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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振岐（1922—2007），字兴周，1922年9月生于河北省遵化市，植物病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党员，1949年毕业于原国立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植物保护系，后留校任教直至逝世。1957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农学院进修两年，1982年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合作研究一年。历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西北农业大学研究生部主任等，兼任植物免疫研究室主任、植物病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和农作物病虫害综合治理与系统学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委、西北大学生物学院教授等；从事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免疫学与小麦锈病研究50余年，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5名、博士后2名和11名进修教师，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主编出版中国第一本《植物免疫学》全国统编教材，另主编出版专著和教材8种；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第一名）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三名）1项、省部级奖4项；1991年荣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荣获中华农业科教奖、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会“亚农杯”农业贡献奖、陕西省高教系统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陕西省优秀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指导教师等。2007年荣获国际植物保护研究杰出贡献奖。 李振岐在试验中 一、坎坷人生写传奇 李振岐1922年9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下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李松林, 母亲雷氏。上有三位哥哥和一个姐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母亲生他时已46岁，正因为生他时年龄太大，加之农村医疗条件差，所以生下他不久，就病了。当他长到9岁时，他敬爱的母亲就因长期患病不愈而过早地去世了。 母亲很喜爱他，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母亲虽然只是一个粗通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但有一套很好的治家方法。母亲对孩子们的人格非常尊重, 从不训斥和打骂, 也非常重视以身作则和引导，所以一直他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友爱而民主的家庭里非常幸福。他母亲与邻居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因而在邻居中威信很高，邻居之间有什么纠纷，经她去一说，就可得到满意的解决。母亲对他的学习非常支持也十分关心，常鼓励他要好好念书, 将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觉得母亲的话很对, 所以在学校里学习很努力。在母亲的帮助下，他每天清晨总是第一个到校, 学习成绩年年在班上名列第一。童年时，他也很活泼，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玩耍，游泳、滑冰、爬山、爬树，有时还一起比赛。比赛时，他常常获胜。母亲在很多方面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一直激励他成长。 初小毕业后, 因本村当时尚无高小,在哥哥和亲朋们的帮助下,李振岐通过考试转学至遵化县东关高小学习。这是他离家独立生活的开始。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平时不能回家，他只有等放寒暑假时才能回家。因而也使他在这一阶段能专心地学习，高小两年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全班第一。这两年的生活对他也是一次很好的独立生活锻炼。他和同学们相处的很好，彼此关心帮助，犹如兄弟一般。 高小两年毕业后，他考取了河北省立遵化中学。不料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他的家乡就沦陷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的家乡。他和家乡人民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践踏。不久，八路军游击队也到了他家乡一带。白天日本人到处骚扰老百姓，晚上龟缩在炮楼中不敢出来，夜间八路军游击队就开始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只要他放假在家，就积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组织的各种活动，从而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由于家乡一带是八路军的游击区，他从小学到中学，头脑中很自然地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许许多多八路军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教育着他。 在中学学习阶段,眼看日本侵略者对自己家乡无辜人民的残害和屠杀, 他同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看到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不感到高兴。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蝗虫在他的家乡年年猖獗危害,使家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耳闻目睹这天灾人祸,他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一要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二要学习消灭庄稼病虫害的知识, 将蝗虫和其它重要病虫害全部消灭光，为农民解除苦难。 1939年他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供他立即考高中，于是他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就在遵化县中学教导处当了一名教务员，一面工作，一面复习准备参加考试。第二年他离开自己的中学母校——河北遵化中学，去北京参加考试。他当时报考了三个职业学校，一是北京高级工业学校，二是北师大附设高级师范学校，三是华北农业技术学校。这三个学校他都考上了，但因限于经济力量，加之他觉得自己是农家子弟，很想学点农业方面的知识，将来好为农民服务，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进农业技术学校。 1942年夏,他从华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因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也为了进一步得到深造，他和一位要好同学相约，一起逃离了沦陷区,取道山西临汾,通过封锁线,到达陕北宜川县。当时他们两个本来是想直接报考国立西北农学院,但因到达陕西宜川后已是10月，国立西北农学院的考期已过，未能如愿。正当此时，山西大学正续招新生,于是他们就通过考试,进入该校文学院英语系学习，以便提高英语水平。 1943年,贵州独山失守,民族危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 他和他的朋友与西北地区的大学生一起，于1943年毅然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同年12月，他们在云南曲靖营房入伍，接受步兵操练训练。3个月后，即于1944年春，乘飞机赴印度蓝珈汽车驾驶兵营，学习汽车驾驶，半年后驾车回到昆明待命。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我们开车赴南京办理退伍手续。因为是边接收边走，汽车走得很慢，花了一年时间才到达南京。在南京办完退伍手续后，他借机通过教育部由山西大学转学至西北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学习。 两年的军队生活，使他感到很有收获。一是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二是学会了开汽车。三是跑遍了中国南方各省，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使他提高了对旧社会，特别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为以后积极参加革命，打下了稳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6年8月，他来到国立西北农学院报到办理入学手续，9月初开学，进入植物病虫害系学习。因为他是转院和转专业学习，所以只能从二年级学起。在学习期间，他除了认真学习业务课程外，还积极地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1949年2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1949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这时，才真正将他想参加革命和学习植物病虫害的两桩心愿全部落到了实处。 1949年5月关中解放,他也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他扎根祖国大西北深厚的黄土地，风风雨雨近60年，跟踪追歼作物病害，培育人才，从一个农家子,一步步走向科学的圣殿并荣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育人楷模”、“育人大师”、“人梯”。 二、白手起家谱壮歌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李振岐，一开始被安排担任植物病理学实验课的讲授，并在附设高等职业学校兼课。1950年，以条锈病为主的小麦锈病在全国范围内大流行,危害十分严重,损失粮食达60亿公斤。按当时的人均口粮水平计算，足够1700万人吃一年。这是一次巨大的农业灾难，不仅震撼着李振岐等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而且震撼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此，各级党和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不久，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一个专门研究和防治小麦条锈病的全国性协作委员会迅速组成,并制定了扎实的研究计划。因当时西北地区还没有植物保护方面的专门机构，国家将西北片的研究托付给西北农学院完成，院领导就将他调到教学试验农场，配合朱象三，负责组织成立植物病虫害研究室，专门承担西北地区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研究任务,并将毕业校友刘汉文调回学校与他一同工作。 条锈病是小麦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感染此病后轻者减产、重者颗粒无收。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中国共发生过9次条锈病大流行。这次大流行，既是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中国科学家的严重挑战，同时也是9次大游行中最严重的一次。 接受任务后，他和同事们立即投入紧张的研究之中。他们紧紧盯住小麦条锈病这条“恶龙”不放，一心要尽早、尽快探索出行之有效的防治小麦条锈病的方法。李振岐虽是“初出茅庐”，但仍被用作西北地区的科技骨干。当时西北农学院在这一方面基础和条件均较差，经过他们反复研究，决定结合西北地区实际,采取室内实验、校内田间试验。白天，他和同事们埋头于实验室。夜间，挑灯苦战，伏案奋笔，整理和分析试验数据。苦和累，对他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倒无关紧要，最使他们深感困难的是实验设备。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来的，百废待兴，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资助他们。面对困难，怎么办？困境中的李振岐和他的同事们有着一股锐不可当的冲劲，他们成功地利用勤俭节约、土洋结合、变废为利等办法，在改造实验研究设备条件和实验手段方面花了很大气力。没有温室，他们找来安装玻璃剩下的边角余料，在地上挖一排排小沟，用这边角玻璃一盖，就成了“温室”。没有“低温室”，研究病菌越冬越夏成了最大的“头痛事”。苦苦思索后，他眼前忽然一亮：海拔高度是一种天然的温度梯度排列“控制箱”，学校不远处就有有名的太白山，海拔3700多米，不是正好可以利用吗？ 经过近3年艰辛的系统研究,李振岐和他的同事们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的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中，率先从西北地区取得突破。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特殊的地形结构和气候特点，为小麦条锈病病菌的越夏和越冬传播提供了天然条件。从这一特点入手，他们弄清了西北地区小麦条锈病菌的越夏越冬和流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防治途径，为研究中国小麦条锈病的流行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的开拓者”。 在当时，这一研究不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且比美国同类研究也早10年。1956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这一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赞赏。这一研究成果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也使李振岐受到一次很好的实际工作锻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麦条锈病原体的发生发展规律与防治方法刚刚探索出来，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前，必须尽快予以解决：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 1952-1953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赵洪璋院士育成的中国著名小麦丰产抗锈品种“碧蚂1号”后,小麦产量成倍增长,很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品种的抗锈性在逐渐丧失,并且由西部麦区向东部麦区扩展,至1956-1957年，这个优良品种在中国广大麦区已基本上丧失了抗锈性。 这一问题发生后，受到各方面领导和有关专家广泛关注。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就开始主持对碧蚂1号品种的抗锈性丧失原因进行系统研究。 通过系统调查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个优良品种的抗锈性丧失过程中有三个规律性现象，一是品种抗锈性丧失现象，由西部麦区向东部麦区逐步发展；二是苗期和个别植株首先发生变异；三是偏施氮肥的田块发病较重。他们还通过试验证明，碧蚂1号品种抗锈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是病菌的毒性发生变异引起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又给李振岐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病菌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生毒性变异的；其次，为什么品种抗锈性的丧失现象首先从西部麦区开始；第三，影响品种抗锈性变异的条件是什么。 1954年秋季，西北农学院为了加强对植物病虫害系工作的领导，将他从学校教学试验农场调回植物病虫害系任讲师兼系秘书。在教学方面，他主要为学校农学系的学生讲授植物病理学。由于这门课有总论又有各论，使他通过教学对植物病理学的全面知识有了进一步掌握，也给他在工作上与农学系老师，特别是与赵洪璋教授在小麦育种方面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机遇。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中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赵洪璋教授一直坚持合作，开展抗病虫害小麦的育种研究。 从1957年开始，他和同事们又踏上新的征程，开始了国际性难题——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原因和解决途径的研究这一新的“长征”。 为此，1957年至1959年，人民共和国又派他赴前苏联莫斯科农学院进修植物病理学，师从杜宁教授侧重主攻植物免疫学。他非常高兴自己能有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系统了解和学习前苏联及其他国家在植物病理学,特别是植物免疫学和小麦锈病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先进技术。在进修期间,他对时间抓得很紧,除了着重学习植物免疫学、听有关课程、做试验和查阅有关文献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访问了7个加盟共和国、几乎所有有关重要高级研究单位和27位各个研究方向的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经过两年学习,不但大大提高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使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也总结学习了前苏联成功专家的经验，广泛了解了国内外锈病防治研究的动态与进展，并以小麦锈病为对象，进行相关试验研究，为回国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修结束了，他说不清苏联有些什么名胜、古迹，却满脑瓜装了些锈病防治知识及其相关技术。 他对这次出国学习，总结归纳了四条。一是要有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科学事业的强烈思想；二要选准研究方向和学科前沿课题,坚持不懈,不断深入研究；三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研究需要的先进设备、仪器和方法；四要善于与同行专家和同事友好相处,协作攻关,共同攀登科学高峰。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归纳总结是正确的,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指导作用。 1959年8月，李振岐从前苏联返回学校。回国后的李振岐不为当时大放“卫星”时的科研孤寂而停步，不为后来的“十年浩劫”中被剥夺研究权利倍受折磨而灰心，一直醉心于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 首先，他着手筹备开设植物免疫学课程,并于1961年正式开课，成为国内开设植物免疫学课程最早的教师。为了教好这门新课程，他和教研组的同志一起动手建立植物免疫学专用实验室，同时编写教学大纲、讲稿和实验指导书，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当时全国各地闻讯前来西北农学院进修他这门课程的教师先后有9人。这9个人进修结束回到各自学校后，都成了教学骨干。 在这一阶段，他一方面教授课程，还兼任植物病理教研组主任，同时自1961年开始培养研究生。结合中国实际,他与研究生一起,根据过去田间调查找到的线索,着手研究中国小麦条锈病菌的毒性变异规律。 1976年小麦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洛类品种开始丧失抗锈性,并导致了小麦条锈病在西北地区重新流行。为了查明其丧失原因并找到解决途径, 尽管“浩劫”的余悸仍在，他还是毅然申请承担了国家农业部的重点研究课题——小麦条锈病变异规律的研究。研究中，他们结合甘肃陇南地区的实际，进行新的扎实、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采取室内试验和陇南田间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1976-1981年的系统研究，他们发现，洛类品种抗锈性的丧失主要也是由于病菌的毒性发生变异所致。陇南地区的半山为变异的关键地带，山区的低温，降低了品种的抗病性，是变异的重要诱因；品种本身植株群体的遗传分化也是加速品种抗锈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此，他们提出了控制途径。通过对洛类品种抗锈性丧失问题的研究，使他们对陇南之所以成为小麦条锈菌越夏易变区的原因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并进一步验证了以前所发现的碧蚂1号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过程中所呈现的规律性现象。 通过两年的精细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小麦条锈菌确实有规律性的毒性渐进变异现象。首先，供试单孢子菌系在亲缘较近的品种上，其致病能力会逐步提高,而在亲缘较远的品种上，其致病能力在逐步降低。第二，偏施氮肥，会降低品种的抗病性,加速病菌致病能力的提高，而偏施磷肥和钾肥，则可提高品种的抗病性,延缓病菌致病能力的变异。这一结果对合理布局利用品种抗病性很有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当时因限于研究手段，未能深入揭示其变异机制。 当时研究条件仍不具备，他们又是“土洋”结合，勤俭办事，一边利用“防空洞”改做低温室，亲自主持改制安装梯度温度控制简易生长箱，研究沉降塔、微型接种器等。 他认为，要想超过别人，不仅要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方法、科学体系，还要有先进的仪器和条件、手段。为了克服手段的落后，他不得不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主持或参与一系列仪器设备的创造与改造。利用地洞做试验室，堪称“世界第一”；微型接种器与沉降塔，则是“全国道创”；苏木精染核方法的改进，也有很大的创造性，并为国家节约资金约50多万元，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赞赏。 1982年至1983年，李振岐应邀赴美国蒙大拿大学访问。这一次他不是去进修，而是与Sharp教授就小麦条锈菌的毒性变异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合作研究的一年期间, 他没有沉醉于发达国家优裕的生活条件，仍是疾迷于研究、事业之中，首先是结合数十年从事的研究工作攻关、登攀，他比较系统地查阅了国际上有关小麦锈病文献,开展了条锈菌毒性变异的试验研究,明确小麦条锈菌主要通过突变和异核作用发生毒性变异,并且改进了染核技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深入考察访问了美国中西部9所重点农业大学，系统了解各大学的有关实验室和专家的研究情况和动态，索取了许多资料，并与有关专家建立了工作联系。此外，还帮助爱达荷大学与西北农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这些活动为他所在的系和所在学校后来派青年教师赴美国留学等，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在美国一年的合作研究和考察访问，使他获得了很大收获。除了业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外，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美国政府、专家和广大农业生产者对科学的重视体会很深。美国学者对学术活动和学术信息抓得很紧，也很重视学术民主气氛的培养。这对他在科学研究上解放思想也很有帮助。 合作研究期满后，他毫不犹豫，毅然回国。 刚刚回到北京还未及返回学校，他就申请承担了国家经委下达的国家“六·五”攻关课题——“小麦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和陕西省科委等下达的“关中灌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多项研究任务，揭示了陕、甘、青小麦条锈病菌的越夏、越冬和流行传播规律，发现陇东、陇南等早播冬麦区为病菌秋季向东和春季向西传播的桥梁地带和菌源基地，提出了防治途径、方法和策略，为开展全国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研究和防治策略制定奠定了基础。 同时李振岐主持研究了中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规律，明确病菌的毒性变异为引起品种抗锈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深入揭示了陇南越夏易变区形成原因及该区小麦条锈病的特殊流行规律，提出了控制对策和建议。 结合国家攻关与陇南天水和关中地区生产实际，李振岐主持研究了以小麦条锈病为主的小麦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研究制定了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推广后防效显著，对控制小麦条锈病1990-1991年在两地区流行，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振岐又瞄准世界前沿水平，在组织学、细胞学和分子水平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应用基础研究，在小麦品种抗病机理、病菌毒性变异机制、小麦条锈菌DNA分子遗传标记体系建立、小麦条锈菌遗传转化体系的构建及致病相关基因的克隆、持久抗条锈品种抗条锈基因组成及其遗传特性、秦岭植物锈菌区系以及染核和人工接种技术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结果，目的在于为提高对小麦条锈病的综合治理技术水平和从根本上缓解小麦条锈病对北方广大麦区的威胁，进一步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开展了“大型真菌的研究”，“小麦抗旱转基因体系建立研究”。 从2002年起，他主持的从地蚕中提取的低聚糖可诱导小麦产生抗病性的研究也获得突破进展。他和同事们通过长期精细研究，通过对低聚糖提取工艺技术、室内诱抗效果研究和田间小区试验发现，低聚糖可有效诱导植物产生防御反应，激活植物获得免疫反应，从而抵御病害，就像给人吃提高免疫力的药物一样。研究证明，从地蚕中提取的低聚糖可诱导小麦产生抗病性，诱抗效果达到80％左右，而一般的生物制剂诱抗效果约为60％。之后，他又对低聚糖的大田效果及与其他农药的混配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目标是开发和研制出防治小麦条锈病的生物制剂农药，从而防治条锈病，同时减少化学农药对人畜和环境的危害，降低作物的抗药性，减少资源浪费，保证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畜安全。 半个多世纪来，李振岐在自己痴爱的科学领域内奋斗、攀登、攻关、培育人才，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一次次肯定与赞赏：他主持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陕西省科学大会奖；他作为主要主持人开展的中国小麦条锈病的流行体系研究，1988年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三名，该奖有“中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由他主持开展的小麦条锈病的流行规律和病菌毒性变异规律等研究, 1986年获陕西省高教系统二等奖；他主持的陇南洛夫林10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研究,1987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他参与主持的小麦吸浆虫、条锈病、雪霉叶枯病综合防治研究与推广，1991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二名）；小麦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1991年获中国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集体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奖。1986年被评为陕西省高教系统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获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奖；1998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荣获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会“亚农杯”农业贡献奖；2002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指导教师。 多年来，李振岐还在主讲《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免疫学》、《高级植物免疫》、《高级植物病理学》、等课程的同时，主编了《小麦条锈病及其防治》、《植物免疫学》和《麦类病害》，合译出版了《植物病害的流行：数学分析与模型建立》等一系列专著、教材和120多篇论文。其中中国第一本《植物免疫学》全国统编教材，就是他主编出版的，由此使他成为中国植物免疫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撰写的专著《小麦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一书，1992年荣获首届“兴农杯”优秀农村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小麦锈病》，获2003年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李振岐是植物病理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系主任、原西北农业大学研究生部主任、西北家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等，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兼西北分会理事长。 三、上下求索成大道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振岐留学前苏联期间，他就曾认真研究过当时苏联27位植物病理学专家的成才之路。那时他就认识到，无论是人才个体成长或是人才群体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探明这种规律并按此规律培养人才，组建合理、高效的人才梯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实践着这一思想。无论是他当研究工作的“主帅”，还是兼任各种行政工作，他都把自己当做“人梯”来对待。他说，人皆为我师，我愿为人友。选人用人，绝不能有“利用”思想。凡是选用的人才，都要当作事业的接班人来看待。不仅不能压制人才，还应鼓励人才超越自己。这才是一个“人梯”应抱的起码态度。 他也经常翻阅历史书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身处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社会，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一人成名万骨枯”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但也不应使自己手下任何一位同志产生“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思想。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自己甘愿“以身作梯”，尽职尽责，至死不渝！ 刚从高陵返校不久，领导让他组配植物病理尤其是小麦锈病研究班子。有人建议他多选配能干的人才，有利于出成果。他说，选人当然要有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每一个人的起始阶段，大体上都象一块顽石，其中都可能包裹着“和氏壁”，如果不把璞衣敲掉，顽石将永远是顽石，“和氏壁”就永远会在璞石里韬光养晦。 后来，他又对一些自信心不足的青年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核弹”，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第一流的人物可能是百万吨的人才，我们普通人也许是万吨级或十万吨级的。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是“核弹”，都会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出惊人的能量。金刚石光艳夺目，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矿物。石墨黑糊糊的，是自然界中最软的矿物。但化学家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它们的基本元素都是碳，只是金刚石的原子排列比石墨紧密得多。这就是说，只有元素与元素的“团结”紧密，才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化学家还告诉我们，在五六万个大气压和1200到2000度的高温下，利用人工方法，改变石墨的原子结构，石墨就可以变成金刚石。人的才能也是这样，虽然高低之分，但结构要素是一样。“和氏壁”、“原子弹”、“碳元素”人人都有，就看你愿不愿“磨制”，会不会“裂变”，敢不敢承受“高温”和“高压”的锤炼。人非尧舜，但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只有无能而混乱的管理，没有无用的人才。明代开国皇帝元璋曾说：“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车之能远，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清代顾嗣协在一首诗中写道：“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这些都说明，人各有才，而才有长短，关键在于你能否识别，能不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为此，近半个世纪中，他尽一切力量使自己的学术团体形成合理的梯队，形成志同道合的的凝聚力、合力。他说，自己是一名入党较早的党员，事事处得必须展现共产党人的境界、见识、气度，不能当“孤家寡人”。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部是有限的。而事业是无限的，必须象接力赛一样一代一代接替下去，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研究集体，要有各方面的人组合搭配，“单枪匹马”能成什么事业？ 因此，他部是与同志们一起运筹帷幄，周密地制定出长远的、近期的目标和计划，放手大胆地鼓励大家齐心协力去干，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鼓励大家“冒尖”。 为了开阔每位同志的眼界，他多方联系，让研究所的更多的同志到国外去开眼界、长见识、炼功力，了解本专业国际上的研究动态，然后用于各自分担的研究工作。 当有人说他是“傻子”，牺牲自己，为了别人时，他不仅感到理直气壮，而且感到自豪。 当有人好心地告诫他说，小心自己的“帅位”有朝一日会“失落”、“手下人”会“甩掉”他而自立门户时，他说，不怕！一则是因为自己赤诚待人，甘做人梯，同事中不会有人“甩掉”自己而“单干”。即使有人确实比自己强，那有又什么不好呢？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又有什么能比自己手下出了高强人才而无比高兴的事呢？更何况自己也在不断地努力前进着，坚持不懈，始终站在一个更高制高点上和更超前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才当好“人梯”。“手下”有人超过自己，这是事业兴旺发达、有前途的标志，也对自己是一种促进和鞭策。人生有限，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把事业接力捧传递下去！ 早在“六·五”期间，他尚担任着“主帅”，但已有了这样的思想意识。等到“七·五”期间，他就着意实践自己的这种观点。到了“八·五”期间，他就“退居二线”，让接班人们大显身手了。但他从不愿做“闲身”，仍一如既往，参与工作，为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更大腾飞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使年青人更好地成长，他常常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教育和告诫年青人，必须加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党为公，淡薄名利；要有博大的胸怀，注意从全局观点、发展观点和一分为二观点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否实现自己宏伟志愿的前提条件。其次，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要早立志，根据社会和学科发展需要，选准主攻方向，坚持到底，刻苦钻研，不断提高，并且能勇于接受新事物，善于总结，求实创新，不断前进。他认为这样做前进方向明确，工作动力足，进步快。第三，要注意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积极主动地与周围同志搞好团结，互相学习，协作攻关，共同前进，攀登科学高峰；年龄长的人要甘为人梯，热情关心和支持青年人的成长。这样做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并且后继有人。第四，要学会科学的工作和生活。要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做工作要突出重点，持之以恒，不断进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保证自己经常有旺盛的精力；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有规律地生活，注意个人的身体卫生、饮食卫生和口腔卫生，加强疾病预防，并且要有所爱好。生活是一门艺术，需要多多学习和体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情趣。第五，必须注意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采取适当方法，加强身体锻炼，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他将“手下”人进行了会方位的“分工”，有的搞细胞水平研究，有的搞亚细胞水平的工作，有的在分子水平上开拓创新。他总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中国农业现代化, 特别是为实现周总理根治中国小麦条锈病的遗愿，为培养年轻人，多做一些工作。 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一心一意地、一以贯之地做“打基础”的工作。他一方面组织更大的力量将多年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与归纳，主编《中国小麦锈病研究》等大型专著和教材；另一方面着手建立植物病害研究资料最新数据库，并提供给研究集休中每个参与者，为的是使研究集体的所有人员的研究视野和水平，始终保持在国际、国内先进的前沿水平。 与此同时，他还为每一位“手下”建立了一份个人最新“档案”。包括各人的研究计划，已发表的论文、总结，出版的教材与专著，已获得的奖励等等。这一则有利于申报新课题、报奖等，减少年青人的检索之劳，二则有利于比较、检查和督促，有利于同事间相互了解、借鉴、“比赛”和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利用电脑建立有关数据库与档案的工作也在不断探索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现在，他不仅主持设计，还坚持自己亲自输录，他每小时可输入1000个汉字。他总是想，自己本可以离休，颐养天年，但身体状况还好，时间又不多了，能力争多做点工作，特别是类似这些基础性、铺垫性的工作，不也是尽一些“人梯”的职责吗？ 他时常会突然想起已故的老伴、一位给自己当了一辈子“梯子”的伴侣——兰洁轩。多少年了，妻子是自己的“助手”。家事，妻子全“承包”了；他写了东西，妻子替他抄写。有了收获，妻子与他一起分享；有了困难，妻子帮他分担……如今，老伴去了，永远地去了。一切都得他自己动手了。因此，直到他70岁时，还不得不学计算机。 多少年来，在名利问题上，他既严肃又淡泊。凡是自己做的，因为有科学责任，自己要署名。自己做得多，就署第一名。自己做得少，也同样因为有科学责任问题，则坚决不署第一名。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而名利与地位等等，比起常青不败的事业之树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多少年了，他一直遵循“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则，常常坐在灯下思考各种问题，并常常做“省身”之思。他觉得这样做很有好处。 2002年李振岐院士以其杰出的科研成果和贡献，获得了何梁何利奖金。获奖后，李振岐院士捐出了全部奖金20万元港币，设立了植物病理学创新研究奖，奖励在这一领域内取得创新性研究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鼓励研究人员大胆创新，以促进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发展。目前，该基金已奖励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3名博士生和1名硕士生，以表彰他们在植物病理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 2007年9月23日，李振岐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获悉李院士逝世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家宝温专门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致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李院士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并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发来唁电、代送花圈表示哀悼。打来电话、送来花圈或发来唁电的还有周济、李建国、袁纯清、陈宗兴、张宝文、李育才、王侠、朱静芝、范肖梅等有关部委、省、市的领导，以及中国工程院、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杨陵示范区管委会、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等100多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所、站，陕西九州企业集团等10多家企业发来唁电、送来花圈、挽联、挽幛表示慰问和悼念，上千人在西安三光公墓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遵照李振岐院士临终遗言和遗嘱，他的骨灰在他所在学校校领导、亲友和学生的护送下，回到他生前工作的实验室，师生们在这里最后一次满怀悲痛地祭奠了他们的师长，然后缓缓穿行过他生前所熟悉过的美丽校园，随同鲜花最终撒入滔滔渭水中。 后记：人民的科学家李振岐走了。可他的精神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激励无数活着的、未来的人们，在科学、教育、创新的道路上风雨兼程。他的努力和贡献，也已获得国际同行的敬重。在2007年10月15-18日英国格拉斯科(Glasgow) 召开的第16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IPPC）开幕式上，由国际植物保护科学协会主席Hans Herren 教授宣读了由国际植物保护科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lant Protection Sciences,IAPPS）组织的2007年国际植物保护研究杰出贡献奖（The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Award of Distinction评选结果和表彰决定，并向来自美国、中国、以色列、印度等国家的6名科学家颁发了奖状。经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推荐，李振岐以其在小麦条锈病和植物免疫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 作者：牛宏泰 编辑：王亭贯 来源：太白山人牛宏泰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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