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九，清廷让赵炳麟回桂督办铁路。四月初十，摄政王载沣宣布下令裁撤原来的内阁及军机处，推出新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族仅有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内外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政府只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尽管赵炳麟在立宪问题上共上疏16次，但“皇族内阁”的出台，也即宣告立宪运动的彻底失败。“皇族内阁”的出台后，咨议局联合会很快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明白表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的性质，要求朝廷迅速改正，尽快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重组责任内阁。 1911年5月上旬，广西谘议局派出赴京代表，强烈要求改组皇族内阁。5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近二十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四十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 对于各界的要求，朝廷没有让步，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 人们则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清政府的顽固立场，最终诱发了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王朝已成土崩瓦解之势。迫于压力，1911年11月1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同意起用袁世凯。 见摄政王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而清廷也逐渐失去掌控国家局势的能力，赵炳麟有诗哀叹道：“平台重谒日黄昏（指摄政王召见御史赵炳麟于养心殿），三海波涛冷不温。引虎出山龙失水，妖星闪闪太和门。”正在河南彰德府（安阳）城北洹上村赋闲的袁世凯，在奕劻的竭力主张下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 袁世凯时来运转，这时却摆起威风来了，他回电说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 11月8日，资政院开会，袁世凯在奕劻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下，正式选举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袁氏出山似乎给各方带来希望：清廷希望他能平定革命军；革命军因袁是汉人，希望他能迫清退位；列强见清廷无能为力，也望袁能与革命军议和，免得财产及商业受损。 为挽救危局，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袁世凯选派各省“名望素著人员，分途安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企图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派梁鼎芬为广东宣慰使，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派汤寿潜为浙江宣慰使，派谭延闿为湖南宣慰使。为收买人心，袁世凯甚至将他昔日的两个死对头赵炳麟与江春霖都用了起来，派江春霖为福建宣慰使，派赵炳麟为广西宣慰使。 弃官回乡的江春霖不愿为袁世凯卖命，拒绝了。赵炳麟深知局面已不可收拾，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且也不愿为袁世凯担任这项抚慰劝导工作，推辞不就。清廷只好给广西的陆荣廷发去专电，令他悉心筹划，妥为布置，保全地面。陆荣廷则秘而不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让觊觎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很不高兴，便下令继续打仗。他依仗其所掌握的北洋军阀的兵力，派兵攻下汉口之后，却停兵不进，似有所待，其实是向革命党要挟议和，威胁孙中山让位。而革命军在军事上却节节败退。不过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权。所以，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自己无意这总统大位，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这总统的位子就是你袁世凯的了。袁氏当然想当大总统，但他此时已是清王朝内阁总理，不便表态，只是心中痒痒，便以革命军的力量要挟清帝退位。 袁世凯为逼清帝退位，可谓费尽心机。他以300万两银子的巨款，贿赂隆裕太后那位嗜利营私的亲信的小德张，还花钱贿赂皇室近臣那桐，还另花了300万两银子，贿款让奕劻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 不料1912年1月16日，四川革命党人杨禹昌、黄之萌、张元培3人，在北京的丁家街向袁世凯投掷炸弹，炸死卫队长及卫士十多人，三位勇士当场被捕，英勇就义。 袁世凯何等聪明，利用这次遇刺事件，令人四处散布“革命党人已遍布北京”的谣言，希望给清廷的遗老遗少造成心理恐慌。小德张、奕劻、那桐等人，又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倘能退位，则有优待”、“否则性命难保”的信息危言耸听，借以恫吓。 十天之后，又一暴力事件发生，1月26日，革命志士彭家珍，在良弼的住宅炸死了良弼。袁世凯又指使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前线将领，以联名通电的形式，向清廷提出语带威胁的警告，充满杀气。这时的清政府再召集会议时，无人上朝。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在得到“另订优待条件，保全皇室”的承诺后，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颁发退位诏书，命世凯为全权大臣，组织共和政府，清帝正式逊位，清朝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时任袁世凯副官的唐在礼，在回忆录《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有如下的记载：在隆裕太后与宣统颁诏退位的1912年2月12日，“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部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赵炳麟有感于清帝退位，赋诗：“石人只眼动黄河，诏读兴元涕泪沱。一事无成空削印（谓削职还家），投艰（指被迫或被流放到艰苦的地方）真愧叠山多。” 1912年3月，袁世凯如愿以偿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从而离他实现称帝的野心更进一步了。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便想迫害屡屡与他对着干的赵炳麟。 但赵炳麟也想为国除害。1912年春赵炳麟寓居上海期间，见袁世凯野心日益明显，便想找机会除掉袁世凯。赵炳麟有个湖南长沙的朋友叫曹东寅，光绪时任禹州知州，有政声，内迁至学部参议。与赵炳麟志趣相同，也想除掉袁世凯。在赵炳麟的朋友当中，赵炳麟还结识了一些与袁世凯相关的人，从而有了除掉袁世凯的机会。 赵炳麟的父亲赵润生，曾在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巡抚手下任职，赵炳麟因为这层关系与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也有交往。陈三立博学工诗，清朝覆灭后隐居上海，常与李瑞清道士、湖北省恩施人樊增祥在一起咏诗消遣。赵炳麟也常与他们在一起吟诗。 这李瑞清，又名李梅庵，当时很有文名，江西临川人，曾任江苏布政使、两江师范监督、南京学使，清亡后，寓居上海以卖字为生，别号“清道人”；樊增祥则是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后，避居上海。一天，赵炳麟知道袁世凯即将要召见李瑞清，便与曹东寅及道士李瑞清会于上海爱俪园(俗名哈同花园)，会谈之际劝李瑞清趁袁世凯应召晤面的机会，行荆轲之事——刺杀袁世凯。但李瑞清表示为难，此事就不了了之——机会昙花一现。1920年，曹东寅在赵炳麟四十八岁时，想起劝李瑞清刺袁世凯的往事，题《自寿诗》一首云：“痴计求曹沫，伤心禅董贤。班荆聊席地，折柳即离筵。” 自此之后，赵炳麟为躲避袁世凯这个冤家对头的迫害，只好回到全州老家隐居。 桂林广播电视台记者在全州县绍水镇赵炳麟故居采访乐家园村的老人 蒋廷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