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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国家安全核心政策的制定者，但在我国有关该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几近没有。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钱穆先生曾言制度要与人事相配合，换而言之政治绝非无生命之物，政治人物的性格、脾气乃至私人关系都会影响最终的政治决策。本书作者罗特科普夫通过详实的调查，为我们揭示这个“世界上最具权威委员会”的内情，展示了当中人物有血有肉的一面，使读者能深切感受到历史人性的一面，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坐标系。 以下内容摘编自《美国国家安全会内幕》，以供读者参考。 
“尼克松并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凡事公开透明。尼克松的想法总是让人很费解，而且他经常一个人苦思冥想，只和亨利（基辛格）交流。” 美国前越南军事援助副司令古德帕斯特将军 虽然自1947年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直至1969年尼克松上任之后，该委员会才真正开始独立运转。 尼克松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跨部门的体系，但同时要确保国务院（美国外交部）不会控制太多重要的委员会，关于这一诡异的要求，尼克松自己解释说如果国务院掌握太多权力，就会和国防部发生冲突，从而影响政府机构的效率。 这一想法的具体实践就是将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团队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身上，在此后的整个尼克松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安全政策都仅由白宫负责。与这一变化相伴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出现了极为吊诡的一幕，与总统关系极为密切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影响力远远凌驾于作为国安会正式成员的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安领域内的无冕之王。 
这一特点在中美建交这一具体案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尼克松作为共和党中的积极反共派，却在1967年就开始公开讨论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不久给基辛格写了一张便签：“我们该怎样和中国建立关系？”几天后基辛格完成NSSM-14报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随后在没有国务院参与的情况下，基辛格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们起草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政策的文件，包括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在基辛格的主导下，国务卿罗杰斯及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都被排斥在与中国建交事宜的全过程之外，不仅仅是国务院，包括国防部、中情局、副总统都被蒙在鼓里。 1971年4月中方允许美国政府派遣高层秘密访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尼克松也只与基辛格在林肯卧室里举杯庆祝。 基辛格为中国之行的保密工作大费工夫，他首先阻止了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原本就计划好的台湾之行，然后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借口生病，瞒着美国驻伊斯兰堡的外交官们秘密飞向北京。 
与中方高层敲定了尼克松访华之行后，基辛格在伊斯兰堡向白宫发回了一个词“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示意访问获得成功。之后，这种秘密主义作风一直持续到尼克松访华，以至于国务卿罗杰斯事先甚至不知道“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存在。 后来供职于卡特政府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经这样评价：基辛格塑造了现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模板。正是他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头一次正常的“运转”起来。基辛格之后，维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转”成了所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