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中医杂志》2004年11月第45卷第11期重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顾植山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国中医药科研非典专项23号) 收稿日期：2004—04—06；修回日期：2004—06—10 《黄帝内经》讨论疫病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两个“遗篇”中。第七十二篇讨论疫病预防方法，以刺法为主，故名“刺法论”；第七十三篇讨论五运六气升降失常为疫病发生根源，故名“本病论”。其中“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论述，医家广为传诵，无人不晓，但对“五疫”的内容及发生的运气原理，却很少有人深究。在后世有关疫病的论著中，讲“五疫”只是笼统泛指各种疫病，未见就五疫中各疫的特定内容作具体讨论。对两个遗篇中重点阐述的“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和“三年化疫”理论，基本上被摒弃不论。 笔者以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为借鉴，对历代中医治疗疫病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在重温《内经》运气学说时，发现按“三年化疫”理论可预见到癸未年肺性大疫的发生。兹将《素问遗篇》原文摘录于下：“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三年变疬，名日金疬。”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上述记载表明，疫病的发生，不但与当时的气候，而且与近3年的运气有关。2000年正好是经文上例举的庚辰年，该年出现大面积干旱，气温偏高，据合肥地区气象资料，与《素问遗篇》中描述的庚辰年刚柔失守的特征符合。 《素问遗篇》说：“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广东最早发现SARS在2002年(壬午年)，北方大规模流行在2003年(癸未年)，《素问遗篇》对疫病发生时间的预测得到应验。而且明确指出所化的是“金疫”—肺的疫病，与SARS的发生符契若是，真是匪夷所思了。 《素问遗篇·本病论》又叙述丑未之年，若“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阳未升天也。”这种“升天不前”，可产生“寒雾反布，……暄暖乍作，冷复布之，寒暄不时”，导致“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化成郁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这里的“痹”是阻塞不通，“厥”是气逆而喘，刻划SARS的中医病机证候，也非常贴切。 SARS患者的证候寒热错杂，燥湿相问，传变不按一般温病的卫气营血或三焦规律。病机分析有主温热者，也有认为属寒疫者；治疗有强调化湿者，也有主张润燥者，莫衷一是。从运气角度分析，庚辰年刚柔失守产生的“燥”和“热”是伏气；癸未年的升降失常及二之气的“寒雨数至”造成的“寒”和“湿”是时气。燥、热郁于内，寒、湿淫于外，伏气和时气的交互作用，导致了SARS内燥外湿、内热外寒的病机证候特征。 “三年化疫”是一重要的伏气概念，“三年化疫”的规律，不仅表现在SARS上。1987年上海暴发甲型肝炎流行，1987是丁卯年，3年前是甲子年(1984年)，按《素问遗篇》“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说，1987年易发生土疫，而甲型肝炎按中医辨证应该属土疫。又按《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之说，卯酉之年，疫病易发生在终之气，辰戌之年(1988年是戊辰年)，疫病易发生在初之气。上海甲型肝炎流行从1987年11月至1988年春，时间上也吻合。1970年，全国多个省份暴发疟疾流行，“发病人数达2400万人以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年份。”1970是庚戌年，3年前是丁未年，《素问遗篇》虽对丁未年未作具体论述，但运气规则“丁壬化木”，丁、壬之年若刚柔失守，后3年易发生“木疫”。疟疾的主要病理改变肝脾肿大和往来寒热的少阳证，似均可归属木疫范围。 再从历史上看，许多学说的产生都与这一理论有密切关系。例如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的背景是“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这里壬辰改元是1232年，3年前是己丑年(1229年)，按“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李东垣遇到的恰应是土疫；因此，才有脾胃学说的创立。后世因发生的疫病不再是土疫，东垣学说转而应用于内伤病为主，故成了“内伤法东垣”之说。 吴有性著《温疫论》的背景是“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北直指河北、南直指江苏一带)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江县志》记载当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1641年的前3年是1638年(戊寅年)，据清代马印麟《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二年戊寅，刚柔失守，天运失时，其年大旱。”《素问遗篇》虽未直接讨论戊寅年，但举了戊申年之例：“又只如戊申，……后三年化疠，名日火疠也，……治之法可寒之泄之。3年以后吴有性所见疫病，医家以“伤寒”法之效果多不好，而吴有性擅用大黄苦寒泄热取效，可证当时流行的正是火疫。再看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中记载：“乾隆九年甲子，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乾隆九年(1744年)为什么突然“证多阴寒”?前3年是1741年(辛酉年)，按运气“丙辛化水”的原理，正好符合。 种种史实，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解释。章巨膺先生曾主张各家学说的产生与五运六气有关，认为“王朴庄、陆九芝等以内经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之学说来推论医学流派形成的缘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三年化疫”的理论，是对章先生观点的有力支持。 运气七篇大论，特别是《六元正纪大论》，讲的是60年运气的一般规律，以时气和常气为主；而《素问遗篇》重点讨论的是变气和伏气。两者结合，才是较完整的运气学说。《素问遗篇》中提出的对疫病的预防治疗方法，也是对七篇大论的重要补充。研究疫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更要重视《素问遗篇》中的有关论述。 《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等理论，之所以长期以来被置而不论，与《新校正》的一段话有很大关系。《新校正》云：“今世有《素问亡篇》及《昭明隐旨论》，以谓此三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这段话人多误以为是对《素问遗篇》的评价，但《素问遗篇》中如“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论述，至理名言，《新校正》岂能评为“辞理鄙陋，无足取者”?细读原文，其实《新校正》的这段评语是针对“托名王冰”的注文而言的。至于《素问遗篇》是否如通常所说“显系后人伪托之作”，“约成书于唐宋间”，似还不能定论。试举疑点数则如下：(1)王冰自序谓：“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若仍缺《刺法》、《本病》二篇，则不能云“合八十一篇”。(2)《新校正》认为王冰所补七篇大论“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王冰所补是否《阴阳大论》之文?《新校正》只是猜测，此处不作讨论。但王冰既已用他书来补《素问》之阙，何必还要仍缺两篇呢?(3)全元起所注《素问》亡第七卷，该卷篇目亦应同时亡佚。若篇目未亡，王冰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时难以与原书篇目一致。故“刺法论”和“本病论”的篇名，仍以王冰补入的可能性较大，则王冰所补有可能是9篇而非7篇。从王冰次注《素问》到林亿等《新校正》，时隔300年，其间部分篇章(两个遗篇)被人另加“秘藏”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笔者只是提出疑问，若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定就是王冰所著补，证据也还不足。 《素问遗篇》的最大成就在于突破了《素问》运气七篇大论的束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见解，在运气学说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足以弥补七篇大论的不足。SARS的发生，表明《素问遗篇》对疫病发生规律的认识是正确的，假如我们重视运气学说这一规律，在2000年出现旱情和气温偏高时，就有可能及早预报2002～2003年间出现的“金疫”。重视这一宝贵经验，并进一步发掘研究，对今后的防疫，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顾植山．疫病钩沉．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3—20． 2素问遗篇．见：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80—591． 3顾植山．“三年化疫”说非典．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12)2． 4梁峻，盂庆云，张志斌主编．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 5元·李杲．内外伤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3． 6明·吴有性．温疫论．见：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北京：民卫生出版社，1977：2． 7清·马印麟．瘟疫发源·凡例．清雍正三年刻本：2． 8清·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 9章巨膺．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广东中医，1960(11)：539． 10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57，6 7． 11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修订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4． 12裘沛然．中国医籍大辞典．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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