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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街处于增江河中游东岸，为广州城市副中心“核心区”一组成部分。增江是增城的母亲河。她发源于新丰县境内，经龙门县和增城市的正果镇，主流自北向南，流进增江街。增江街河段，江面宽300多米，河道平缓，波平如镜，温情万千。增江街东北是丘陵高山，西南是平原桑田，鸟瞰增江河，恰似半月形彩练镶嵌在增城大地。水系是人类聚居的命脉，她影响着人的生存、生活及思维方式。扶浮岭的出土文物和东街古县城遗址，金牛都的流风古韵无不以其鲜明的特质，深刻反映着增江水系族群的生活习俗和生命的演进历史。增江河的涣涣清流，就是增江水系族群的生命史和文明史。 增江街的历史溯源 增江东岸曾是百越族的聚居地，早在商周时期，百越族就在这里休养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随着秦军征服南越，大批的中原人不断南迁，形成了两大民系，即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两大民系共同开创了增江东岸的新历史。增江河是历史的见证者，她见证了增城县城的几度变迁，见证了增江水系族群的荣辱和兴衰。商周衣冠成丘土，东街显赫埋幽径，唯有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精神代代相传，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水，和着历史的节拍，从远古走向今天，走向未来。 增江街的文明史可追溯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据出土的文物显示，早在数千年前，百越族就生活于增江东岸的台地、山冈和河口。白湖村的浮扶岭就是一部富有质感的史书。浮扶岭由东西两座小土丘相连而成，面积约15万平方米。这里是增江水系族群的墓葬地。2009年8月，考古人员在这里挖掘出商周时期至清明时期古墓葬450座、灰坑或坑状堆积的遗迹40余个、灰沟5条，出土文物1000多件。 所出土的文物以墓葬随葬品为主，包括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其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生产和使用的夔纹陶和战国晚期的南越国时期的“米”字纹陶，同时还出土了少量的商时期的夹砂陶豆和曲折纹圈足罐。陶器之义，“陶”是这件东西的质，“器”是这件东西的形，陶器合起来就应是一件陶质的器皿。单陶不成器，不能叫真正的陶器，只能叫陶块或陶团。 制作陶器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掺入水要适量，二是温度要高，只有加热到600℃才能制成器，否则是团或块。陶器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从陶土变成陶器经历了一个质变，人类靠火、水把粘土变成新的物体，既控制了火，又改变了陶土的性质，改变了自然物，称得上伟大的发明创造。 珠江流域的陶器有近万年的历史，而印纹陶器则兴起于青铜时代。浮扶岭出土的陶器是青铜时代的印纹陶器，带有商周时期的显著特征。陶器的出现与农业起源有很大的关系。这充分说明，在增江东岸生活的百越族群当时创造的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何等的历史高度。浮扶岭的印纹陶器以自身的特质，诉说着增江的文化之源。
(资料图片：增城区增江街古东街遗址的断垣残壁) 古东街：历史钟情的显赫 增城自东汉建安六年（201）置县以来，县城曾三度迁址。先是置县城于“今县东北五十里”处，具体地方无从稽考。《元和郡县志》岭南记：“广州增城县，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据此，有人推断，增城县城首先置于正果镇龙潭埔一带。此处有一平原名叫“二龙争珠”。说这里是县治之地，缺乏史实，但这里在南北朝时确实曾鼎盛一时。当时有个豪强名叫周灵甫，称是“二龙争珠”人。《宋书·卷六十九》说周灵甫有家丁部曲万余人。 周灵甫自称“街人”。增城有称县城为“街”的习惯，这是证明“二龙争珠”为县治的最有力的论据。因为有这样的豪强方能形成地方割据之势，方能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县治。随着周灵甫的颓败，更由于增江中下游大量中原人的迁入，增城的经济社会得到较大的发展。据考证，宋代的村落在增江下游三角洲广为分布，主要村落大多在宋代已经立村，表明增江下游得到全面的开垦，并逐渐发展成经济贸易的集散地，因此将县城迁至增江中下游便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初（984），县城迁至增江中下游的东街，史称“东街县城”。《嘉庆一统志》记载了增江街一度作为县治的情况：县城“宋初移于今县东北十里东街”。清嘉庆《增城县志》记载了县城从东街迁往九岗村的原因——“大江西抱而无城池之守，后以其地涣散，不足以临控全县，乃相龟峰南麓九岗村而迁焉。”九岗村即现在的荔城街所在地的原村名。县城曾经迁址东街，是历史的钟情，也是历史的选择。东街即今增江街联益村东街社。东街社至今仍遗存县治的断垣残壁，其城墙墙基在田埂荒地上尚依稀可寻。 宋、陈、王等姓氏祠堂的麻石柱基，在安详和宁静中透出历史的厚重，在注释着曾经拥有的历史荣光。东街作为县治虽然只有短短的96年，但毕竟一度作为增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积淀着深厚的人文资源。明清公布的“增城八景”，增江街占有四景，分别是：增江晚渡、南山钓台、曲水流杯、鲤鱼春浪。如今，徜徉于东街遗址，我们足以品味出东街县城那曾经拥有的显赫。那幽幽的古风古意，袭于胸间，挥之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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