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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着手打压苏东坡的，是王安石；最后，出手相救苏东坡的，也是王安石。 当年，苏东坡一生的困顿潦倒流浪他乡，据说，都是王安石一手造成。 俩人都活了65岁，虽然他们出生年月日不同，年龄相差了16岁。但依然挡不住他们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 当然了，是男人份的，请别误会哦。 一、 苏东坡，生于1037年1月8日。王安石，生于1021年12月18日。 俩人如果按实际年份算，其实也就只差15年零1个月，而已。 60多年后，苏东坡死于1101年8月24日，享年64岁零7个月又16天，虚岁65。 而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21日，享年64岁零5个月又3天，虚岁65。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王安石比苏轼早生了15年，然后又早走了15年。这一头一尾掐去，正好都是15年，所以他俩“同岁”。 也是一桩奇事。 1061年，嘉祐六年。 24岁的苏轼，和小自己2岁的弟弟苏辙，举制科时，被40岁的王安石“制约”了一把。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 因为他看不惯“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甚至相当反感。 在他的观念里，“君子”要不屑于跟权贵们交结。要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 从此，在苏轼和他弟弟的笔下，经常“暗讽”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 结果，朝臣们议论纷纷，竟然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 而这一年，32岁的苏轼正好为父亲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 正面遭遇此事。 一向“爆”脾气的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 原来， “进士科”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 二苏轼则大胆奏议，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 1071年，熙宁四年，34岁的苏轼，上书万言批评王安石新法的各种弊端。用词酷烈，指摘尖锐。 让50岁的王安石，颇感愤怒。 思前想后，最后，想出一招。就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过往及现在的一切过失。 神宗大怒，信以为真。下令斥责苏轼。 苏轼无奈，只好主动请求出京任职，最终被授为杭州通判。 此时的苏轼，心中自忖与王安石冲突是“大忤权贵”，而且他表示“断置已久矣，终不以此屈”，决计不肯屈服。 所以，自此离朝后，他继续在诗文中对“新法”冷嘲热讽，终于为“乌台诗案”积累起厚厚一叠“罪证”。 也就是说，他没有想方设法化解与当朝最炙手可热的“权贵”王安石的关系，反而处心积虑四处添油加醋，硬生生把自己和王安石的关系“搞僵”。 然后，自己往火里跳。 比如。后世明人冯梦龙就曾在《警世通言》中，采集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把王、苏争论菊花是否落瓣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果然，8年过去，到了1079年，元丰二年。 已经42岁的苏轼，虽然算是步入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却依旧一点也没有不惑的样子。 这年4月，苏轼被从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苏轼上任后，在地方又故伎重演，开始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然后，自觉得意的他，竟然“无事找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 不料，竟惹来一场“滔天大祸”。 按说，上表神宗，本来是件例行公事。但别忘了苏轼是个诗人，因此忍不住在笔端又带饱满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总是故意加上点个人色彩。 似乎有点卖弄，也有点自衿。 且看他在表中，说了什么？ 他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结果，就是这些话，又被新党利用。 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还讽刺政府，莽撞无礼。 尤其是对皇帝也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不仅如此，他们还顺藤摸瓜，找来苏轼的大量诗作，然后组织人马，分头行动，从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 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二、 不到三个月，硬撑到七月二十八日，还是未能过关。 就这样，在湖州任上连100天都不达的苏轼，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 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 新党们，自然是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同时，针对苏轼的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四处展开。 结果是，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当时已经58岁的王安石，早就退休金陵。 听闻此事，心里怅然，竟也上书，为苏轼说话：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 苏轼得以从轻发落。 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 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当然，也幸亏还有王安石这等忠义耿直老臣，敢言上书。 皇帝老儿才饶他一条小命。 三、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在当时相当低微，且并无实权。 几乎不能“有所作为”。 而此时已经42岁的苏轼，经此一难，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懒理“事务”。便带童儿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吐胸中块垒，泄怀中愤懑。 一来二去，竟然让他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苏轼还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特意给自己起的。 1084年，元丰七年，47岁的苏轼，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见到了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已被罢相八年，年已62岁。距他离世仅剩3年。 曾经的一对政敌，见面聊天，会聊些什么呢？ 宋人笔记曾经对此津津乐道，但关于两人相见的情形，与相谈的内容，却均是异闻纷呈。 苏轼在江宁呆了一个月，俩人数次会面，相谈甚欢。 谈到兴奋处，还不约而同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看来，对于从前的龃龉，二人之间已经互相获得了谅解。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最后一句极堪玩味。字面意思是：十年前我就应该追随您。 而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第二年，1085年，元丰八年。 政局又悄然发生了变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66岁的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开始被打压。 48岁的苏轼，也跟着沾光，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4个月后，又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 又3个月，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官，越做越大，可比原来大多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官做大了，自觉责任也大了。还是因为当初记得王安石曾经为自己说过好话，也算救过自己一命。 所以，当苏轼看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并且，当新势力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尽废新法时。 “爆”脾气的苏轼，又一次忍不住了。 他认为其（司马光）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 洋洋洒洒又是万言，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抨击，揭露…… 结果，引起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两党都被他给得罪光了。 成了天下闻名之——里外不是人。 没办法，苏轼眼看朝中无法再呆，只好再度自求外调，以保全身。 四、 1089年，元祐四年，已经52岁的苏轼，被委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这是苏轼第二次来杭州做官了。 当年来杭州，才34岁，今已垂垂老矣。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20年。 这一次，苏轼在杭州可是做了不少好事。 苏轼说： “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 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 另外，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 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 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 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 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 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 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至今犹在，让后人常在堤上，感怀苏公，浮想联翩。 然而，这时，祸事又悄悄地来了。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回朝后的苏轼，又因政见不合，2个月后，又被外放颍州任知州。 随即，第二年又调任扬州知州、第三年为定州知州、第四年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贬至惠州。 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的苏轼，继续被贬。
最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 而这个地方，可是宋朝，放逐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重型罪犯。 想不到自己老也老了，竟然又被“发配”儋州。 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苏轼没有在儋州得过且过，苟且度日。而是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 但苏轼到了这里后，不仅延学扩招，培养书生，甚至还亲自讲学，带学生。 至今留有东坡书院，供当地子弟学习上进，陆续有人考中进士，光宗耀祖。 此后，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五、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晚年被贬儋州后的自画像，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苏轼于1079年42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于1093年56岁时被贬惠州；于109760岁时，被贬儋州。 从壮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放逐的生活辛酸苦涩，非常人所能忍受。 这一首自题诗，更是道尽自己坎坷一生，但是仍然表达出自己豪放的性格。 贬谪在这三州期间，也正是他在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 但，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 后人说，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 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只是苏轼并不知也，可能也不乐见。毕竟他人生最大的抱负，还是为当朝所用，而非诗情画意，游山玩水。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身在天地间，从未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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