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2日，在赵炳麟等人的弹劾下，载沣虽然让袁世凯到河南“回籍养疴（养病）”，但仍然未有动摇袁世凯根基——其朋党奕劻。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吐血而死。不久，奕劻便将原东北三省总督后又担任邮政部尚书的徐世昌引入军机处。徐是袁世凯的心腹，张之洞病死的当月，奕劻即晋升他为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这是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这就为袁世凯复出做了准备。江春霖意识到只要奕劻在朝廷，袁世凯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御史江春霖曾经弹劾奕劻之亲信、山西巡抚马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借以打击奕劻集团。由于有两江总督端方为之回护，江春霖虽6次上疏抗争，仍未取得成功。于是，出于擒贼先擒王之壮举，为消除袁世凯复出的隐患，盛怒之下，江春霖于1910年2月25日 (宣统二年正月十六日)上陈《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把矛头直指贪官污吏总后台奕劻，专劾奕劻“多引匪人”，祸国殃民。疏中指出，“若皇上、摄政王复听奕劻引荐私人，大局之坏，何堪设想”。又说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为载振之干儿子，他们串通一气干违法勾当。此等诸事牵连督抚尚侍等重臣10余人。此疏一上，被朝廷斥为荒诞不经，摄政王载沣置江春霖所奏其他八款于不问，独令其就奏疏中有关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为载振的干儿子两件事情明白回奏。 如果奕劻失去权力，袁世凯就失去了靠山。因此，江春霖找出证据，先后9次上疏，言之确凿，并愿效包拯，还要上疏。但江春霖曾于1908年上书抨击摄政王载沣，且摄政王不愿开罪掌握实权的皇室要员奕劻，故反而以“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信口雌黄，意在沽名”，实不称言官之职的罪名，免除了江春霖御史的职务。 御史赵炳麟及胡思敬与给事中陈田，见江春霖被免御史职，心里大为不满，便于正月十九日（1910年2月28日）联名上《论留江侍御疏》，认为设都察院“本责以匡救朝政，弹劾官邪，上而君主之阙失，下而王公及大小官吏之赃污，皆准有闻即奏，但有一二款属实，言者无罪。”又说江春霖只知报效国家，不顾利害，至死非他，应不愧为真御史，若因言去职，恐天下寒心，士气沮丧。“书之史册何足昭示后人，是朝廷之所失甚大，而江春霖所失小也”，又鉴于“今主少国疑，敌骄盗炽，多留一正人，即多留一分元气”，希望皇上“收回成命”。 摄政王载沣他非但不准胡思敬、赵炳麟等所请，反而再次颁谕，警告御史们日后建言“毋得怀挟私见，及毛举细故，倘或任意污蔑，必予惩处”（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6页）。他坚持认为对江春霖的处分斟酌至当，不容再议。 朝廷如此对待言官，激起都察院众御史义愤。赵炳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与给事中陈田于23日约都察院全体成员，集体联名上《同全台论留江侍御疏》，认为言路无所遵循，请求明白谕示。众御史坚持“所论者非一人之去留，乃全台之职掌；亦非一官之存废，乃举国之安危”。如果按朝廷的说法，“倘若弹劾大臣而即谓其怀挟私见，则弹劾小臣必又以为毛举细故，是都察院之性质全失矣”。并说：“而国会未开，行政裁判院未立，司法之权与行政相混合，监财之柄无专司以检查。一切大权，皆付诸内外行政大臣之手……更不幸而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威立势成，相顾结舌，天子号令不出一城，孤立无援，竟同尾大，如是则君受其害矣！”暗指出奕劻、袁世凯内外勾结对摄政王也不利，用以挽留江春霖。 摄政王对这份集体上疏的答复是一派官场套话，说是“殊多误会”，希望御史们“凡遇民生疾苦，官吏贪横诸大端，务当据实陈奏”云云，坚持让江春霖“回原衙门行走”。 这事尚未了结，又有刚起用为四川提学使的赵启霖，闻之再次上疏，严劾奕劻。但朝廷留中不报。赵启霖心灰意冷，遂上书请求退休，朝廷许之。时赵启霖起用为提学也仅半年。江春霖一气之下，愤而辞职归乡。 江春霖出京之日，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筐而已。全御史台知其贫而廉，大家凑集二千两银子为他送行，以表临别敬意。江春霖却以诗婉辞不受。诗中有“俸余只剩卖书钱”之句。他五任御史，而两袖清风如此！京沪士大夫开会相送者数万人，大多痛哭流涕。江春霖出京以及途中经过上海等地，都得到当地各界知名人士的欢送与欢迎，盛会空前。 当江春霖回到莆田时，县城人士超过万人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可见虽然弹劾未成，同事挽留也未成，但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赵炳麟有诗“待漏鸣珂夜每同，联名一疏震寰中”。“待漏”是百官事先集于殿庭，等待上早朝的地方，“鸣珂”是贵者之马以玉为饰，行则作响。此诗也是说此事的影响。 赵炳麟与陈田、胡思敬等上疏没有能留住江春霖，而赵启霖又愤然离去，这让赵炳麟倍感孤单与失望，他忍不住赋诗：“吾道方孤寂，江郎又去台。昔承宣室对，今卸绣衣回。气劲词多忤，身存意莫灰。秋霜横白笔（白笔谓谏官用的笔，亦借指谏官），惆怅阁尘埃。”他感叹好友的离去，借诗抒发心中的郁闷。 赵炳麟一生有两位修道的朋友。其一便是曾与他共同战斗的“梅阳道人”江春霖。辛亥革命后，江春霖不剪发，为道家装束，住梅阳山。其二是“清道人”李瑞清，赵炳麟曾想让李瑞清办成一件大事，这是后话。 1918年江春霖御史去世时，全国各地名家纷纷寄来祭文、挽诗、挽联。末代皇帝溥仪也委陈宝琛送了挽联云：“七上弹章，惟有故臣悲故国；十年归养，那堪贤母哭贤儿！”当时在山西办实业的赵炳麟书《挽江杏村御史》：“国其危乎?忆殿中相对陈言，大往小来，果见江山真破碎；君长逝矣!愿地下犹能击贼，阴极阳复，安知日月不重光?” 话说江春霖死后，其子祖莼筑祠于梅阳山祀之，请赵炳麟与赵启霖为江春霖题联。赵炳麟想起江春霖曾上疏9次劾奕劻、袁世凯，便为其写对联云：“九疏乾坤作秋气，四山风雨泣冬青。”赵启霖则对云：“正色立朝，是辣手文章，铁肩道义；英风如在，怅打萍身世，飘絮山河”。 《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记奕劻父子当权，“时台谏中有三霖，均矫矫不阿者，湘赵启霖、闽江春霖、桂赵炳麟是也。赵启霖首揭其奸，革职；江春霖继之，回原衙门。两君虽鼓勇其前，捋虎须而探虎子，奈负嵎已固，终不能挫其威，而两君均回籍矣。惟赵炳麟未忤巨奸，幸而得保”。当赵启霖罢职回湘潭时，“士大夫慕其直声，争置酒作诗歌以宠其行。奕劻父子虽悍，固无如舆论何也”。（胡思敬《国闻备乘》。） 三霖中有二霖去职，没让赵炳麟感到害怕，却让他感到有点内疚。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1910年4月9日(宣统二年二月三十)，冒着风险，直接上书弹劾奕劻，并列举奕劻12大罪状，认为奕劻“贪庸亡道，负国背君，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所举十二大罪状主要为： 一罪为党奸逼主。说袁世凯在先朝时，飞扬跋扈，久为先帝所深恶。而袁内结奕劻，外领疆帅，集政权、兵权、财权一手握尽。而奕劻乃引世凯为军机大臣，使先帝日日望见世凯敢怒不敢言，中怀郁结，遂致圣躬不舒。 二罪为荐医伤君。福建人力钧本无赖子，以治奕劻病而补为郎员，及光绪帝病，奕劻推荐力钧治之。光绪身体本弱，不宜苦寒之药，而力钧则用大黄、芒硝，以取大泻，结果光绪一命归天。 三罪为串通贪污。袁世凯倚奕劻为护身符，而非金钱无以结奕劻之欢。于是阳借筹款为名，阴以遂其行贿之需，仅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就有银370多万两未经报销。奕劻始终回护袁世凯，至今北洋财政不能审计。 四罪为滥用非人。广东周荣曜被奕劻用为出使大臣，后被参劾，革职抄家，获赃数百万两银；段芝贵为天津贱役，奕劻用为黑龙江巡抚，后也为御史所劾罢。奕劻作为首辅，十年来内治之废弛，外交之失败，责不可辞。 五罪为败坏风俗。自奕劻任用小人，天下风俗大坏：以金银为应酬，以姬妾为投赠；司道以此媚疆帅，疆帅以此媚辅臣，贿赂公行，恬不知耻，踪迹诡秘，根据难寻，查之无凭，言者有罪，事实难著，举发极难。偶有揭发者，即不免罢职而去，徒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永叹，不乐其生；而贪利忘耻、敢于为恶之人，则四面纷然，以求逞其所欲。 六罪为委过朝廷。国会代表来，奕劻见之曰“我也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表明自己愿意立宪，而不愿立宪者朝廷也。 七罪为营私蔽贤。中外高位，多其戚党。陕西巡抚恩寿之贪庸，浙江盐运使冲吉之卑鄙，只因是奕劻私人，窃居高位。其各亲戚为江春霖所论，奕劻毫不为动，若理所应当，不知忌惮。 八罪为浊乱内政。奕劻进退群僚，全视应酬之厚薄，选任官吏之滥，五洲所无。我国惩戒贪污，惟恃言官参劾。近来一切参案查办大臣，无不请示奕劻，奕劻暗通消息，多为开脱，以至徇私违法之徒，上不畏台垣之弹论，下不顾民命之艰危，视国纪如弁髦，轻民生如草芥，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皆恃奕劻为内援。 九罪为损失外交。奕劻自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至今数十年，外交着着失败。云南、两广之路，山东、山西、河南之矿，允许外人干预合同，大抵皆奕劻任职期间事，如今大有瓜分路矿之势……赵炳麟感叹：奕劻老矣，可能见不到他日祸发之烈，只可惜祖宗百计经营之天下，竟败坏在庸臣之手。 赵炳麟列举奕劻十二大罪状，说得痛快淋漓。他表示：陛下能去奕劻，固为美举；如以兹事体大，必须斟酌，请将臣言交王公、大学士、部院大臣、翰林、给事中、御史会议讨论。如果以臣言为是，则请罪奕劻；若以臣言为非，亦请罪臣以谢奕劻。 尽管赵炳麟言词恳切，但一则奕劻根深蒂固，二则皇族之间也无大才可用，三则摄政王载沣本性优柔寡断，此疏仅留中不报。 赵炳麟这次得罪皇室，给自己埋下了被奕劻驱逐出京城隐患。 全州县绍水镇乐家园赵炳麟故居室内 蒋廷松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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