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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之前，植物学家通常认为红薯起源于3500万年前的美洲大陆，早在近千年前，墨西哥、巴西等地就已经把红薯当成主食来种植。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把红薯带回欧洲，营养丰富又容易种植的红薯很快传遍整个欧洲各国。随着西班牙加速殖民进程，红薯也随之被带到亚洲的菲律宾，到了16世纪末又被福建长乐富商陈振龙引回中国。 实际上，红薯与山芋、地瓜等植物同属“旋花科番薯属植物”，因果实与枝叶质地柔软而难以形成可供科考的化石，且近代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变种，只有找到最原始或未经杂交变种的红薯化石，才能得出确切的起源地，这个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与此同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也在印度梅加拉亚邦找到了类似的旋花科化石，另一组科研队伍则在阿根廷发现5200万年前的土豆茄科化石，至此证实“红薯源于东半球亚洲、土豆源于西半球阿根廷”的说法。 既然红薯源于亚洲，有没有可能美洲的红薯也来自亚洲呢？带着亚洲红薯的DNA图谱和遗传分析资料，科学家们被派往世界各地展开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却变成《红薯是如何在欧洲人之前抵达太平洋》，因为1245份来自各个太平洋岛国的红薯标本，经过放射性碳测年法测量得出，具体出现时间约在1000-1100年前。 这个时间要比哥伦布航海时间早好几百年，难道说，亚洲人在此之前就已经与岛国有过互动？
更有意思的是，生物学家还顺带发现了秘鲁的鸡也是从波利尼西亚传过去的，也就是说，要么亚洲人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要么波利尼西亚是亚洲人航海的中转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此之前，人类学家通过语言、骨骼等研究认为，波利尼西亚人与毛利人、萨摩亚人、夏威夷人以及纽埃人等十多个民族应该是同一个祖先，但德国人类学家认为波利尼西亚人应该是高加索人种与亚美尼亚人种的混血儿，美国部分学者甚至说是欧罗巴副型人种（带有歧义）。 为了证实红薯的起源地，课题再次进入“误区”转向研究太平洋岛国各个民族的起源，专家们第二次分头飞到夏威夷、波利尼西亚、新西兰、大溪地、萨摩亚等岛国。 很快，上万份岛民的线粒体DNA信息被汇聚到波利尼西亚进行深入研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邀请顶级人类学家特雷亚乌特指导工作。但谁也没想到的是，顶级科学家团队居然被波利尼西亚的民间传说给难住了：岛民们世代相传祖先来自一个名为哈瓦基（Hawaiki）的海岛。 这个哈瓦基也在新西兰毛利人的传说中出现过，据说其祖先曾乘坐独木舟抵达富饶的哈瓦基，并指引族人前往定居。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保存着一些土著毛利人的资料，其中两张毛利人捕鱼的照片中出现独特造型的双壳独木舟，而同样造型的独木舟也出现在波利尼西亚和夏威夷海岸，顺藤摸瓜后得知，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其实跟波利尼西亚人是同一个祖先。 而根据新西兰毛利人的说法，哈瓦基并不是指新西兰，其祖先说的哈瓦基是东方的一座大海岛。
为了揭开谜底，科学家们第三次分头飞往南美和亚洲，分别对火地岛、复活节岛和菲律宾宿务、邦劳等海岛原住民进行基因比对，但结果并不像科学家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三份基因表确实有接近的地方，但并不足以代表复活节岛原住民或菲律宾原住民就是太平洋岛国民族的祖先，更何况智利的鸡是从波利尼西亚传过去的，菲律宾的红薯还是西班牙人带来的。
哈瓦基到底在哪里呢？历史最悠久的几个亚洲海岛民族差不多都比对过了，再往东就是中国台湾。纵使科学家们不怎么愿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下，科学家们最终还是在台湾寻找原住民资料。 2008年，英国顶尖学府利兹大学在《分子生物学与进化》期刊上宣布，太平洋数十个海岛民族的线粒体DNA谱系，与来自中国台湾的谱系高度吻合，其进化过程比之前所有研究表明的年份要更加久远，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至少在6000-8000年前就曾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俾斯麦群岛。 2014年，新一代的全基因组数据研究证实，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基因与欧洲、美洲以及澳大利亚等民族的混合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国台湾的原住民。
难以想象的是，缺少大型远洋船舶的年代，这些南岛祖先靠着小小的独木舟也敢深入太平洋，可想而知经历了多少困难与危险。 而最有趣的则是，科学家们原本是为了研究红薯的起源地，却意外找到了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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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秘鲁举办由世界各地300多个品种参展的国际马铃薯会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届展会还展出了17份来自美洲之外的红薯化石和标本，美国国家科学院受邀参与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来自亚洲的红薯化石年限比美洲还早，大概在古新世时期（5500万年前），比美洲发现的红薯还早了两千万年。
在课题陷入僵局时，法国进化生物学家鲁耶尔带来了一份保存在伦敦博物馆中的干红薯标本，这份标本来自于1769年，英国船员在波利尼西亚收集了所有蔬菜种子带回伦敦试种，经过图谱分析与亚洲红薯有着85%的基因相似度（植物基因超过60%相似即可认为是同一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