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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诜及其书法艺术 ▼ 我国文献记载王诜的事迹不可谓不丰富，因为他尚宋英宗赵曙蜀国长公主而为驸马都尉，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受到各方面重视。《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诸史籍中多处提到他，主要涉及公主逝世，王诜与所谓元祐党人来往，以及前后数次左迁的来龙去脉。其中较为甚者，为诏责“王诜内则朋淫纵欲无行，外则狎邪罔上不忠，由是长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见《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五一）。因此，皇帝身边的一些重臣也借机进谗，使王诜宦途受阻。王诜在功名上的坎坷对他的艺术生涯却大有裨益，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扩大视野，多少弥补了贵公子出身的局限。 官方史籍贬低王诜，乃奉命之作，有的近臣为了邀宠，火上加油，古今一揆，并不为怪。带有著录性质的《宣和画谱》一书，虽然转录了神宗赵顼对王诜的谴责（引语见前），编者在评价王诜时却褒多于贬。如“幼喜读书，长能属文，诸子百家，无不贯穿，视青紫可拾芥以取”，是言其专心治学，薄于仕进；“诜博雅该洽，以至弈棋图画，无不造妙”，是说他对文艺有广泛爱好；“又精于书，真、行、草、隶，得钟鼎篆籀用笔意”，则专指书法造诣而言。以上都是一般奖饰之词，重点落在王氏的绘画成就突出处时说道：“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宽林幽谷，桃溪苇村，皆词人墨卿难状之景，而诜落笔思致遂将到古人超轶处。”以传世的几件绘画作品对照验证，《画谱》措词当属公允之论。南宋人邓椿所撰《画继》，乃私人著述与官方和半官方的口气有很大出入，指出王诜：“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仪，学问诗画，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黜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东坡（苏軾）为之记。”“其所画山水学李成皴法，以金绿为之，似古……故东坡谓晋卿（王氏号）得破墨三昧。”以后一些图籍，咸本以上几种文献，不见有新资料补充。根据记载，初步综合分析，不难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或有助于研究。 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局部 官史责备王诜“抑勒僱人。取舍之间，不畏公法，……藏匿妇人，教令写文字投僱及虚作逃亡迹状”；“诜不矜细行，至于妾奸（公）主旁，妾数抵戾。主発后，乳母诉之，帝命穷治，杖八妾以配兵”（分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魏国大长公主传》）。这与邓椿《画继》所记出入不小。邓氏活动在南宋，记事未必真切，但他是从苏軾为王氏所撰《宝绘堂记》转录而来。苏試毕竟是与王氏同时，而且过从较密，并是先后同遭外放之灾的滴臣，他的记述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我并不是简单地为王诜的历史翻案，为了弄清史实，了解其人之真实面目，似有必要花点工夫。 烟江叠嶂图 局部 再就是两宋以来文献，对王诜的绘画品题不绝于书，但对他的书法艺术却很少涉及，就是在苏軾的许多诗文中，亦只字不提。《东坡集》卷17载苏氏次韵晋卿和《烟江叠嶂图诗》十四韵序言有云：“因复次韵，不独纪其诗画之美，亦为道其出处契阔之故，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爱之义也。”可知二人有患难之交的情谊。只说“纪其诗画之美”未及书法或以为主题对王氏所制《烟江叠嶂图》及其和诗而言。可是诗中却有“郑虔三绝君有二，笔势挽回三百年”句，明明肯定的是诗与画。上海博物馆收藏王氏真迹图后有苏氏亲笔诗篇，王氏和章相接，苏再就成前韵和之，王又步原韵书于苏氏墨迹之后，如此诗、书、画相结合之佳作，弥足珍贵。而苏氏竟不提王氏书法之成就，应非出自一时疏忽。倒是与苏轼齐名，也就是王氏友人的黄庭坚，在所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有跋王晋卿书一侧，录于下：“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能识者。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其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 照黄氏的印象，王氏行书真有点异样，惜乎流传下来的这类行书墨迹尚未发现，也许为其早年自创书体。黄氏又在《山谷别集》卷八有一段《跋王晋卿·墨迹》文字，说法与上面迵然相左：“……近见（王诜）书《戒坛院佛阁》碑文，文句与笔墨皆顿进，所调后生可長者乎?” 黄氏以长者口气作此评论，道出一个客观实情：王氏早年的书法既无传统，又或以画入书，实不足为法；后来改弦更张，面目一新，令賣氏印象改換，遂即予以鼓励。 宋 王诜 行草书自书诗卷 局部 此外，如前面所引《宣和画谱》王氏传记提到了书法，所谓“又精子书，真行草素，得钟鼎篆箱用笔意”。这或是其早年所作如蕃锦图像文字之所由来。《画谱》编者措词含混，远不如对绘画评述之具体，盖有其原由在。问题在于《画谱》中记裁宣和内府收藏王氏绘画作品达35件之多，而同样性质的《宣和画谱》竟未有一件入选，则《画谱》所谓“又精于书”不过属于随意之词而已。如果说《书谱》未收入苏、黄两家之作，王与苏、黄有政治上牵连，因亦不予收录，于理似有可通。然而《画谱》既然为王氏大加宣染，认为其书法既精，自应入选。而事实并非如此，看来当时王氏书为画名所掩，再加上前后有个演变过程，一时难于引起人们的留意。总之，历来对王氏书法并没有对绘画那样一致推崇，则是历史事实。就今天所能见到的王氏书法墨迹真品，试作一番比较，探索其艺术造诣，可以补昔日文献之不足。对王氏书法尽可能适当地予以评价，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王氏书法作品传世真迹，我所亲睹者有以下数件： （一）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卷拖尾题跋（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卷跋尾（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卷（故宫博物院藏）。 （四）王齐翰《勘书图》卷跋尾（南京大学博物馆藏）。 （五）《烟江叠嶂图》卷拖尾前后两段和苏轼诗十四韵（上海博物馆藏）。 《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跋（局部） 以上五件均为行书，结体使转，风貌一致。其中《颖昌湖上诗·蝶恋花词》无作者名款，至流传中元人赵肃及明王洪、陈继儒判定为黄庭坚所作（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在流传中亦有不同意出自黄氏手笔，拆去元明跋尾，加入蔡襄、苏轼、黄庭坚三人研判赝题，不仅画蛇添足，且致原迹几遭破坏。清康熙时鉴藏家曹溶据《草堂诗余》与韩维《南阳集》认定此本为王氏之作，订正元明诸家所谓黄庭坚作说法之误。可能曹氏当时尚未见到王氏具款识题跋的另外几种真迹，只能核对文献。如有另几种墨迹真品比较，则更具有说服力。 前人对王氏书法的看法，略可归纳如下：第一，不为同时鉴赏家所重；第二，认为“得钟鼎篆籀用笔意”；第三，“行书颇似蕃锦，其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第四，《戒坛院佛阁》碑，“文句与笔画皆顿进”；第五，“《致到帖》书法飘逸，苍秀殊甚，有惊于人”（清吴其贞《书画记》）。前人的评论是否允当？值得今天重新予以研究。 我初步认识，贵公子王诜于书画阅历颇深，对绘画有独得之妙，初于书法并不留意，用画笔作字，即所谓篆籀法。黄氏的所谓“自成一家”，存讽剌之意（曹氏亦有此说法）。但到后来，观所书《戒坛院佛间》碑，始承认王字“顿进”，即转向传统，抛弃怪形。应该说此时是王氏书法走入正轨的转折点。
王诜 柳荫高士图 清曹溶有云：“晋卿绘事为时所重，不以书名。山谷曾以蕃人锦囊见诮。然其去国羁栖，自云能饮，托意信陵，推服蜀公，大能忠君爱国，盖亲受眉山陶铸，一洗膏粱夙习，超诣乃尔。即使未谙八法，当以人重。况豪落之气，跃跃行墨间者乎。”曹氏此段评语较为客观，指出王氏书法转变的前因后果，最后“一洗膏粱夙习，超诣乃尔”，并进一步肯定其“豪落之气，跃跃行墨间”，基本上是肯定的。至于揭示出王氏钦佩苏拭，“亲受眉山陶铸”，凿凿有据，并非虚语。从存世几件墨迹的字里行间及其用笔结体，能看出有苏軾的影响；尤其是横、竖、撇笔诸法，接近《祭黄几道文》等作。至于与爽利豪迈的《寒食诗帖》相较，则显示出王氏书法的气质和素养稍逊苏氏一筹。若将王书与同时人苏洵、薛绍彭、苏过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彼此之间只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时代总风格却属一致。 王氏几件墨迹中，行楷书《孙过庭草书千字文》跋尾，沉着处更近苏氏；而行书两段和苏氏《烟江叠嶂图诗》同书在一幅绢素上，彼此之间的差异如此微弱。据此，益信曹溶之论确属不移。惜乎曹氏未得亲见此剧迹。 退一步言，王氏书法即使不能与其绘画等量齐观，其历史价值亦未可忽视。唐王维“诗、书、画三绝”已成绝响。文同、苏試、米芾诸家尚能偶尔一见，而米只见诗、书，画幅早佚，自不得以砚山代画，文氏书画已如晨星，苏軾书多画少，均不如王氏传世书画既富且精。就此意义而言，今日似应修正前人之观点，从我国绘画、书法史角度衡量王氏诗、书、画真迹，、其是重新评价他的书法艺术，予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9年5月 节选自：《沐雨楼文集》 云庐艺社编辑整理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相关章节： 云庐·文化‖杨仁恺——对董其昌在我国绘画史上的评价云庐·九友‖张继刚——乐府诗三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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