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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故乡，回忆日寇侵华，下洋港沦陷的苦难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军很快占领了中国的东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大举进攻北平，中国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接着“八·一三”上海失守，不久南京沦陷，30 万军民遭屠杀。1938年10 月武汉沦陷。肖之楚几万国民党军队驻扎应城一带。在蒋介石“相机行事”的指令下，国军闻风西撤，溃不成军，丢失不少枪支马匹，失散不少部队，以后沦落为土匪，为害黎民。 我是1937年11 月在下洋港出生的。懂事以后，听父亲和其他长辈讲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故事，后来还看了一些有关的文史资料，知道一些事件的梗概和片段。 那是1938 年年底，日本军从武汉西进，打通汉宜公路。父亲说，日本军经皂市、雁门口向杨家沣、下洋港扑过来，枪炮声越来越近，国民党军队纷纷撤退。下洋港的老百姓拖儿带女随国民党军队向西逃难。我们家住在四方街，是开杂货铺的，不少赊账都记在账本上，日后还可收回。在一片混乱中，我父亲把一个装有账本的小包裹斜挂在我姐姐身上（当时姐姐只有四岁左右），回到屋里取别的东西，母亲抱着不满两岁的我。在混乱中，我姐姐随着逃难的人群走丢失了。父亲万分着急，大喊姐姐的名字：“玉娇！玉娇！”哪里找得到呢！父亲背着简单的行李，母亲抱着我，逃出西门，在黄家台一个农家的麦杆垛里躲藏。日本兵追赶中国军民，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下洋港。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的追击，炸断了离下洋港只3 里的陈家桥。当日本军赶到桥东岸时，因桥断不能前进，就沿着河岸搜寻。当发现河坡的几处地洞里躲着难民时，就把机枪伸进去扫射。光这一次就打死 100 多人。过了几天以后，日本军过河西进了，逃难的居民纷纷返回下洋港，父母亲带着我也回家了。过了几天，我姨母突然带着我姐姐到我们家来了。父母亲惊喜不已。母亲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泪流满面。装着账本的小包袱也完好地背回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姨母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姐姐背着帐本随着逃难人流往西走，但回头一看，父母亲没有来，她就在西门口停下来找父母亲。这时，国民党的几个军官骑着马正在向西撤退，忽然在路旁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哭着喊着找爸爸妈妈。一个好心的军官就把哭喊着的姐姐抱上了马背，同军官一起骑马西行。离开下洋港西行3 里，过了陈家桥（未炸断前），到河西岸的潘家台宿营。当这位军官在一间砖瓦房前把姐姐抱下马时，我姨母正好从屋里出来，一眼看就看到了我姐姐。她惊异地大叫“娇！娇！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位军官向姨母介绍了姐姐逃难找父母的经过以后，姨父、姨母十分感谢住在他们家的几位军官。反复说：“娇的命大，不该丢失，我们也有缘。”这几位军官正好在我姨母家宿营。 这是在1944 年春节，我随父亲到姨母家拜年时，他讲的这个故事。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唱起《满江红》这首悲壮的歌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我跟在他后面走，也学着唱。我是在7 岁时跟着父亲学会唱这首歌的。他还教我和姐姐唱抗战流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一二·八，在那个悲惨的时代……” 1939年春天，日军已占领了京山、天门、潜江和钟祥等地。日本兵驻扎在汉宜公路上的杨家沣据点，下洋港驻的是汉奸部队——伪军一个中队（一个连）。 这年春天，汉奸熊光在日本军的扶植下，成立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划割钟祥南部、京山南部、潜江北部、天门西部建立旧口县。熊光伪司令部下属8个伪保安团，分别控制旧口县的上述地区。下洋港、杨家沣、何家集、旧口属于第二团管辖范围。团长是惯匪“周老八”。我从小就知道周老八这个名字，人们常常讲到他。二团的一个伪保安中队驻防下洋港，中队长名林家源。人们叫他“林中队长”，中队下面还有几个小队长（排长）。这个中队有100 多名伪军。 根据伪保安司令熊光的布置，下洋港的伪中队强迫周围的农民和下洋港的居民，自带干粮、工具，在下洋港周围筑起了城墙，防止新四军的袭击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攻打。城墙沿河港修筑，高3-4 米，宽3-4 米，全长约1500 米左右，南北长500 米左右，东西宽700 米左右，设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的北面、东面、南面有自然的港水为护城河，城的西面、西北面，另挖两米深、三米宽的濠沟为护城河。修筑这个城墙花了几个月时间，用了几千民工，有的民工被伪军用枪托殴打，有的民工病了也要上工，有的民工饿着肚皮干重活，受尽了折磨，耗尽了体力。 除了修城池以外，伪军还强迫民工筑碉堡、造营房。伪军中队驻在下洋港东南角的城中城里。营房的东北角是外城，城外有河港护城。营房的北面和西面，沿内河港的里面再筑一道砖城墙，隔开下洋港的居民，只有一道老石桥通向营房的北门。碉堡修建在营房的东面较高的地段上，西边是高大的邹家祠堂。碉堡是砖砌的，方型，黑呼呼的，有五层楼那么高，四面有眺望哨和枪眼。从这里可居高临下控制下洋港的大半个镇子和营房周围地段。伪军平时就龟缩在碉堡和营房里。 修筑城墙和碉堡，是日伪军控制中国居民和抗日力量的一种手段。下洋港城里的居民出入城门要有“良民证”，城外的居民进城买卖东西也要凭“良民证”。在城门口稍有怠慢，就要遭伪军的毒打。如果掏不出“良民证’，就要被扣压。 伪军仗势欺人，草菅人命。四方街的东南角有一家茶馆，老板姓刘，别名叫“刘热包”，约50 岁，谢顶，浓胡子。一天，他的娘子正在茶桌上吃午饭。这时，几个伪军在旁边的一张茶桌上摆弄枪栓玩。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正好打在老板娘的胸部，当我从仅距百米的家中跑进茶馆时，看见老板娘垂头扒在桌旁边，鲜血流在桌上、地上一大摊。这是一个热集，围观的人很多，但谁也不敢说什么。刘老板只得抱着死去的妻子痛哭。 还有一次，伪军在乡下抓了一个40来岁的妇女，说是共产党的家属，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我亲眼看到伪军把这个妇女关在四方街一所房子里。后来，不知如何处理了。听人们讲，抓这个妇女没有任何证据。 在伪军驻扎期间，伪军通过收苛捐杂税、派劳役来剥削人民。有的伪军原来就是土匪，当了汉奸部队以后，拦路抢劫，牵牛、绑票，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灌辣椒水、耕田（折压腿骨）、伤口摸盐、点天灯（在身上挖坑灌油点灯）是他们残害良民的手段。 在伪军驻防期间，杨家沣据点的日军常到下洋港周围“清乡”、打劫、抓共产党、烧房子。我已五六岁了，常看到日军进下洋港的情景。有一次，一队日军约30 多人，从南门进下洋港，排着两行纵队，前面一个军官右手拿着一把闪亮的军刀（称“东洋刀”），刀尖向上，走着正步领队向前。后面的日军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行进。他们头带三块布的军帽，扎着腰带，蹬着皮靴，横眉竖眼，充满杀气。我们这些孩子只是在街旁偷看。这队日军经过前房进南门，折向东穿过篾货街，到东头米棚子场地。他们把长枪五支一棚地架起来。在伪军军官和伪区政府区长、保长的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又排着队，晃着东洋片子（军刀），离开下洋港。如果是在农村抢劫以后，就带着鸡、鸭、腊肉等“战利品”回据点。 我想起了日本兵丢枪的故事。大约是1944 年，我私塾的一个同学陈大山讲的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在前房读私塾。陈大山比我大两岁，是陈家台人。长得黑亮、结实，胆子大，很机警。他说，有一次一队日本兵到陈家台（离下洋港只两华里）“打闹”（索粮、要款）。进村以后，照样把长枪五支一棚架在禾场上，然后去吃喝打闹。要离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发现自己的枪架在禾场上被人偷了。日本军官向村里的联保主任陈丹亭（恶霸地主、汉奸，土改时被镇压）交涉，怀疑村里有共产党、新四军偷了枪。如不马上交出来，就要点火烧村民的房子。日军和伪保丁们到村里挨家挨户搜查，实在查不到。保长只好把负担转嫁到村民身上，每家每户出几块大洋（银元），赔罚日军一大笔粮款，才算没有烧房子。 枪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陈大山很神秘地说，是我们三个孩子偷走了。当时，10 岁的陈大山同另外两个男孩在禾场上围观日本兵，看到日本兵把枪架在禾场上后，就没人看管了。三个男孩商量，二个放哨，由陈大山动手，把靠麦草堆的一支枪搬走了。三个孩子摸了一会枪，不敢往家里拿，就顺手藏在麦草堆旁的草丛里了。后来日本兵找枪、要烧房子，他们更是害怕，不敢吭声。日本兵走了以后，陈大山摸黑把这条枪扔进水塘里了。我当时听了陈大山藏枪的故事以后，真佩服他的勇气，也为他们三人捏一把汗。将近60 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故事。 1943 年秋天，我已经6岁了，开始上学读书。学校是在我家后面约100 米的一栋高大的封火墙屋里，我们叫“榨坊”，实际上是榨坊老板办公、卖油的铺面和住房。房屋厚实，坐北朝南。进大门以后，厅堂被天井隔成南北两个教室，很敞亮。我读的第一本书也就是第一课，只有两句话：“你今年几岁？我今年6 岁。”“6”字是老师代填写的。课本是白纸、铅印、竖排本。课本多是花鸟虫鱼之类的内容。因为这是日伪军控制的学校，课本中不能编进中国的辉煌文明史，更不能有宣传抗日的内容。教师中有吴国鼎，约30 多岁，体微胖，毛笔字写得很好。招牌上“寿昌榨坊”四个大字，是他的手笔，字体酣畅、苍劲。远近许多商家的招牌、匾额都是他写的。他的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知识都有一些。可以说是当时下洋港最有文化知识的人。 一年以后，不知为什么，这个小学停办，我和同学们到前房读私塾，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同影（描红）写毛笔字。不到一年，下洋港中心小学开学。我到小学读三年级，我姐姐读四年级，这已经是1944 年秋季了。学校在下洋港四方街的北口朝阳观。这是过去的一座古观（道教），房子很深长，三层进深，两个天井。我们三年级在中间厅堂，有20 多个同学，林中队长的二儿子林生义与我们同班，他很忠厚，不欺侮人，学习成绩较好。他的哥哥林生仁，住五年级，长得壮实，打架闹事，仗势欺人，同学、老师都让他三分。教我们课程的有一个范德藻先生，30 岁左右，身材修长，白面，戴一副金边眼镜，着英丹士林长衫，戴灰色礼帽，显得儒雅、文秀、现代。但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打学生的手掌心。他是教国文的，统一上课、点书，要求学生下一次课背诵或默写。有一次，一个姓吴的同学，没有背诵好应背诵的课文，当场让这位同学把右手掌摊在桌子角上，范先生举起手中一米来长的竹棍，使劲打下去。打得吴同学咬牙闭眼，又不敢叫痛。三竹棍下来，吴同学的手开始红肿了。只要范先生上课，不少不用功的同学胆颤心惊，不敢马虎。范德藻先生是从武汉回下洋港教书的。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学历。一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我到北京工作以后，才听说这位范先生在武汉师范学院当教授，当时，已经70 多岁了。 由于日本兵驻在据点杨家沣，下洋港的伪军对学校也无暇顾及。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也不讲抗日救国的事，所以从表面上看，学校还没有发生什么事，至少我们低年级学生没看出什么事来。但在下洋港街上，发生了一件抗日救国标语的事件。这是解放以后，父亲讲给我听的。 大约是在1940 年，下洋港的街头墙壁上有人贴了几条标语，是用墨笔写的。大致内容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不要当亡国奴！不要当汉奸！驻扎在下洋港的伪军、伪区公所，驻在杨家沣的日本军都知道了，要求伪军、伪区公所、保长查出写标语的人。当时，下洋港伪区公所区长叫范馥亭，50 多岁，瘦高个，尖脸，戴眼镜，花白头发，夏天穿一身白对襟杉裤，秋天、冬天穿蓝色缎子长衫、长袍。他的儿子叫范德全（小名全官）是我同学，比我大几岁。范馥亭的小老婆叫陈元元，是东街西口“陈元康”杂货铺陈老板的女儿。陈元元有一个弟弟叫陈熙浩，在外地读书。敌伪人员把查标语当做一件大事，在下洋港挨门挨户检查、盘问。凡是识字的男女老少，都一个个查对笔迹，把人们弄得很紧张。查对结果，认定标语上的字体是陈熙浩的笔迹。就把陈熙洁抓进伪中队部去了，进行审问、烤打，认为他是抗日分子，要枪毙陈熙浩。由于陈熙浩的蛆姐陈元元是范区长的小老婆，范区长同伪军、日本人作了很多疏通工作，最后，才免于枪毙。但日本鬼子用刀剁去了陈熙诰右手的三个手指。据说，剁手指时，三个手指蹦得很远，鲜血直流，陈熙浩痛得当场昏过去。后来被救活，医治好了。在解放前夕，我还真的看到陈熙浩的右手缺三个指头。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日伪对抗日救国进步活动的镇压是很残酷的。 在日伪占领时期的下洋港及其周围的人民，除了遭受兵祸、战乱之苦以外，在政治上、经济上过着亡国奴的日子，动辄就遭日伪军的关押、打骂、欺凌。拉壮丁、抢财产、牵耕牛、烧房屋等经常发生。在日伪的纵容和支持下，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票抓人，人民苦不堪言。当时，日伪军还封锁、控制人们的食盐。农民用五斗粮食（100 斤左右）只能换几两食盐。老百姓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冒着生命危险躲着日伪的关卡带进一些食盐。如果被查出，就要坐牢、枪毙。有的老百姓只得把盐用水溶化以后，把衣衫泡湿、晒干，通过关卡后，再泡出衣服中的盐水，晒干食用。 在日伪占领时期的下洋港周围，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田地大量荒芜。在下洋港东南面的蔡家垱、黎家集、罗家台、陈家台、彭家店、高湖，以及西北面的二道沟子、三道沟子，方圆几十里的肥美良田，茅草丛生，芦苇遍地，成为强人出没、野兽横行的荒野之地。豹子、野猪、豺狼不光在荒野出没，有时还光顾城里居民。有一次一只羊纪子从西门跑进了下洋港街上。我同许多大人、孩子一齐在街头巷尾围追堵截这只羊纪子，终于把它抓住了。我们家喂母猪。晚上猪崽随母猪睡在猪圈里。大胆的豺狼闯进猪圈一口叼去两个猪崽，母猪发出怒吼声追赶，也无济于事。我们家的猪崽每窝总有几只被狼叼走。这真是豺狼当道的日子！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1945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占领杨家沣、下洋港的日伪军还不肯放下武器。 就在1945 年9 月的一个黎明，听到西城门、南城门几阵枪声后不久，在我家门缝里，我看到了长长的队伍，扛着枪，走着整齐的步伐，从西门开进了四方街。大约有300 多名士兵，穿着灰色的军装，即新四军的军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军纪很好。事后，父亲说，这是陆春阳大队长的队伍。原来陆春阳这支队伍是伪军周老八团部下属的一个营（大队）。后来这个营弃暗投明，被新四军收编了。这次陆春阳是随同襄北地委副书记谢威、京钟县大队长向宪文来围攻下洋港的伪军的。当时的伪军已成惊弓之鸟。新四军的一个大队（一个营）300 多人，把下洋港紧紧包围住了。佛晓时，新四军开始攻城，伪军只放了几枪，就放弃西城门，逃进了伪军驻房的里城，龟缩在碉堡里。新四军就很容易地攻进了下洋港的外城，整队进入四方街。 接着，新四军召集下洋港做生意的、种田的全体居民，在四方街开群众大会。我和父亲、姐姐参加听会。新四军的一个干部站在木凳上讲话。大意是：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这次来下洋港，就是要伪军投降、缴械。他们现在躲在碉堡里，盘踞在东南角的城墙里。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就要攻打。为了不误伤老百姓，各家各户除了留下人看家以外，把老人、孩子都疏散，离开下洋港，并且要马上行动。这个干部还动员说，我们要攻占城墙，要攻打碉堡，希望大家支援新四军方桌、棉被等物品，新四军付钱买这些东西。 群众会开完以后，父母亲决定，让8 岁的我随同10岁的姐姐离家到外祖母家去。我们背了简单的行李包，带了点衣服和食物，出西门向北走。路上有泥泞水坑，我们把鞋脱掉，拄着竹棍行进。过了九贡大石桥，经过华家咀，到了浩子垱。垱里水很大，白茫茫一大片，垱口一股急流把路淹了。姐姐牵着我，我们拄着竹棍探寻着行进，害怕脚踩虚了，急流把我们冲走。我们小心地走了100 多米，才走过了水流湍急的垱口，又走了几里，才到大树塆外祖母家。 过了十来天，我和姐姐回到了下洋港，只见城墙被挖平了，只是碉堡还在。父母亲讲述了新四军攻打碉堡以及伪军投降的一些情况。 我和姐姐离家的当天，新四军准备进攻伪军的内城和碉堡。一是征集了几十张结实的木方桌，几十条棉被（絮）。新四军头顶着浇湿了的棉被，棉被上压上方桌，向伪军的城墙攻击前进。湿棉被可抵挡枪弹，木方桌不怕砖石砸。二是把临近伪碉堡、城门的民房的砖墙，打出一尺大小的枪眼，架起步枪、机枪，监视封锁伪军的碉堡和城门。就在这天下午，一个伪军从碉堡窜出正跑向另一处营房，突然一声枪响，这个伪军倒在地上了，其他伪军吓得连头都不敢探。三是向伪军喊话，宣传，劝其投降。前面讲的那个范馥亭区长，是一个开明人士，站出来向伪军中队长林家源喊话，劝他认清形势，缴械投降。在兵临城下以及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林家源中队长及其100 多伪军打出了白旗，交出了枪支，向新四军投降。当时，国民党军在各地抢占地盘，接受了伪军的投降。有的日伪军看到国民党军队势力大，有的日伪军同国民党顽固派早有勾结，不愿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而要等待时机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林家源虽然对向新四军投降有所迟疑，但毕竟还是打出了白旗。 伪军投降以后，新四军动员周围的农民，自带干粮、工具，到下洋港挖掉日伪军筑起的城墙。几百名怀着胜利喜悦的农民同城里居民一起，不到三天，就把周围近四里长的城墙挖掉了，壕沟填平了。但河沟、港汉、石桥还是保留下来。伪军的营房被拆掉了，但碉堡还在，不知为什么未被拆掉。 下洋港及其周围的人民，一方面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方面开始恢复生产，建设家园。下洋港的各行各业又兴旺起来。 京山市档案局 为京山建档打造京山历史文化百科全书 欢迎提供稿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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