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正是追随时代步伐，听从时代召唤，忠实的记录着深刻变革中的我们时代的“秘书”。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但他又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让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来说话。他的《赵镢头的遗嘱》发表后，中央才正式下发了联产承包的红头文件；他的《火神》发表后，中央才有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他的《挂匾》发表后，中央又有了搞好扶贫工作，走大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文件。人们都说张一弓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起了参谋作用，说他有超前意识，说他是诸葛亮。我对此颇感兴趣，就问他： “大家都说你像诸葛亮那样会预测未来，您这种神机妙算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张一弓哈哈大笑：“我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本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点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在正确分析客观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
听听！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啊！
别林斯基提出过“当代性”这个概念，认为这是构成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之一“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当代性其实也就是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张一弓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准则，他给我们看到了多少时代的“形象和印记”啊！在生活环境和人物心理情绪的描写上，他是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感取信于读者的。
我们采访山乡女司机时，张一弓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们有那样多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爱和恨、愁和怨、甜的和酸的、苦的和辣的，交织变幻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强烈撞击着我们的心。在采访中我们才了解到，那位极力阻挡我们接触一位女司机的乡干部，因想占女司机的便宜而遭到严厉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才编排并散布了许多那位女司机的所谓“风流韵事”。
人们啊！摒弃一切对人的扭曲、损害、误解、嫉妒、麻木和漫不经心吧！让人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然而，舌头片儿能压死人！唾味星儿可以把人的脸涂脏！谎言重复上三次，就会变成真理。在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世风下，女司机们也为此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啊……
张一弓激动了，张一弓坐不住了，他克制不住“最初的冲动”，“春妞儿”的影子时时在他眼前浮动，创作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再不写，就感到无法平静地生活。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伏案写作。他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儿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长期以来，文学被“重义轻利”的儒家虚伪教义所禁锢，人物被放置在摒绝七情六欲的真空中，成为某种道德戒律的苍白容器。“春妞儿”这个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动。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从春妞儿有限的行车时间内的主体意识活动，引发情节的发展，剪裁得当，构思精巧，结构更加开放、洒脱，呈现出了多层叠合的立体化状态。作家把六个女司机的经历、故事集中到了“春妞儿”身上，以“春妞儿”行车途中的意识流动为主线，节奏明快，笔墨集中，飞驰的汽车，流动的意识，跳跃的情节，容涵着强者的坚定的苦涩历史，浸渍着强烈烦恼的变革的现实，勇于开拓追求、奋进不息的当代女强者的生活……我们从中感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看到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与精神风貌。作家开头写“春妞儿把她的小戛斯开出杨树坪”，结尾写“两辆形影相随的汽车，消失在大地的皱褶里，留下了新鲜的辙印和欢快的笛声”，前呼后应，交相辉映，读者从“欢快的笛声”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
张一弓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后记》中写道：“毋庸讳言，我是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们提倡远‘距离’的时候，硬着头皮对当前社会生活作出‘近距离’反映的。”‘谁叫我干了将近三十年的新闻记者而又冒里冒失地涉足文坛呢？一个记者的天性就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捕捉最新的生活信息。”“谁叫我的悲欢、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呢？谁又叫我偏爱巴尔扎克所说的‘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而又以此自命呢？作为‘同时代人的秘书’，就必须让我的读者朋友看一看‘同时代人’不断改变着的形象和这个时代的印记，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反过来说，也从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梦、所怨所怒、所衰所乐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我这样作了，我把打着一场变革的时代印记的张铁近和王腊月、李麦收和白雪花、苏小海和李秀秀（取材于河南汝州寄料街的《山村理发店纪事》里的主人公）、郭亮（取材汝州的《火神》主人公）和春妞儿、宋疤拉和他的伙伴交给读者，而没有等岁月在他们脸上增添新的皱纹。”
在张一弓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我更偏爱“春妞儿”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有棱有角、个性鲜明。在这部作品里，作家把春妞儿放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了主人公的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遭遇和命运，作家还把她置于生死攸关的尖锐矛盾冲突之中，展现了主人公的完整性格，还通过措纵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现她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她成了一个有着真实感和立体感的艺术形象。
春妞儿是一个具有八十年代青年女性的全新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人形象。作家写得很苦、很累，也很投入。因为他过去“在农村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想象过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是什么样子，“生活”仓库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或者是‘有而无多’呢！”他的“春妞儿”完全是那次临汝之行，跟踪“采访”来的。她从“春妞儿”身上看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到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造就的一个挺不简单的小妞儿，于是，他的大概是属于“多血质”的性格又使他激动不已，决计放下了一个酝酿已久、而又苦于不能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的写作素材，立即写一写“春妞儿”，经过艰难地孕育、痛苦地分娩，挥汗如雨地精耕细作，浓墨泼洒的“春妞儿”终于一步一个趔趄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瞧：公鸡才叫了头遍，“她已把小戛斯驶上铺着厚厚一层沥青的‘省级干线公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前疾驶着；她要去闯刚刚发生了两起事故的葫芦崖，“她除了会对创业艰难的‘专业户’表示天然的同情之外，万万不会拿她和她的小戛斯去葫芦崖上冒冒风险的，况且，还有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老虎坪。但是，她要去了，她需要钱！
唉，春妞儿！ 精于算计的春妞儿！
向往金钱的春妞儿！
铤而走险的春妞儿！”
作家对他的“春妞儿”有这样一段非常精彩而又细腻的描写：
虽然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由于穿上了一件绿涤良夹克工作服，敞开的大翻领里露出玫瑰紫的高领毛衣，再配上一条毛涤纶蓝色直筒裤，一双墨绿色平绒胶底鞋，显得那样洒脱、素雅而端庄，但是，她那经过“冷烫”的蓬松的刘海，用一条花手帕在脑后束起的卷曲的秀发，却像是故意撩拨男性似的，在微风中不住地颤动。她才二十四岁，椭圆的脸蛋是俊秀的，但她那苍白而困倦的脸色和她眼睛下边的淡淡的青晕，却使她像一个操劳过度或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她跟装卸工开玩笑的时候，晶亮的眸子像猫那样闪动着捉摸不定的光，那种真真假假、满不在乎，却又像随时提防着什么的样子，使二小子很难过。春妞儿已经不是那个挽着裤腿，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胆怯地叫卖青菜的春妞儿了。
就是她，全地区司机考核考了个头一名，把苹果皮吐到业务员的脸上，“她开始学会了怎样保卫自己，以牙还牙，以刺儿还刺儿。用机敏对付奸滑，用嘲骂回敬撩拨。”当她的师傅梦呓般地恳求她“当个暗夫妻”时，春妞儿奋力挣脱了柱哥的怀抱，更加恼怒、更加悲伤地说：“俺天生比你们矮半截”？“春妞儿推开车门，跳到昏黑的道路上。”她借了三十八家的账，还贷了五千元的款，跑车八个月，还完了一万元的私人账，可因为顶撞了银行营业所吴主任派来的媒人，人家限她十天内连本带利还清贷款，“她九天没吃够三天的饭，肿着脚脖子来闯葫芦崖……”只待明天一大早，把钱摔到吴主任的脸上，这车就是她的了。她上山送的是煤，下山拉的是山果……这个新时期女青年的新的性格、新的风采、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伴随着欢快的笛声，维妙维肖地突现在读者面前了！
张一弓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文学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杜勃洛留波夫语）的没出息的作家，他要奉献给同时代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小摆设，而是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洪钟大吕。他把来自新时期农村的一股雄风吹向文坛，把农民的抗争与奋进、农民合理而美好的生活愿望表达得异常鲜明和强烈。他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农村生活积累丰厚，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见解。他致力于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情节，喜欢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他的语言半土半洋，常常是叙述人用有点欧化的书面语，笔端常带夸张与诙谐，人物用豫西农村土语，不失乡土气息。正像他自己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国乡土小说丛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就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表现的风俗民情而言，无疑是属于中原乡土的。但在结构方法、叙述语言、人物心态的刻划上，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技法。我们这块乡土并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外来的东西，比如最富于乡土味的红薯，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国外引进，而被我们这块乡土所驯化、所接受了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有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理性的语言，令人回味、思索、醒悟。这些具有饱满激情的艺术语言，附着于生动的形象，而且往往与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起着画龙点睛、深化题旨的作用。如：第三节的结尾这样写道：“是的，这就是那个长条形的苗圃。在那被车轮辗过去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挺直的小杨树。春妞儿正向那儿深情地注视，你好啊，小杨树！请忘记我的过错，也不必担心再发生过去的灾祸。使劲儿长吧，小杨树！”这一段双关的语言，既洋溢着作家深挚的情感，又与春妞儿的思维活动紧紧相扣，同时对情节的进展、主题的开掘也起着层层推进的作用。
幽默感，是《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如：“你们要是吓破了胆，就趁早回家奶孩子去，穿上婆娘们的花布衫儿！，”“春妞儿把苹果皮‘呸’地吐过去，恰好吐在业务员的脸上；业务员揭下脸上的苹果皮，塞到自己嘴里，开始了细细的品味。”有个装煤工要她捎个人儿，说是一路上不叫她冷清，“春妞儿朝那人啐了一口唾沫，‘呸’，等我拉猪的时候捎上你，送你上屠宰场！”“自己一身绿毛羽，倒说别人是妖精！哼，以后再学学翻墙头吧，别叫寡妇家的黑狗咬住脚脖子！”作家把幽默与痛苦、诙谐和严肃、滑稽和正经、俏皮和睿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寓庄于谐，寓悲于喜，达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张一弓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厚实广博，加上他在语言上的较高艺术素养，使得他在运用幽默感的语言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幽默风格。
张一弓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能歌善舞，他的歌儿韵律谐美，字字传神，情真意切，清香悠远，拂人心扉。我们在寄料镇采访时，一次前往郭明家途中，路过一个代销店，里边有个青年正在弹琴，他上前仅用几句话就和那小青年“喷”熟了，人家让他也弹一曲，他接过琴，技法娴熟，激情四溢，其声似春风习习，细柳丝丝，白云悠悠，小溪潺潺，令人心神飘荡，如身在云雾之中。可喜的是，他把这些都融人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使人读之余韵无穷。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例如：“伏牛山那牛，抵人狠着哩，小心着！”“俺的命不主贵，你们不走的路才轮上俺走哩……”逮“爬叉”、“戴帽高中”、“粗瓷大碗”、“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他爹又给他‘说下’了矿上一个营业员”、“俺多亏没跟你……”、“洋柿子”、“闷声不吭地‘巴嗒’着旱烟”、“哼，烧的！”“人家挣那赶脚钱老不容易！”，“‘调教好各自的驴”，“徒弟，徒弟，拱到师傅怀里”，“我和你厮跟上”，“又被老子推搡着，挤出了人群。”“酸汤面叶儿”、“油清(音qing)住了”、“人不亲行(念hang)亲”、“小母鸡也想学打鸣儿，‘咯儿咯儿——呃！”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家乡豫西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他还注意引用当地流行的民歌、谚语，如“桃花开，杏花败，李子骨朵跟上来……”“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李五年，枣树栽上就赚钱！”这些语言，琅琅上口，清新生动，用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趣和见识，刻划人物的性格，常有触手成春之妙，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语言犹如散文诗，优美、抒情，诗意浓郁，余味无穷。如：“春妞儿却抱着一棵小桃树，浑身瘫软地滑溜着，歪坐在湿漉漉的草上上。……桃花瓣儿落在她的脸上，好像在提醒她，你这是咋啦？她矫饰地捡起了那片花瓣儿，在舌尖上湿了湿，沾在嘴唇上，好像她歪坐下来就是为了这片鲜嫩的花瓣儿。……”结尾有这样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在柿树后边的山洼里，春风从桃园掠过，摇落了满树桃花，搅乱了一个古老山洼里的粉红色的梦境，而在夏季的枝头将会结满肥硕的果实。”在作家笔下，那“呼啸而来的山风”、“棉絮般的不住翻腾的云缕”、“伏牛山的群峰如同从云海里伸出头来的牛群”，那闪动着粼粼波光的小溪流、粉红的云霞、明丽的阳光、那小桥、那流水、那飞鸟、那森林、那深谷……作家正是大胆地、集中地采用了电影化的语汇和句法，使全篇跌宕回旋，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种五彩缤纷、摇曳多姿的语言的形式美。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特意找来了叶文玲在临汝采访女司机后写的《湍溪夜话》，细细读后，感到两部作品，各有千秋，尽管叶文玲的作品语言很美，但直接引用“采访”来的素材很少，她偏重于对往事的回忆，显得分量不够；文彩有余，力度不足。而张一弓的“春妞儿”却占用了大量“采访”来的细节，写得更直观，有厚度，有深度，思想性强。这很可能是张一弓采访的时间长、深入，女司机动了真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而叶文玲到场时，可能是出于“同性相排斥”的缘故，女司机们反而“闭口不谈”了，使她没有挖出“更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第二天临汝县委又派来了专车和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小分队，前呼后拥，他们也失去了“自由”，“春妞儿”们也只好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客套话，打几句“官腔”了事。我认为，《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张一弓写得最成功最富于创新的一部作品，“春妞儿”是一个当代女性强者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这是张一弓文学生涯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作品到此为止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包括《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和获奖前后，他又写的《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死吻》、《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都市里的牧羊人》、《挂匾》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达到“春妞儿”的艺术和思想高度，反而还有些退步了。《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强调了作品的可读性，忽略了作品的思想性。
虽然张一弓的作品有“大江东去”的豪放气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认为作家
写得还有点急躁，发酵、沉淀不够，仍是一个“急就章”，写得还太粗，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得还不够，对“春妞儿”的痛苦、命运、婚恋似应再添一些笔墨，否则，看着不过瘾、不解渴，也可以考虑再写个续篇。如果他当时能亲自和“春妞儿”出趟长途，感受一下路途中的风霜雨雪，也许能写得更好些。
为什么张一弓近几年没有写出超越“春妞儿”的作品呢？我分析可能是他名气越来越大，官职越来越高，出国的机会多了，开会的时间长了，应酬的时间多了，反而深入生活的机会少了，琢磨艺术的时间少了。创作上也没有以前那么用功了、吃苦了、拚命了。就是深入生活，也没有像前几年那样一头扎到最基层，打入“采访对象”内部，插入“采访对象”心脏。因为他现在是名人，是官，每到一地，你拉我请，前呼后拥，老百姓也不敢跟他讲“真心话”了，就连我这个小人物也8年没有见到他了，8年了，别提他了！看来当官是不利于创作的。尤其是他最近又担任了《热风》主编，上级不给一个编制，不拨一分钱的经费，组稿、编稿、审稿、发行，忙得不亦乐乎，还要为作协筹集活动经费，更没时间搞创作了。他的电脑打字机也只有等有朝一日，再敲打纯文学的优美音符和旋律了。
他的“春妞儿”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主要是他一下乡就主张不惊动县、乡领导，不坐小车骑自行车，不吃酒席而吃自己排队从大食堂买来的家常饭，没有名人架子，住一天8角人民币的便宜房子换来的。
提起我与高山老师的友情，我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2009年11月7日，我到汝州市地方税务局小屯税务所采访。席间谈到了当年支持我写作的老领导——临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山先生，在座的史义春、尚自昌两位乡友不无惋惜地说：“好人不常在啊！高山已经走了！”
“什么？高山老师不在了？”我悲伤！我惊骇！我控诉死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就在生死薄上抹去了高山先生这个大好人的名字了？
于是，我决定中止下午已约好了到一个大型企业采访的计划，要随自昌先生到我的恩师、恩人家里去看看……
我与高山老师相识相知于1976年。那时，他作为临汝县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带领屈江北等老师到我们大队驻队蹲点，他们才真正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回城开会，总是走了18里山路，再到临汝镇坐公共汽车；每次回村，再从临汝镇下公共汽车后走18里山路回到村里。他们担水抗旱，下地锄地，上山割草，与老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我们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像见了亲人一样问声：“回来了？”他们也笑答：“回来了！”
高部长还带着一批大学生到我们大队实习，业余时间还指导我写作。我写的剧本《半边天》经他多次修改，演遍了临汝城乡，还应邀到洛阳地去汇报演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我含泪忍悲连明彻夜赶写出了近千行的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高部长一字一句认真修改，临回城时说：“你再给我抄一份，我回去让县广播站配乐播出！”当时我们大队没通有线广播，播出时我没听到。后来听屈江北老师说，播出时播音员在广播里哭，听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场面极其感人。这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正在地里干活，大队的高音喇叭突然喊道：“五队的郭进拴听到广播后，速到县委一所报到开会！”原来是县委召开农村文化工作座谈会，高部长点名让我去参加。 那是我终生第一次离开小山沟，到临汝县城去开会。我与临汝镇公社的文教助理刘天根老师同住一室，当时可真有点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上城的感觉。会议期间，高部长亲自带领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到我住室看望我，并介绍说：“我在关庙大队驻队交了一大一小两栓两个好朋友，大栓是张同栓，小栓是郭进拴。这小栓能写，能吃苦很嘞！”高部长洋溢着一片真情的话语，顿时感动得我这个山里娃热泪盈眶。
会后，高部长把我留下，参加了临汝县临时文艺创作组，我写了一个叫《赶会》的剧本，高部长坐阵前后研讨、修改了20多次，临汝县曲剧团、曲艺队和不少业余剧团都排演了这个戏，可惜我改完剧本后又回队务农，连一场也没看到。当时的临汝县委书记在高部长陪同下看了这个戏，指名道姓让我再修改，并代表临汝县参加洛阳地区戏剧汇演。
回到农村后，我非常想念高部长，就想带点土特产品进城看看恩人。于是，我来到了北山林场见了郭法东场长。我说：“我明天准备进城看看高部长！”郭法东场长说：“好啊！把咱这苹果、大枣给高部长带点，让领导品尝品尝！”他领着我，哪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个大就亲自摘哪棵树上的果子，摘了满满一大提包。
第二天，我们县委见了高部长，他极其热情地留我吃饭、住宿，还给我登有赵树理上党梆子剧本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看。临走时他让我把水果带到文化馆，让曲艺队的演员们吃。那些俊男靓女们品尝着我带给高部长的苹果、红枣，一个个眉飞眼笑，对我也极其热情。一个过去见了我总是说：“你又来了！”的演员也笑着说：“回来了！”我听后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后来，高部长调到尚庄公社任党委书记，我还和屈江北老师专门去看他。他骑着自行车刚下乡回来，老远看到我就下了车子，还让我到他办公室，让座倒茶，问寒问暖，鼓励我多写作品。
我很幸运。高部长于1980年8月任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他上任的第三天早上，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高局长！临汝镇文化站的指标洛阳地区已经批下来了，馆里意见是郭进拴去干，你看行不行？”
高局长说：“行！这孩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2年队，他勤奋得很嘞！别人要考试，他可以免试，你可代表我给临汝镇公社的范振斌书记打电话，就说文化局已决定让郭进拴去文化站。”
这天上午，我见了张久益老馆长。他说：“你的事今天早上我和高局长汇报过了，他同意让你去。刚才我又给你们公社的范振斌书记打了电话，他说今天要开党委会通过一下，你回公社见见范书记！”
我回到临汝镇公社后，听到办公室的同志喊范振斌书记接电话，只听范书记说：“我们公社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郭进拴来干！”
范振斌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小伙子！你的事党委刚才研究过了，你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报到上班吧！可要好好干啊！”
我于1980年9月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因办《乡音》报出了名，1985年由临时工转为国家干部。洛阳地委创办《豫西报》时把我借调去编了几个月《伏牛》文艺副刊。后根据我的表现，要正式下调令时，有关领导不放，我又回到临汝。一次在街头见了时任临汝县教育局局长的高山老师，我向他汇报了《豫西报》调动之事，他说：“这是好事嘛！为什么不放呢？”我想：如果他当时还是文化局局长，直接管我，有可能我就调到《豫西报》社了。
1986年12月，组织上调我到临汝县文联编《风穴文艺》，我和高山老师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写了很多研究汝州市地域文化的文章，我先后在《风穴文艺》和《沧桑》上编发了他写的《汝州庆阳古城》、《汝州东汉高密侯邓禹墓》、《宋魏王赵廷美墓》、《完颜墓考辩》、《明兵部左侍郎滕昭墓》、《郭御史墓》等多篇好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94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高山老师几次向我祝贺，一次还当着我的面说：“你终于成了真正的作家啊！”
自从我于2000年4月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后，虽也回去看过几次恩师，但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与恩师彻夜长谈。但心里总是记者恩师对我的好处。如果没有恩师的栽培，没有恩师在我人生的紧要关头拉我一把，也许我真的成了深山沟里的“神经蛋”、“疯子”，也许我真的经不起人生的疾风骤雨，在无情的讽刺、挖苦、嘲笑声中，跳下悬崖，粉身碎骨，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笑谈的孤魂冤鬼。是我的恩师——高山挽救了我，成全了我！对恩师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都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
听说我的恩师死得极惨，他是在家属走亲戚时一个人悄悄离去的。当亲人回来时叫门没人应，千呼没有声，打开门一看，他已浑身冰凉，尸体变硬，早早离开了人间……
我的恩师，我的待我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老前辈啊！您别走！我看到了，您的亲人、朋友和无数的读者都是这样在心里呼唤着！悲声难挽流云住，哭声相随野鹤飞。您知道吗？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您的三周年追思会，不管相识不相识，熟悉还是陌生，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一封封唁电唁函，一条条挽嶂挽联，一篇篇祭诗祭文，如哀婉而忧郁的诗篇，升腾着追念您的情感。当我写着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的视线一次又一次模糊了。您的音容笑貌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学富雕龙文修天下，才雄走马星勋人间。三十年教诲，三十载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恸哉！
哭你，我的恩人、恩师，我的挚友——高山先生!
我还写过一篇悼念韩作荣老师的文章：
2013年11月12日下午，我从中国作家网惊悉：著名诗人、《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我的恩师于今晨因心肌梗塞驾鹤西去，享年66岁。顿时，如五雷轰顶，我放声恸哭，彻夜难眠.....
我悲伤，我惊骇，我恸哭，我控诉死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看到“韩作荣”三个字，就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在生死簿上抹去了作荣老师的名字？
又一位令人敬重的当代杰出诗人，一位真正懂诗歌的人，一位人格魅力超群的人，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走了。天堂，又多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记得我与作荣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9月的上海，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班的开学典礼上，我有幸经《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成了这一届作家班的学员。韩老师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作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开学典礼结束后，我又到韩老师下榻的宾馆进行了求教。我送上了我出版的几本小册子，韩老师说：“好！我带回去看看！”这年10月，《人民文学》又在上海举办了文学笔会，我们这一届作家班的学员集体参加了这次规格很高的笔会。笔会期间，我在上海外滩，有幸与韩作荣、程树臻老师合影留念。1994年12月27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我光荣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韩作荣老师第一个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1997年7月，我们汝州市作家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韩作荣老师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在大会上宣读后，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1998年5月，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韩作荣老师指定商震老师作了我与冯卿娃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的责任编辑，在号称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隆重推出了专刊，韩作荣老师在《编者的话》中称这部作品“通篇文字铿锵，激情四溢”。在一次与韩作荣老师夫妇、王清风老师夫妇、商震、陆健等老师的聚会上，韩老师说：“用一本刊物的篇幅，发你一篇报告文学，这在我们《人民文学》五十年的办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郭进拴在《人民文学》破了个记录！来，端起这杯酒，我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祝贺你！”这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文学报》等多家媒体给予了宣传报道，称“作家敢于秉笔直书，针砭时弊，提出了一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呼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职工们的心声，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些阻碍国有企业前进步伐的丑恶现象，多处催人泪下”。这一期《人民文学》后来被平顶山市委书记和市长看到了，破例把我从汝州市文联调到了平顶山市文联。2000年12月，我们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我打电话邀请韩作荣老师前来莅临指导，韩老师因公务繁忙，就让《人民文学》杂志社发来了一封催人奋进的贺信。
2002年夏天，我创作的报告文学《鹰击长空》被评为《人民文学》二等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韩作荣老师亲自给我颁发了大红的获奖证书，在京丰宾馆的交谈中，韩老师鼓励我多出精品，在宴会上还为我敬酒祝贺，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2010年5月21日至5月26日，“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采风创作活动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举行。鲁迅文学院前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雷抒雁和《人民文学》前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韩作荣带领中国作协会员、《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夏申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武警》杂志主编王久辛，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熊东遨，中国作协会员、《长江文艺》主编、社长刘益善，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中国作协会员、时代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波，中国作协会员、《诗刊》编审周所同，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出版社前编审傅天琳，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王妍丁，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靳欣，中国作协会员、新耳文学工作室总策划陆浦东，中国作协会员徐红，中国作协会员、《诗刊》编辑彭敏，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邵丽，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河南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陈麦启，河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党的生活》主编高金光等21人参加了这次采风创作活动。
5月22日上午在平安大厦会议中心举行了著名作家诗人“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座谈交流，韩作荣老师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夹克衫，很随意，却也不失庄重。他坐在主席台的中间，讲话时提到两点，一是特别提醒诗人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二是希望诗人要创作人们读得懂的作品。他的第二点明显是在批评诗歌界盛行的追逐古怪、先锋、朦胧的自我标榜的诗风。他说平顶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赛组委会邀请我们来采风创作，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置身这片热土，用诗歌来表现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事情。座谈会后，我们在走廊迎面相遇，我一句“韩老师！”没落底，他就高喊：“你是郭进拴！！”我们紧紧拥抱，谈了很久很久。
5月的鹰城，山水秀丽，近悦远来。“三苏杯”全国著名作家诗人采风团走进平顶山，在平顶山市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诗歌风。
此次采风活动是“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的一项重要活动。由鲁迅文学院前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雷抒雁，《人民文学》前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韩作荣率团，21位我国著名作家、诗人组成了采风团。
5月21日至25日，采风团一行走县区、进企业、看景观，聚焦鹰城发展，感受厚重文化，触摸城市脉搏，激发创作灵感。采风活动向著名作家、诗人展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平顶山、文化深厚的平顶山、正在崛起的平顶山。
“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作为平顶山市举办的一项国家级文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委宣传部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传承诗歌精神、弘扬三苏文化、提升鹰城软实力和影响力。
正如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夏申江所说，平顶山市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非常有意义，中国作协和地方联合举办全国性诗歌大赛这是第一次。
5月21日，采风团一行抵平当晚，市委、市政府在平安大厦举行了欢迎宴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飞作了市情介绍，热情邀请各位作家诗人多走走多看看，为平顶山留下更多的诗歌精品。
5月22日上午，采风团一行与我市部分作家、诗人座谈交流。听说雷抒雁、韩作荣和中国作协会员、《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等著名作家诗人来到平顶山，我市不少诗歌爱好者慕名到平安大厦会议中心三楼会议室旁听。座谈会上，韩作荣老师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认为平顶山的三苏文化得天独厚，在我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座谈会结束后，我市诗歌爱好者纷纷围住诗人虚心求教，合影留念。
5月25日晚，在采风活动结束时，市委领导专程赶到鲁山县下汤镇皇姑浴温泉大酒店会见并宴请采风团一行，与作家诗人们就平顶山与诗歌话题亲切交谈。
采风团对我市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举办“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体现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重视文化发展的真知灼见和长远眼光。
在采风过程中，作家、诗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平顶山的文化这么厚重，想不到平顶山的经济这么发达，想不到平顶山的风光这么秀美，想不到平顶山的人民这么好客。
采风团一行在我市先后参观游览了香山寺、新城区、三苏园、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和汝瓷有限公司、中平能化集团一矿和帘子布厂、平高集团、尧山等地，我市厚重的历史文化、美丽的风景名胜给作家、诗人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们对我市国有大型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
采风团一行每到一处，都兴致勃勃地仔细听、认真看，时而为眼前的美景所陶醉，时而为意想不到的发现而高兴，时而沉浸在与古圣先贤交流对话的思绪里。
5月23日上午，在郏县拜谒三苏园时，作家、诗人们神情肃穆，仪态庄重。韩作荣说：“而更多的人到这里拜谒，是因为苏轼的缘故。这里，也是诗与精神的繁殖之处。”
诗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诗歌的灵魂。
几天的采风活动，让采风团一行切实感受到了平顶山文化的魅力和实力，感受到了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加快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参观游览的文化景观、城市亮点，不时让作家、诗人们涌出创作的冲动和灵感。韩作荣老师激情满怀地写了《苏轼布衣像》、《金蛙道》，被收入《平顶山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作品集》。他写道：“真的，至今我不知你官居几品，可你的千古名篇，诵读之时，却常常加速了我的心跳！”韩老师还为该书写了《因为苏轼的缘故》的《引言》，并出任新诗歌评审组负责人，为这次大赛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2013年这个秋天的早晨，这位优秀的诗人、长者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离开了他热爱的诗歌，他热爱的人民……
韩作荣老师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这些天不断看到全国各地诗友的悼念文字，深感悲痛！……
此刻，写下这段文字就当是记忆，就当是悼念！韩老师走了，走得从容，走得平静，走得让人难以接受。一个朝气蓬勃、有说有笑的韩老师怎么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了呢？
韩老师的去世，无疑是文坛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应有的重要地位。
韩老师为人处世很阳光，他热爱生活、怜悯百姓、眷恋家乡。20多年来，我们情深义长，万万没有想到，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位好老师、好朋友！你说，我如何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目睹老师的作品，历历在目，音容宛在，不胜嘘唏。
韩作荣老师著述丰厚，诗歌作品和诗论具有深远影响。30余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李白传》，作荣老师才刚刚完成手写稿。当代杰出诗人和作家韩作荣，1947年出生，笔名何安，黑龙江海伦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校。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工人、解放军工程兵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2012月4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2013年6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韩作荣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万山军号鸣》、《六角的雪花》、《北方抒情诗》、《静静的白桦林》、《爱的花环》、《少女和紫丁香》、《裸体》、《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纸上的风景》，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的魅惑》，随笔集《圆的诱惑》《另一种散文》，报告文学集《隐秘与灾变》、《城市与人》等。《隧道口，飞进一只蜜蜂》、《l黎明，我下班了》获1984年北京文学奖，《凝视》获1993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韩作荣自选诗》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另获首届艾青诗歌奖、光明日报诗歌征文奖等奖项多种。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介绍到国外。
韩老师的去世，让我感到颇为意外、痛惜和哀伤。又一位受诗歌界由衷敬重、留下诸多撼人心魄的作品，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离去了，那高大的身躯再也不能立起，浑厚且真诚的话语再也不能倾吐，一颗饱经沧桑的赤子之心不再跳动。诗星陨落，后辈同哀，此时，我只能将一切事情放下，于伤感中写这悼念韩老师的文字。
20多年来，韩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叮嘱，对中国诗歌的关心、对诗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令我感慨。我刚刚把我新出版的《人间真情》一书给韩老师寄出，还写信准备去看他老人家，可他竟然驾鹤西去了，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让我深为愧悔。韩作荣老师去世后，与他共事多年的《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商震一直在家帮忙料理后事。商震老师说：“韩老师为人心胸开阔，既有包容性又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他一生最痛恨虚伪的人。最厌恶的也是那种假大空、伪抒情的作品。”
据商震老师回忆，有一次主管领导要求韩作荣发一篇稿子，但是韩作荣觉得稿子没有真情实感就没发，“我们这些小编辑是不敢这样的，名气很大的诗人的作品他同样也会毙稿。他原来说过，我们发表的是作品，不是这些诗人原有的名气。相反，他对于一些稚嫩的年轻诗人却特别宽容，更愿意发表这些真情实感的作品。”
在网上，也有不少诗人和朋友得知韩作荣去世的消息后表达了哀悼，诗人、作家伊沙说：“突然！难过！恩情难忘，一路走好！”中国诗歌网主编周占林说：“六十多岁，正是一个诗人创作的黄金年龄，愿韩老一路走好。”诗人叶匡政惋惜地说：“韩作荣先生是一个好诗人，更是一个好编辑。虽未有过私下交流，但编诗选常会编入我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那本《60年诗歌精选》。”据悉，韩作荣先生的遗体告别会，于11月14日上午10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由于他的人品与诗品，韩老师在诗歌界广受爱戴和敬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一天之内我便看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诸多悼念文章和短信，亦有带着哽咽的声音谈及这位令人十分敬重的诗人，相约一起去八宝山为老师送行。他是多么渴望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自由而幸福啊！
韩老师是著名的编辑家。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出自韩老师之手。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应当说，作为编辑家的韩老师，以其卓越的识见、文学的敏感，推出了诸多的名家名作和文学新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前辈。
可他就这样离去了！
能诗能酒能文章仙岛遽邀名士去，亦和亦介亦豪爽清风时怅故人遥。作荣老师啊，你知道吗?你的亲人、朋友正在四处奔走，力争尽快尽早尽好地出版您的长篇巨著《李白传》，可你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本节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