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杰民 / 图：堆糖   1977年春节前夕，三九严寒，大地冰封，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都在忙着筹备年货。 沈丘县老城公社院内，因干部已经放假冷清了许多。公社书记李立国等三人，都是从博爱县调来支援沈丘的干部，他们都回博爱过年去了，公社只留一名副书记临时主持工作，少数干部春节值班。 腊月二十八，刺骨的北风不停地刮着，发出尖利的号叫声。我正在公社值班，突然，临时主持工作的黄书记把我们三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某在郑州病故，遗体停放在××××医院的“太平房”，李某的内兄李国安（建国前干部）住在郑州的一个旅社，正等待我们前去，让大家商量一下怎么运回遗体。 听到要去郑州运遗体，一个人低声说：“我没有出过远们，摸不着路。”一个人面露难色：“我家里有点事，走不开。”还未等我发言，黄书记已语带情绪：“那这事咋办哩，要不我去吧。”见此情景，我脱口而出：“让我去吧！” 黄书记将手一摊：“你去了，后勤上有点这事那事的咋办啊？”我急忙保证：“没事的，要是快了，明天就能回来。” 怎么去呢？那时全公社都没有货车，只有公社修造厂自制的一辆“土吉普”，许多零部件都是手工打造的。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商定：用公社修造厂自制的“土吉普”，先把我们送到沈丘县搬运公司，然后再租他们的大货车去郑州。散会后，我们立即分头行动，一方面联系老城修造厂的“土吉普”，一方面让老城搬运站站长与县搬运公司联系，让县搬运公司提前安排好司机和车辆，保证我们能够随到随走。 老城公社电影队孙队长是公安特派员李某的妹夫，长我10岁左右，他急需要去郑州协助办理李某的后事。听到公社派人派车的消息后，他便和我联系，我们约定一同前行。 我准备好现金和粮票，记好到郑州的联系地址，然后又回家穿了一件黄色的军大衣。一起准备停当，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坐上“土吉普”从老城公社出发了。这辆“土吉普”，四处跑风，没有一点热气，发动半天才打着火，像拖拉机一样轰轰作响。从老城到县城约30公里，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夜晚10点多我们才到了沈丘县搬运公司。因为事先已经联系好，县搬运公司的两位司机师傅和一辆货车正整装待发。简单寒暄之后，我们换成大货车就向郑州出发了。那时汽车少，司机很“吃香”，我因为要招待司机，所以与两位司机坐在驾驶室内，孙队长坐在上面的车厢里。 冬天的夜晚，行人稀少，寒风好似一个醉汉，时而放开喉咙狂怒地咆哮，时而疲惫地喘着粗气。光秃秃的树枝在狂风怒吼中战栗，摇曳不定，月也怕冷似地躲进了云层。 我们坐在车上，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想睡也睡不着。透过冬天把守的窗棂，穿过厚厚的夜色，我仿佛看见那些被年淡忘的背影，他们坚守工作岗位，渴饮冰雪风霜，用坚强和奉献描画属于他们的冬天。快过春节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喜迎春节的到来，我们千里迢迢地去郑州，虽然没有他们伟大，但也是出“公差”啊！ 从沈丘到郑州，约有300公里，路况很差，平时客车要跑上9个小时左右，中间在路上还要吃上一顿饭，有时慢了要跑10多个小时。我们的大货车，两个司机轮换着开，中间没有停歇，天亮的时候到达了郑州。经过一夜的煎熬，我们口干得要命，喉咙有点发痛。  可能因为春节临近，又加上早晨天气寒冷，郑州市内少了昔日的喧闹。当来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发现有几个民警在执勤，路上行人稀少，路边有个水果店刚刚开门营业。我和司机师傅说：“你们辛苦了一夜，没有喝上一口水，我下去买点水果吧。”司机师傅停下车：“好啊，你赶紧去买吧！”于是，我急忙下车去买水果，从水果店里买好水果返回停车点时，突然发现大货车不见了。短短的十来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我在路边踌躇半天，苦苦思考着如何去寻找他们。还有一点我放心不下，就是我带着现金和粮票，他们吃饭怎么办？ 首先，我按照李国安先生留的旅社的地址，乘坐一辆出租车先找到那家旅社。旅社的工作人员已经放假了，没人值班，只有一个保洁工在打扫卫生，我问她：“××××号房间在哪啊？”她说：“二楼。”我来到二楼后，整个楼道瞎灯灭火的，找到房间号，敲了半天也没人应声。我急忙出了这家旅社，赶快乘坐一辆出租车前往××××医院，到了该院以后，就直接打听“太平房”在哪里，然后没有走医院里的大路，抄小道直奔“太平房”。最后翻过一个小土丘，来到了“太平房”附近，只见我们的大货车即将驶出大门，他们已将李某的遗体装上了车。孙队长站在车厢里看见我，急忙招呼我上车。此时，李某的内侄李海洋也在车上。我上车后问司机：“我下去买水果，你们怎么没有等我，把我撇下了？”司机说：“我们正在等你，忽然看见民警朝车边走来，怕他们发现我们是拉遗体的不让拉。”孙队长说：“我们打算出了郑州再回来找你。”但是，我心中暗想：“偌大的郑州市，你们上哪找我啊？”  我坐在驾驶室里，孙队长和李海洋坐在车厢里。 车辆没有停留，向沈丘急驶而去。刚驶出郑州市不久，就听见驾驶室的门敲得“咚咚”响，司机停下车问：“什么事啊？”孙队长说：“李某躺在担架上，一撅一撅的，光往我跟前来，我有点害怕。”看到孙队长很难为情，我说：“好吧，你下来坐到驾驶室里，我坐在车厢里，看看李某死了能怎么样。” 李某的遗体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放在一个担架上，用绳子在担架上捆了两道。担架放在车厢靠后的位置，我和李海洋坐在紧靠驾驶楼后面的位置。车子在行驶中一颠一颠的，担架往前面一拱一拱的，一会就来到我们跟前，可能这就是孙队长害怕的原因吧。一看担架来到我们跟前，我就用脚使劲地朝后猛一蹬，把担架蹬到车厢靠后的位置，一会担架又一拱一拱地来到我们跟前，我又用脚使劲朝后猛一蹬，并开玩笑地说：“老李，安心地走吧，别靠恁近！” 返回沈丘的途中，经过了几个县城和一些集镇，供销社食堂都因春节放假而关门停业了，那时没有个体户食堂，拿着钱和粮票也买不到饭吃，只有忍饥挨饿。一夜又大半天了，我们水米未进，又渴又饿。走到淮阳地界，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小摊，卖有茶水和麻花，我们都暗自庆幸，急忙下车，喝点茶水解解渴，吃个麻花充充饥。 下午三四点，我们回到了老城公社。公社院内已有一帮人在等待我们，有公社的一些干部，有死者家属，有搬运站的装卸工，下一步怎么安葬，由他们具体操作。 我们热情地招待了司机，让他们饱餐一顿，然后算清了运费，把他们送走了。 一个特殊的“差事”，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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