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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军团是红军长征快要出发时才组建的部队。对于如何组建这支部队，领导成员之间有过争议。周恩来建议把这些新兵补充到一、三、五这些老军团中，以老带新，新兵很快就会形成战斗力。但博古认为，多一个兵团，声势要大得多。李德听了他俩的争辩，则捏紧拳头在周恩来面前晃了晃，然后又展开手掌比划了一番，意思是说五个手指的拳头总比四个指头的拳头要有力得多。根据李德的主张，中央决定将新编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全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其中第二十三师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８日由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改编的，全师１０００余人；第二十一师是１９３４年９月１日组成的，当时为１３００余人。出发前该军团各师经过急速扩编，最后达１１０００余人,出发时为10922人。但事实证明，这种盲目组建、扩充新兵团的做法是一种悲剧。不过，后来红八军团被打散后，李德却不愿意承担责任，他还在回忆录里说：“损失最大的是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自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好像他自己倒成了局外人。 １１月２８日，红八军团收到军委电令，要求在２９日中午赶到水车，与红六师取得联系。为了隐蔽目标，军团首长不允许烧火做饭。没日没夜行军，吃光了干粮，饿了，战士们只能嚼一把生米。入夜，在行军途中极度疲乏的战士，有的一歪倒在地便呼呼大睡，叫也叫不醒。红八军团的政委黄苏（广东人，１９３５年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见一些战士倒在路旁呼呼地大睡，他摇这个，这个不醒，喊那个，那个也不应。战士们接连几天没有休息，又是连续不断地战斗与行军，他们毕竟太疲劳太困了！然而，敌人却容不得红军休息，那怕是多延长一个小时、或几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都有可能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想到紧追不舍的敌人，黄苏政委急了，他抓起马鞭走到路旁呼呼大睡的战士身边，见一个抽打一个，直打得入睡的战士跳了起来，然后揉揉眼睛，跌跌撞撞地向湘江赶去。军团政委用马鞭打自己的战士，显得多么的无情，然而又是多么的无奈，谁能说这里面没有深厚的爱呢？ 一向以慢性子著称的军团长周昆（周昆1902年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参加过多次反围剿。1930年后，任红12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34师师长，红4军第11师师长、军长，红1军团第10、第3师师长，闽赣军区第21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长征时任“扩红”时组编而成的新军团——红8军团军团长，其部队在湘江战役时，在广西全州县的地域遭到敌军飞机轰炸和桂军截杀，过湘江后包括挑夫在内只余一千多人,真正战斗人员只有600多人。后来该军团在贵州整编时改编为一个团编入五军团序列。周昆随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9月周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参谋长时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 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115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他为什么要逃呢？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敌人的队伍，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可以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说他是因为怕死怕苦吗？可他官至八路军师参谋长，像左权一样牺牲的可能性毕竟很少，生活也不会太差。说他是贪财，这似乎不假，可他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但像他这样一级的干部在非险恶的环境中开小差，我军军史中可能找不出第二位。周昆潜逃后，第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负责，行使参谋长的权责。）见这样不是办法，憋不住发急，从一个战士手里夺来一挺机枪，朝空中打了一梭子弹，这一招还真灵，一些战士听到枪声，以为敌人追来了，爬起来便慒慒懂懂地跑，有的撞在树干上，有的跑进了沟里……周昆见了，得意地对通信员说：“你去告诉师、团长们，战士睡觉不走，就用这种方法！”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湖南衡山人，１９０２－１９６３年，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直率地说：“这样吓唬战士，万一敌人真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只有逼他们快点渡过湘江才有生路啊！”周昆无奈地说。 ２９日零点，红八军团终于赶到了水车。但红六师因为有任务已经走了，他们碰上了打掩护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将士们的心里踏实了一些。好不容易在此休息了一阵子，正要准备吃饭时，军委又通过红三十四师转来电报，鉴于敌情紧张，让八军团不惜一切代价，于３０日中午火速赶到全州县青龙山宿营。 假若这时红三十四师一道与红八军团边打边往湘江撤，则红三十四师不仅不会全师陷入困境，也能避免后来红八军团溃散的悲剧，可惜，红三十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受命赶往了新圩！ 接到命令后，红八军团告别了红三十四师，又开始向湘江边进发，刚走不久，便听水车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显然，敌人的追兵到了，是红三十四师在打阻击！ 红八军团终于在３０日过文市后，一路冒着遭到敌机轰炸的危险向前挺进。 下午两点，为了抗击尾追而来的敌人，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陈伯钧师长迅速下令后卫团在泥口坪、马安山一线占领阵地，进行阻击。然后率其它部队继续前进，可队伍走了没多远，来到马安山亭子时，西南方向又传来了枪声。原来，有一部分桂军在古岭头一带围杀红六师第十八团后，已经出师至全州两河鲁枧村至隔壁山一带拦腰截断了红十三师的去路，十三师顿时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陈伯钧师长立即命令第三十八团占领隔壁山西北高地与桂军进行拚杀，掩护其它部队（含收容起来的比十三师多两倍的落伍人员）绕过隔壁山，往石塘圩方向前进。 隔壁山烧天岭红军战斗的隘口 随后红八军团到达隔壁山，如果与红十三师同走石塘圩方向抄近路向凤凰嘴过湘江，肯定顺利得多。可惜，这时他们还不知桂军围杀红十八团后，已经逐渐北上的态势。红八军团随后来到隔壁山后，在红十三师阻击部队的协助下，冲过桂军的围堵，便与红十三师打掩护的第三十八团分道行进，继续按军委命令向全州古岭头、青龙山一带前进。 螃蟹形山旁边的古道
这命令加剧了新兵的恐慌。机关人员也全部拿起了武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也掏出手枪加入了战斗…… 隔壁山砖瓦岭 拦路的敌人并不多，孙超群率军追杀过去，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到全州与灌阳新圩交界的地方——两河石人山。这时，桂军北上的覃连芳的第二十四师也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加入战斗，双方随即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交火，经过一番惊天动地的血腥厮杀之后，虽然消灭了不少桂军，但红二十三师却在此损失将士达1000余人，然而桂军毕竟是些老兵油子、训练有素，红二十三师却基本上是一些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新战士，大多数从没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战斗场面，弹药不足，许多人甚至是赤手空拳，论战法战术更不如桂军娴熟。当如狼似虎的桂军从红二十三师后面实行迂回包抄时，形势顿时变得险恶起来，孙超群见阻击任务基本完成，忙下令边打边撤，最后撤到螃蟹形山继续战斗。然后且战且退，急往古岭头、青龙山一线赶往湘江。桂军像头恶狼似的，紧紧咬住不放，一路追杀。在红八军团行进中，沿路也不停地遭到其它北上桂军和民团的截杀，因此，整个红八军团在通往湘江的路上，在敌军飞机轰炸和桂军围杀下几乎被完全冲垮，到该军团将士在敌机的轰炸下冒死渡过湘江时，全军团只余１２００多人。红九军团虽然在红八军团之前从董家堰渡过了湘江，但也遭到敌机的轰炸，损失不少，仅红二十二师就损失４０００余人，而红三十四师也因指挥当局的种种失误而陷于绝境…… 湘江战役，在三个方面军的长征中无疑是规模最大时间最紧的一战。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星火燎原》到各种回忆录其文章数以千篇，文字达数千万，不知为什么，就是很少看到湘江之战的内容。为了告慰英烈，让人们记住这段淡忘的历史，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４日，陈靖重游湘江之滨，在〈〈战场别情速记〉〉一诗中感慨万端地写道：“常言壮史当永铭，何故人在茶便凉。老兵重访有何为？把笔投柬慰忠良！” 主编：唐兴文 执笔：蒋廷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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