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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权工具到万王之王,浅论中世纪西欧的教俗关系

 瓜子心 2020-08-16

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红线。层层分封的封建关系造成了世俗政权的严重分裂和闭塞状态,然而以罗马教廷为中枢的天主教会却始终想要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督王国。教权与王权冲突的实质就在于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由此产生了中世纪不可颠覆的"君权神授"理论。

从加洛林王朝创建之初,羽翼未丰的罗马教会就在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借重中积蓄实力,经过数百年的激烈博弈,到13世纪下半叶,罗马教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确立起对西欧封建王权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直到14世纪末期法王腓力四世将罗马教廷迁到法国阿维农,教权至上才得以被打破。

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


西欧中世纪教俗关系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历史充满了神秘色彩,政教关系相当复杂。至中世纪中期,政教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5一9世纪教权依附俗权的阶段,9一11世纪教权超越俗权的阶段,11世纪末到13世纪是天主教势力逐渐强大的时期,13世纪达到极盛,罗马教皇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核心人物。对于西欧的中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说道: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事物就只有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中世纪教堂

5一9世纪教俗关系

公元5世纪,"蛮族'日耳曼人的入侵,打破了旧日罗马帝国的秩序,分割了西欧,历史出现倒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西欧出现了一个断层时期,残存的古典文化,多隐藏在修道院里。基督教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中成为一片文明的绿洲,它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寻觅出一条恢复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艰辛道路的责任。

日耳曼蛮族因处于日耳曼历史上所谓的"英雄时代",无力独担此任,必须在教会文明的指导下建立国家。因而教会在帮助蛮族建国、治国及扩张过程中与世俗政权结成一种密切的二元关系。教会权力系统与世俗权力系统并存的权力二元化社会结构,是西欧封建社会一大特征。教会摄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从公元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罗马天主教会到格利高里七世登上教皇宝座即公元1073年的这一段时间,是罗马教会在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的同时悄悄地积蓄力量的时期。此时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教会还在法兰克王国的庇佑下小心翼翼地发展,教会的权限和财产均处于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而当丕平(741—768 年在位)建立了加洛林王朝以后,教会也逐渐变得羽毛丰满了。

矮子丕平画像

公元751年,篡夺了墨洛温大家族统治权的丕平在苏瓦松登基时,邀请本尼狄克派修会的卜尼法斯主教为他举行了敷圣油礼,第一次把世俗权力的更替与神圣的宗教仪式联系起来。不久以后,教皇斯蒂芬二世又亲自为丕平加冕,以上帝的名义确认了丕平统治的合法性,从而用上帝"拣选"国王的新形式取代了以往由各部落首领推举国王的旧传统。

为了答谢教皇对自己篡位行为的支持,丕平帮助教皇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回了拉文纳总督区,并赠献的名义将该地区交给罗马教皇。从此以后,"丕平赠土"就成为"教皇国"(即教皇的世俗权力)的奠基石。

丕平献土后的教皇为丕平加冕油画)

这是中世纪世俗王权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第一笔政治交易,它为教俗权力以后的相互勾结和明争暗斗开了先河。知名教会史家沃尔克在《基督教会史》中评价道:

"这笔交易在当时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其影响极其深远。因为由此可得出结论:王位的授予和废黜都属于教皇的职权范围。这一件事的重要性当时虽未看出,但在西方重造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教皇和该帝国间的相互利用相互斗争皆孕育其中,而这构成了整个中世纪史的非常庞大的一部分。"

丕平死后,其子查理(768—800年为法兰克国王,800—814 年为罗马帝国皇帝)继承王位,此时的法兰克王国已控制了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等地区,其疆域与前西罗马帝国比起来也不遑相让了。与此相应,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罗马天主教会也已经在西欧大陆和不列颠确立了稳固的精神统治地位。为了现实统治的需要,查理一直与罗马教皇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在796年写给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划分了双方应承担的职责,在《基督教史纲》中有明确记载:

"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三年以后,当一批罗马贵族阴谋迫害利奥教皇时,查理亲率部属进入罗马为教皇解除厄难,将那些谋反者绳之以法。为了表示对这位雄才大略的虔诚国王的感谢,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查理大帝传》中写道:

"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里,教皇召集附近地方的所有愿意来的人,当着他们之面,也当着不可战胜的查理的全体骑士之面,宣布查理为皇帝和罗马教会的保护人"。

从此以后,由罗马教皇给世俗统治者行加冕礼,就成为皇帝和国王们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根据,开创了西方中世纪"君权神授"的传统。

查理大帝画像

但是在当时,被利奥三世授予皇帝称号的查理仍然高踞于教皇和罗马教会之上。他既然已经是罗马人的皇帝了,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像当年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具有召集和主持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制定宗教法规的权力。

在中世纪的教俗冲突中,罗马教皇更希望面对一些比较软弱的对手,而一旦遇到像查理大帝这样的强权人物,教皇就只能委曲求全了。因此,在查理帝国时期,罗马教廷仍然需要仰承帝国的鼻息,教会的存在也必须以效忠皇帝为前提。查理死后,他的继承者软弱无能,法兰克帝国陷入分裂。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9一11世纪教俗关系

公元843年,查理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将查理帝国一分为三,于是罗马教会就试图趁机摆脱对世俗权力的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公元858—867年间出任教皇的尼古拉一世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理想为依据,认为教会权力高于一切世俗权力。他提出罗马教廷是彼得首创的教会,因此具有高于其他一切教会的权威性,只有罗马教廷的首脑即教皇才有权力召开宗教会议,而其他任何人——包括皇帝和地方主教都不拥有这种权力。

他还利用不久前被伪造出来的《艾西多尔文献》大做文章,试图说明教皇具有对西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即教会史上知名的"君士坦丁赠礼",它从理论上确认了宗教事务的独立性以及罗马主教(教皇)对于原罗马帝国西半部的世俗统治权。

由于该文献盗用了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的名义,所以尼古拉一世以及后来的教皇们在运用该文献与世俗王权作斗争时,就显得非常理直气壮。"君士坦丁赠礼"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成为罗马教会对付世俗王权的一只杀手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揭穿为一场骗局。

公元962年,德意志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936—962年为东法兰克国王,962—973年为罗马皇帝)用武力统一了从查理帝国分裂出来的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和中法兰克王国的大部(意大利北部),在罗马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皇帝,从而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最初的几位强势皇帝当政期间(从奥托一世到亨利三世),罗马天主教会就如同在查理大帝时代一样,不得不看皇帝的脸色行事。

奥托一世雕像

11世纪末一13世纪的教俗关系

但是到了11世纪中叶以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开始发生逆转——神圣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的封建分裂状态越来越不像一个帝国了,而罗马教会却涌现出一批要求革除教会腐败和加强教会权力的铁腕人物,如格利高里七世等人。这位被他的同伴们称为"圣洁的撒旦"的铁腕教皇极力提高教权对于王权的优势地位,他把教皇说成是由上帝封立的普世最高统治者,是教皇和神圣教会把世俗权力交给了国王,因此国王必须服从教皇。

他在公元1075 年发布的《教皇敕令》中极力鼓吹"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永不受审判"等观点。所以教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和不容亵渎的。

当格里高利七世为争夺帝国境内的主教册封权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时,他以革除教籍和废黜皇位对后者相威胁,并以种种阴谋手段离间德意志的贵族和主教们,迫使亨利四世不得不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负荆悔罪,即历史上知名的卡诺莎受辱,亨利四世承认了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地位。虽然不久以后亨利四世又卷土重来,赶走了格利高里七世并另立新教皇,但是罗马教会的实力已经是今非昔比,足以与神圣罗马帝国一较高下了。

比利时根特教堂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教俗之争几经起伏,双方互有胜负。公元1122年,罗马教皇与帝国皇帝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按照该协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放弃了帝国境内的主教册封权,交出了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牧杖,而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二世则承认皇帝拥有世俗册封权,并承诺德意志境内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仍须受皇帝的莅临监督。《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是教俗双方妥协的结果,它表明教会已经拥有了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实力,教会即使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至少也同世俗权力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12世纪以后,随着教会势力的日益增长,教俗之争越来越触及到背后的实质问题,那就是世俗君主的权力到底是来自于上帝,还是来于罗马教会和教皇?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人人都是基督教徒,因此没有人敢否认君主的权力是来源于上帝。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权力到底是上帝直接赋予君主的,还是上帝通过教会而授予君主的?

罗马天主教会

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皇帝是从教皇手中而不是从上帝手中得到帝国的,因此他应该是教会的奴仆,而不是它的兄弟。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说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上帝本身,教会只是受上帝之托而代行加冕之事,因此君主与教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恩惠关系。

自从格利高里七世以来,罗马教会一直独占和垄断着"神圣",而把国王和诸侯的权力归于"世俗"一边,从而造成了神圣对世俗的优越性。

到了13世纪,罗马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神圣罗马帝国却在意大利诸城的独立势力、法兰西的民族主义和罗马教会的神圣霸权的多重打击之下日益衰弱。野心勃勃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大力鼓吹王权来自于教权、教皇永不受审判等观点。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画像

他利用神圣罗马帝国分裂的政治局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皇帝的废立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位手段高明的教皇也取得了空前的控制权,从而使罗马教会的世俗权力达到了顶峰。英诺森三世死后,他的继承者们继续卓有成效地与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进行较量。

公元1268年,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绝罚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末代统治者康拉丁被支持教会的安茹查理击败并斩首,霍亨斯陶芬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也随之告终。从此,德意志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分裂混乱状态,帝国皇帝成为德意志七大诸侯摆弄的傀儡,再也无力与罗马教皇相抗衡了。

在1300年举行的大赦仪式上,卜尼法斯八世高坐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宝座上接受群众的朝拜,他头戴皇冠,胸挂十字架,手中的牧杖与腰间的宝剑同时熠熠生辉,并高声叫喊道:"我是恺撒!我是皇帝!"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结语

从十四世纪初开始,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率先向教皇的权威挑战,使罗马教会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先后蒙受了"阿维农之囚""教廷大分裂"的奇耻大辱,孤悬海外的英国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离心离德的趋势。

再往后,马丁·路德、慈温利、加尔文等人又在德国、瑞士等地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波澜,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致使罗马教会的势力一落千丈。随着西方近代民主潮流的兴起,罗马教会主宰王权的"君权神授"理论也日益被社会契约论的"君权民授""主权在民"思想所更替,人民取代了上帝和罗马教皇成为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根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基督教会史》

3. 《基督教史纲》

4. 《查理大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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