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随笔】我的初中

【随笔】我的初中

 

（图片为秀光的家乡金寨县梅山水库）

  在老家三合公社关山大队中心小学毕业后，我以全公社第一名成绩考取三合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甭提我有多高兴了，蹦蹦跳跳，边走边唱地回到家，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但母亲并没有露出一丝高兴的表情，却告诉我，上中学要带米，家里带不起米，你还在小学复习一年吧。那时家里很穷，粮食根本不够吃，早晚的饭，常常是蒸一锅山芋，或者煮一锅南瓜糊糊。我知道家里的境况，便按母亲想法，在关山小学五年级又读了一年。

  次年，我又以全公社第一名考取三合中学。我把仍然是一小张油印的录取通知书交给母亲后，母亲没作声，没说让我去，也没说不让我去。几天后，就让13岁的我去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养家。我干着活，心里总想着去念初中的事。就这么想着想着，中学里己开学两个月了。有一天，我们在黄泥巴塘干活，正在歇活的时候，母亲与其他妇女都坐在地边纳鞋底。这时，公社的胡委员走到地边，找到我母亲，对我母亲说，你家孩子成绩这么好，不给他念书，会毁了这孩子一辈子的。还说了一些其他批评和劝导的话。母亲只是坐在地边低着头纳鞋底，一言不发。晚上放工回家后，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明个你带上米，去三合中学念书吧。听了母亲的话，我一下像从万丈深渊中被解救出来，心立刻变成一只小鸟，飞到了三合中学。

  到了三合中学，老师发给我的课本有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等，让我感到很新奇。因为我迟上了两个月的课，老师的课我常常听不懂，坐晕车。第一次考试我便名落孙山，数学只考了三、四十分，成为班里的差生。我知道自己能进中学，实在不容易，要不是胡委员去做我母亲的工作，我是不能到中学继续念书的，我暗暗下决心，一定多下功夫，每科都考及格，考高分，争取每门课成绩都优秀。

   我是这样想的，但我的学习条件在同学中算是最差的。最难的是挨饿。我家穷，每周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母亲总叫我多带点米，但我看到米缸里就那么点米，母亲和妹妹们也得吃点米饭，且母亲还干着繁重的农活，我不忍心多带米，虽然我每周六天（当时每周只有星期天不上课）至少需要8斤米，那时吃的菜，是从家里带去的用竹筒装的没有油水的咸菜，饭量特别大，一顿吃8两米饭很正常，但我只背5斤米，一天只摊8两米。我每天上课时，总是肚子饿，总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弄来两碗米饭吃就好了，实际上，我一直到念高一时才免强能吃饱肚子。有一天夜里，我与几位同学饿得心里难受，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初二的一位同学，他提出乘黑夜去偷学校旁边老袁家菜园里的黄瓜。我因为想到严厉的母亲，想到她平时严肃教导我们兄妹不得拿人家、偷人家东西的家规，我虽然饥肠噜噜，到底没有胆量跟着去偷盗。哪知第二天上午，袁家的人告到校长那里，去偷黄瓜的几位同学很快被查了出来。下午在学校的院子里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让那几位同学在台上检查交待，以此示众。我在台下紧张地看着台上那几位低头认罪的初二同学，心里想，多亏没去，要不然，不仅在学校里倒霉，母亲知道后更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

   与我迟去报到的还有一位同学，他叫钟业松，是我三嫂的弟弟。我俩被安排在学校西南角的一个寝室，但没有床，早去的同学都睡在双层的木板床上。为了不睡在地下，我俩在拐角选了一个空的地方，找来砖和土坯垒成“床腿”，又找来一些木棍和竹子摆上，再铺上一些稻草，就算是我俩的床了。我们经常在半夜里从那些并不固定的“床板”上连人带被子掉下去。我们爬起来又重新搭床，整个初一时间，我俩就睡在这样的“床”上。因为记住了我艰难的入学经历，因为十分珍惜最终能念上中学的机会，虽然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不上别人，我的被子和我的棉袄是补丁摞补丁的，但我没有自卑和放松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停地上升，到初二、初三的时候，我就稳居班级第一了。上初二时，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中，有一篇命题作文，要求中心思想是学习李月华。李月华是泗县丁湖公社医院的女医生，她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因为我在收音机和报纸上听了、看了很多有关她的报道，掌握了一些素材，又反复思考作为中学生我们该学习她什么。作文交上去后，老师给了我90分的高分。还有一篇自己命题的作文，我拟的标题叫《丰收的田野》，在上学路上经过白果园生产队时，那大片金黄的麦田我好喜欢，我由金黄的麦浪，想到农民们辛勤的耕作、辛勤的汗水，讲了靠劳动才能换来丰收和幸福的道理，未想到老师也给了这篇作文90分的高分。这两篇作文经班主任推荐，被选入全校范文，用油印机印出来，在各年级的班上由语文老师读给同学们听。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写作文，为高中担任校宣传队长、创作文艺节目剧本打下了基础。

  初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是难忘的，当然也包括那些做错的事情。

  我自小喜欢文艺，初中三年，我都是班里的文体委员。读初二时，我有一支心爱的笛子。有一天，我放在课桌抽屉里的笛子不见了，我当即告诉了班主任老师。时间不长，一位初三年级姓吴的同学私下告诉我，笛子是他拿去的，就藏在我们教室的台阶底下，他带着我取了出来还给了我。他还哀求我道，老师来问时，就说是我借给他的，但我正在气愤之中，就当场拒绝了他。第二天，校长在学校下方的杜家祠堂(我们学校在傅家祠堂)召开批斗大会——那是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兴批斗大会，让那位吴同学在台上“斗私批修”，交待偷我笛子的经过，让他出尽了丑，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原以为，最多不过是老师把他叫去办公室，严厉批评教育一回罢了，哪会想到这样整人家。于是我很后悔。后来每想到此事，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好像不是吴同学犯了错误、而是我自已犯了一个大错误似的，后悔自己不该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他也只不过是比我大一岁的孩子啊！很多年后，我见过他几次，他对我很热情，也许，他早忘了那件事，可我没有忘记，一见到他，我就想起那件事，总觉得对不起他。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并影响到我之后为人为事的原则。我先后在学校、纪委和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工作过，特别是在纪委监察局工作的那些年，我在办理或开会研定案件时非常慎重，担心因自己工作不慎伤害到人。有一次，一位市领导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批示要求我把某单位的工作人员给开除掉。我安排助手等前往调查，结论是那几位工作人员是在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得罪了另外一位市领导，他们没有任何错误。我就顶住压力不予处理，由于我的坚持，避免了那起冤案。

  我喜欢文体活动，从公社到区、县、地区，几乎每年我都参加中学生田径、篮球等运动会以及美术创作活动，还多次参加了区、县和地区的文艺汇演，也往往会做出违反纪律的事情。比如有时该上课时，我还在球场打篮球；文艺汇演结束后迟迟不愿返校上课。教我化学的汪老师，对我特别好，她的化学课我经常考100分，她有两儿一女，把我也当成她自己的孩子看待。有时她家里有点肉之类好吃的，就把我叫去，跟她的3个孩子一起吃。当然她对我要求也很严，绝不容忍我做出违反纪律的事情。有天中午午休时，我一人偷偷溜到学校旁边的池塘里游泳，结果被汪老师逮了个正着，她严肃地叫我游到岸边。我光着屁股在水里，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爬上岸，她再次厉声叫道：“小国华，你给我上来！”我吓得心里一咯噔，赶忙游到岸边，爬上岸，穿好衣裳。她将我带到办公室，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明确告诉我，这种行为是违反学校纪律的，你还是一个班干呢！以后再不能这样干了。对汪老师，我既喜欢她，又怕她。20多年后，上级将我从老家金寨县纪委选调到六安地区纪委，听说汪老师和她的先生杨老师（初二时教过我数学）在市里第七中学已退休，我还专程去他们家看望了两位恩师。 

    （2016年10月21日，写于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