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网络） 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人民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热烈欢迎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不但无力为前线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连维持军民的日常饮食，也已十分困难。全面抗战时期，从农民到工人，从公务员、学者乃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 根据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所做的农村调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的中农从秋收之后到农忙之前，绝大多数时间只吃两顿，而且吃的是黑豆糊糊和酸菜，有限的几个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偶尔能有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农忙期间，为了维持体力，会改成三顿，把苦菜混着黑豆糊糊里一起吃，还吃些当季的南瓜、豆角和山芋。贫农则几乎每天都吃更稀的黑豆糊糊，遇到青黄不接就要挨饿。富裕中农的饮食也只是稍微好些，平时吃稠一些的黑豆糊糊，隔三四天能吃一顿捞饭，过年可以吃馍，平时偶尔还能用油炒个菜。  （图源：网络） 捞饭是一种先煮后蒸做出来的米饭，陕北老百姓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富裕中农可以每星期吃几次。 沦陷区的农民的生活更为艰苦，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也没有油吃，亲戚之间往来，还要自己带粮食，否则饭不够吃，就得饿肚子。 1941年，重庆民众在修缮被日军空袭后的家园，这些壮丁普遍瘦骨嶙峋。 全面抗战对本就脆弱的中国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东部富庶区域悉数沦陷，国民政府只占有西部贫瘠几省，这里的大量壮丁还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而为维持庞大的军队，1939年军费占比财政支出比例达到60%，这又加大了农民的税赋负担。  （图源：网络） 东南沿海的丧失使得关税这项财政收入的大头被截断。国民政府1939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 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普通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到了令人不忍听闻的地步。1937年之前，一个中国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财政迅速破产。1940年，中国军队不得不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也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  （图源：网络） 抗战时期，军校基本能实行四菜一汤伙食标准，体现了当局对教育的寄望。 1941年6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自重庆坐船去泸州，同船的中国士兵坐卧满地，多病态瘦弱，并长有疥疮。船上提供三餐，每顿为米饭和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船上的饭菜说不上好，但乘船的士兵普遍负担不起，他们早上九点自煮米饭，到晚上再吃第二顿，拿水冲辣椒末、水冲万金油下饭。  几名中国士兵在打饭（图源：网络） 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了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的副食费标准已降至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也就是说，一名士兵一天的副食费，约相当于半根萝卜。  抗日战争中的日军炊事兵在准备伙食（图源：网络） 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的战地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的标准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仅为约1.6磅。中国官兵的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的中国军队，也不过每人每月肉类1斤，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而常常被挪用。  日本士兵劫掠中国民财（图源：网络） 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噌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然而到了抗战后期，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 参考文献 严汣霖：《抗战胜利纪念日，勿忘父兄们“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 《抗战时期军队吃什么》，《文摘报》，2015年11月26日05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