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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源流管窥 ▼ 书法是随着文字的出现和演变而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它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自东汉以降，尤其是两晋而后，更具有广泛的艺术欣赏性。各个时代异彩纷呈，名家辈出。自魏晋六朝乃至隋唐以下，它已经形成独特的书法艺术。中国的书法艺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影响所及，遍于亚洲诸邻邦。 东晋升平二年（358)的《曹娥碑》，是我国书体从汉隶向真楷蜕变的代表，捺笔厚重、结构扁平的时代风貌，正好说明此时民间流行的真楷，已处在变革之中。北宋著名鉴赏家黄长睿的《东观余论》，认为它出自王羲之手笔，南宋高宗赵构在题跋中则定为东晋佚名人所写，却有独到的见地。按东晋王羲之出身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真、草、行书已基本脱掉前代的窠臼，为后来的今楷、行、草奠定了基础。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在当时的民间犹存着隶法遗意，完全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王羲之一门书翰》是唐万岁通天二年（697)弘文馆勾填的，其中包括东晋王氏父子及六朝王慈、王志等所书各帖，虽属行草的“相闻书（信札)”，并非真楷，却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已洗尽汉魏影响，以崭新的姿态迎来了我国书法艺术的新纪元。魏晋真迹诚不易见，西晋陆机《平复帖》和东晋王珣《伯远帖》已成稀世之珍；而《曹娥碑》即或不是出自王氏手笔，而时代却与之相当，同样是传世的赫赫名迹。《王羲之一门书翰》这件“下真迹一等”的瑰宝，不仅展示了东晋六朝上层社会典型的书法面目，而且更体现了书法发展史上，由古变今，第一个开拓时期的花团锦簇的繁荣。在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亲见其墨迹，真是一种难得的美的享受！ 西晋陆机《平复帖》局部 隋唐的书法继六朝而日益发扬光大，唐太宗李世民提倡宗法王羲之，天下景从。由六朝陈、隋入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诸大师在我国书法艺术上厥功甚伟。虞世南与欧阳询的书法妙绝一时。虞世南出自隋僧智永，间法二王，处处露出王氏 风度的光彩。欧阳询与虞世南齐名，同出王氏之门，册中《梦奠帖》和《千字文》有不少《兰亭》笔意，继承关系相当明显。欧书自成一家，远播东瀛，日本嵯峨天皇便深受欧书的影响，正仓院所藏嵯峨的墨迹，与欧书《梦奠帖》对照考察，他们之间继承关系洞若观火。《千字文》是欧阳询早年之笔，字字珠玑，卷后北宋王诜题跋，更增光彩。欧书传世墨迹，仅存4件，《千字文》为长卷，《梦奠帖》与故宫博物院的《张翰帖》、《卜商帖》三卷，原皆从《史事帖》佚出，大都为唐宋人临摹勾填，独《梦奠帖》老笔纷披，森森然有如列戟，难怪它受到历代书林的极大珍重。时代进入盛唐，书法有了新的趋势，风气为之一变。领导这场变革的，就是大诗人杜甫所吟咏的酒中八仙歌中的张旭。张氏苏州人，官至长史，以书法著称于时，真楷《郎官石刻》，风骨棱棱，有一笔千钧之势，为名书家颜真卿所继承。再就是在今草的基础上新创狂草，笔走龙蛇，点画飞动，或一字分而为二，或字字上下相连，怪怪奇奇不可名状，却又不悖于草书之法，已非历来今草面目。张氏的《古诗四帖》便是代表他所创狂草的唯一孤本，《宣和书谱》著录，诚为书苑中之奇花异卉。北宋初年所刻《淳化阁帖》，收入东汉张芝《肚痛帖》等，早被米芾指出其非，并断定为张旭所书。证之《古诗四帖》，米氏之说可信。张旭传书法于颜真卿，怀素问书于颜氏，得传张氏草法，运笔所谓“张粗怀细”，验以《草书自叙帖》和《苦笋帖》，信然。但怀素除狂草学张旭，也学二王，故册中刊出的《论书帖》，见于《宣和书谱》著录，亦为宣和内府旧藏，其风格则近王氏，与其传世的所谓《千金帖》，即《小字草书千字文》是一致的。由此可知，一位名家的书法面貌也是多样的，不是一成不变，如张旭《古诗四帖》与《郎官石刻》，无论如何也难使人认为是同出一人的手笔。上面我提出盛唐时期书风发展的新趋势，所指的仅是主流。敦煌《恪师法第一抄》，草法纯宗二王，写得如此精美，实不亚于孙过庭《书谱》。从以上墨迹联系到唐代的书法，重点偏于草书，并把它的变革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探讨。至于还有不少大家的作品，也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限于实物，尽管不能作全面阐述，但对于了解一个时期的书法发展中的具体情况，还是不无裨益的。 西晋索靖《月仪帖》局部 五代书法承唐之遗风，可以说是两宋的过渡。传世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帖》和《夏热帖》与张旭、颜真卿的真、草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宋早期李建中的行楷气韵殊佳，惟未形成流派。而对政治、文史、哲学、军事作出杰出贡献的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虽不以书法见称，从传世的墨迹看，也是别具风韵，何况又是字以人传。如册中欧阳修《待漏诗》和《家谱序》，笔力透纸背。举一反三，准此可以了解同时名人书法的品格。真正树立旗帜的北宋四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对书法的造诣殊深，各有特色，对当时和后代起过深远的影响。徽宗赵佶有行书《蔡行敕》和草书《千字文》，其子高宗赵构的草书《洛神赋》和孝宗赵昚草书《后赤壁赋》并非是对帝王有所偏爱，实在是由于他们的墨迹生面别开，对书法艺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能埋没，应作为文化宝库的一份珍贵遗产。徽宗赵佶的书法，过去仅见其瘦金书传世，而草书和行书因收藏在宫廷之中，竟无缘获睹真迹。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的两件草书也是不可多得的名迹。赵构和赵昚近法宋四家，远学晋唐，真书学《曹娥碑》，草书得二王尤多。论功夫和成就，赵构书法不低于当时诸名家，已经形成一个流派，支配宫廷上下百余年的书风。赵昚的泥金草书《后赤壁赋》，书风与赵构极为相似，难怪前人对之有出自徽、高二宗之说了。南宋书法艺术不如北宋之盛，虽与政局有关，但也未必尽然。由于宫廷的倡导，士大夫大都留心书艺，卓有成效。大诗人陆游最重书法，见之于吟咏的占了不少篇章，以所谓 “大舸破浪”一词形容草书的特点，正是他的“夫子自道”。诗人80岁时的自书诗，真是少见的杰作。诗篇的韵律和命意，炉火纯青，沁人心脾，固不待言。就是此卷大字草书，以猩猩毛笔，随意挥洒，神完意足，其中灌注了无尽的诗情画意，耐人深思。理学家朱熹在哲学方面的著述，卷帙甚富，被当成了孔丘学派的继承人，800年来为儒林所推重。他写一手精妙的书法，大小字独具风姿，清新道劲，历来为后世所称羡。《朱熹·书翰文稿》中的《致表弟程洵允夫书输》和《大学或问篇阐述稿》，均属不经意之作，却有一股天真烂漫的情趣，令人百看不厌。南宋以专门从事书法而享名于时的张即之，一生不知写了多少作品，曾誊写佛经若干册收藏临安寺庙，至今犹散见于国内外公私收藏家手中。他的擘窠大字更为有名，从颜书入手，创横细竖粗的结体，独具挺拔的特色。其小字行书流传绝少。《报本庵记》墨迹，为张氏仅有的佳构，受到历来鉴藏家的赏识。南宋后期状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的墨迹更为珍贵，不但因民族英雄受到敬重，也因为他那富有二王传统的书法，给人以清秀刚毅的感受。《木鸡集序》与他的另一件传世名作《致宏斋札子卷》不啻是稀世双璧。 东晋王珣《伯远帖》局部 东晋王羲之《行穰帖》局部 两宋的书风丰富多彩，淳厚敦实，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元代的书法就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得以不至于坠落。我国一般盛称书家“颜、柳、欧、赵”，几乎是成了学书入门的公认导师。赵即赵孟頫，元代初期享有盛名的书画家，他主张画不学南宋，直追唐人。他于书法则不然，书则初学宋高宗赵构和张即之，后学李邕，由近及远，徐徐而进，最终皈于“二王”，终于成为一派宗师。元明以下，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书家，所在极多。《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诗》是赵书传世墨迹中的“高头大卷”，运笔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是难得的合作绝品，而被乾隆弘历误为“双勾赝作佳者”。欧阳修《秋声赋》和陶潜《归去来辞》，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急就章》是我国汉代创始的第一代草书，又是古代启蒙的字书，后世书家非为实用，而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为之传播，丰富了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视野。赵氏所书一赋一辞，以行书出之，心手相师，点画随意，收放自如，很能显示作为大书家驾驭笔墨的本领。元人中多有喜书《急就章》的，与赵氏同时的邓文原及其后学俞和、宋克诸人，都有此类作品传世，可资参证。与赵孟頫同时又同享盛名的鲜于枢，为当时南北两地的代表书家，而鲜于氏传世作品不多，且书体又少，想必两人从事的社会活动以及生存的年岁修短有关。他的《王安石杂诗》大字行书，时代风格与赵氏相通，大概是两人的师承关系也有不约而同之处。元代的书法艺术进入中后期，赵氏的影响趋于普遍，如张雨、赵雍兄弟、陆居仁、郭天锡、俞和、周伯琦，属赵派的中坚，只有康里子山、柯九思、杨维桢少数几家草学《书谱》，楷学《道因碑》。且杨氏草法自创一格，颇出新意。总之，元时的书坛应数赵孟頫一人领一代之风骚，已成定论。 明 唐寅 行书吴门避暑诗 局部 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度、沈粲)和宋濂是具有影响的书家，他们都出自赵氏而稍有变化。宋广作品，世不多见，临怀素《自叙》，草法功夫较深。程南云的行书《千字文》则全法赵氏，运笔舒展，气味浓郁，尚具典型。中前期有李东阳、张弼、李应浈、吴宽、沈周诸家，师承的范围似较前期为广，苏轼、黄庭坚的影响同时也在起着作用。可是，中期的祝允明、王宠、文徴明、唐寅等人，世居吴门，大都规模赵氏，风气为之大开，即是文氏大书渗入黄山谷笔法，而总的基调仍然皈依于赵氏。祝允明的小楷《东坡记游》自赵氏《道德经》和《黄庭经》出，文徵明《西苑诗》、《梅花诗》诸作，唐寅《吴门避暑诗》、《落花诗》等，皆具有赵氏的流风余韵，形迹至为显著。王宠尽管表白师承钟繇，而其效果始终摆脱不掉赵氏法度的制约。尤其是文氏门人及其子弟辈，人数众多，风貌大同小异。倒是陈道复虽出自文氏门墙，书画却有自己的格调，杜甫《陪郑广文游何氏山林诗》，其中米芾的成分较多，其奔放处已突破文氏的藩篱。晚期的书苑空前活跃，董其昌应运而出，主张书学唐宋，并躬自实践，一时蔚为风气。他的书法，基础是学颜，后兼学宋四家，于米芾甚有心得。他的作品，几种书体都可看到，使人对其功夫深厚，为之钦佩不已。如前面所指赵孟頫对元明书法的影响如此深远，而董氏则对明末清初的作用也很为可观。尽管与之同时的莫是龙、陈继儒辈亦以书名于时，但都不能与董氏抗衡。董氏这一主流派之外，则有后来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别出分枝，他们自创新体，结体运笔怪异，曾风靡一时。随着时问的推移，逐渐淡薄下来，远不及董氏一派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明 董其昌 临米芾方圆庵记 局部 清康熙玄烨提倡董其昌书法，上行下效，不胫而走。査士标、陈奕禧诸人追摹最力。在此之前，清初名家王铎的书画受到各方的重视，有“南董北王”之誉。王氏艺术活动在明末、入清影响逐渐扩大，傅山诸书家学之可以乱真，后来傅山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力图摆脱其影响，仍露痕迹，可从本书和别处藏品中窥知一二。而王铎致力于书画艺术的活动（实践) ，不仅为傅山初期所师承，在清初的书家中也还有人在摹仿，不单是他的后人，同时是一些科举中人。像傅山一类的书家，终不仕清，有的自号“遗民”，或入空门，或游技艺，是历代政治变革中常见的现象。明代的“遗民”中，有不少知名的书家和仁人志士，如沈摩青、龚贤、顾裕愍诸人墨迹，特别是传为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手札，除书法的熟练而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当时苏州“五人案”的历史真实，是值得珍视的。 清代书法为馆阁体所束缚，乾嘉时危机四伏，真有不绝如缕之势。康熙玄烨提倡学董其昌，于馆阁体在客观上有所抑制，而乾隆弘历学赵孟頫仅得其结字工整，笔致匀称，却缺乏风骨韵味，终于被后人讥其为“算盘珠”，它正好代表了馆阁体的若干特点。又是一个上行下效，使清中叶的书法艺术一蹶不振，徘徊不前。但书法艺术毕竟有深厚而肥沃的土壤，在此前后孕育出高其佩、金农、高凤翰、郑燮诸家。他们别出心裁，自辟蹊径，一新耳目。与此同时兴起的考据和金石学有无关系，自难确说。倒是黄易、伊秉缓、阮元、包世臣、何绍基、陈鸿寿的实践活动表现较为明显。由馆阁体脱颖而出的翁方纲、刘塘、成亲王、铁保所谓“乾嘉四家”，外加王文治，共为五人，总未能冲破藩篱，具有自己的面貌。一言以蔽之，有清一代的书法艺术的阵营初期承明时遗风，继之有一度回光返照，稍纵即逝，一般较长时间处于馆阁体为主流的漩涡之中。就我国书法发展的规律观之，应该说是处于低潮，而金石学的兴起，多少拯救优良传统于不坠，为后来书学的振兴创造了条件。 对艺术，包括书法艺术在内，可以说历来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在书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和流传的墨迹。在他们中间，一些人在当时就已声名赫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的人可能变得暗淡了，而另一些人，则仍被人们所推重。还有的，他们的艺术在其生前并没有被认识，而身后却日益显现其成就和价值。但不管是怎样的情形，总的说来，这是历史本身对他们的评价。我们今天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地提出各个时代出现的书家作品，鉴定墨迹的真赝，推荐他们传世的代表作，就算是尽到一份责任，即此一端，恐怕也还有负各方雅望，谨致歉意，敬希谅察。 1990年1月 节选自：《沐雨楼文集》 云庐艺社编辑整理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相关章节： 云庐·文化‖杨仁恺——对董其昌在我国绘画史上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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