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37岁除左拾遗充翰林，43岁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官至太子少傅，官二品，世称“白傅”。谥号“文”，又称白文公。白居易存诗近3000首，是唐代存诗量最大的诗人，似乎也是争议最大的诗人。 元和尚怪，白居易乃元和之诸怪中的一怪。 元轻白俗，白居易之怪，怪就怪在俗，将诗俗化。 白居易之诗，既白又俗，以白而显俗。其本有好尽之癖，语言本来就再浅近不过了，还唯恐读者读不懂，不仅喜在诗下加注，还常在行文中夹注。而其诗的题目，又常把某年某月遇某人游某地等信息写得明明白白。如果是赠人怀人，则要写明对方的名字，包括写给自家声伎的诗，或赠给官伎与朋友家伎的诗，或代妓女所作诗，甚至赠给小女尼与小女冠的诗，都不避不讳。所有的这些，成为白诗形式上的特征，成为白诗的特别印记。白氏以俗为美之怪，乃是刻意为怪也。 我们敢于肯定，白居易之俗，乃是一种美学追求，是刻意为之的一种艺术表达。据说宋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的手稿，他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胡震亨《唐音统签》）。也就是说，白居易也不是随便落笔、轻率为之的。早期的白氏，对诗就有着一种特别的期待。“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他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坚持做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白居易之为俗，是相当自觉的，也是相当艰难的，需要承受不小的外在压力，饱受世人嗤笑。其中年写成的《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词”。但他却很自信，也很坚持：“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白氏也为其俗而不被人所理解，感到苦闷，感到烦恼。因此，像白氏这样以俗为美，将诗歌俚俗化，也真是要有点思想，有点勇气的。 应该说，以俗为美，还是一种创作的智慧。概观白氏一生，白居易是真爱诗，自称“诗魔”。“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其二）白氏爱诗，不是一般的爱，超过了“癖”的层次，而达到“魔”的境界。其“爱”之程度何人可比？于白居易而言，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概观其一生，我们不能说诗是其生活的全部，而诗是其生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则是无疑的。他将诗歌俗化，或者是被他俗化了的诗，最能够贴近生活，最适合表现生活，最能够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他用诗来交游，用诗来日记，用诗来泄怒解愁，用诗来感悟人生，用诗来为自己赚取名声等等。概言之，他将诗实用性地工具化了，甚至也游戏化了。他特别热衷于酬唱，酬唱也成为他的高品格的游戏，其一生中与之唱和的人很多。而与元稹友情最深，故唱和最多。白居易在《祭微之》文中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晚年与刘禹锡酬唱最多，合编为《刘白唱和集》。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既而，元稹则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这样篇幅的，在酬唱中绝无仅有。酬唱之二诗，不仅篇幅长，而且难度极大，一是要次韵，二是需排律。他们将次韵排律扩展到极致。我们虽然不能说酬唱起于元白，但是，次韵且排律的酬唱，他们却是始作俑者。他与元稹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也形成了中唐酬唱的高潮，形成了诗歌俗化的走向。 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适应了中唐社会的俗化走向。中唐商业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勃兴，促进了中唐都市文学的迅速发达。“贞元尚侈”之风弥满了整个社会，诗歌也成为满足人们追求感官声色刺激的娱乐方式。而以白诗流传的无以伦比的深广度来验证，白氏俗化的策略是高明的，也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尤其是因其内容的激切，而获得了广泛流传的特别成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白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还提到，他的作品当时就传到了日本、新罗。诗人于生前其诗就这样流行的，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罕有其匹的。古人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白氏“以俗为美”之策略大获全胜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