半天才缓过气来。过了不久，X大妈生下了一个孩子。热心的传铭幺爹，同大家一起救了两条命。当时被救下来的这个孩子，后来在京山县政府某局当局长，现在已经退休。我还看见传铭幺爹把犯错误的年轻人叫到他家里批评教育。他还为邻居、亲戚劝解家庭纠纷。1963 年前后，他担任下洋队的农作物虫情测报员工作。近五十岁的人了，身体又瘦弱。但他还是顶着烈日、流着汗水在庄稼地里调查虫情，然后告诉乡亲们用什么农药，在什么时间，消灭什么虫害。他还一个人扎到农业科技室里，埋头工作。他花了很多精力和心血制作了许多昆虫标本，并附有防治病虫的办法说明。然后把这些标本和宣传画贴在标本板上，挂在墙壁上，让人们参观、学习防治病虫的办法。有一次，我在农业科技室里看到了传铭幺爹制作的标本，是各种各各样的彩色蝴蝶、昆虫标本。这些标本和宣传画，直到他1965 年底病逝后才被换下来。在我小时的记忆里，传铭幺爹经常到京山县城开会。回来时，他胸前总是挂着各种奖章，很是荣耀。 邹建业大叔与蚌壳精 我家对门的邹建业大叔，人长得很秀气。那时，过节日玩龙灯，划采莲船，戏蚌壳精，都是大家自愿参加，义务服务，建业大叔（20 岁左右）化妆成一个美女，躲在一个纸糊篾扎的蚌壳里演蚌壳精。他两手支开两扉蚌壳，一张一合，壳里的镜子反射出的光线一闪一闪，耀人眼目。扮演渔夫的也是一位小伙子。他头戴草帽，腰挂鱼篓，手挑渔网，一蹦一跳，一搭一摆地同蚌壳精示意、调情，并撒开渔网，捕捉蚌壳精。旁边有人敲锣打鼓助兴。围观的乡亲们，有的鼓掌，有的哄笑。有一次，找还在建业大叔家，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蚌壳，壳外表是黑色的，里面是花花绿绿的。在街坊的要求下，他当场在毛玉兰大妈门前的场地上玩了起来，大家看得很高兴。 在童年的记忆里，有一群善良的长辈呵护着我。除我的家人外，还有邹宏爽爹爹和张婆婆老俩口，还有我的幺爹幺婆。兆玉爹、白婆婆，多次在我生病时，问寒问暖，送东西给我吃。还有传信三爹、三婆，华山伯、童妈妈，舒明英的母亲丁妈妈。因我伯母眼睛不好，丁妈几次给小时的我做鞋穿。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给过我们下一辈的关怀和影响，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会永远记住这些勤劳、善良、正直、慈祥的长辈们。 2005年3 月10 日孝感 京山市档案局 为京山建档打造京山历史文化百科全书 欢迎提供稿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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