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花红似火，春水绿如蓝 水彩中国 浙江现象 作者：潘耀昌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0世纪起，中国画坛出现了国画与西画并存的两大体系，在交融中形成丰富多彩的面貌。毋庸置疑，水彩画作为外来画种传入自身文化强势的中国，融合发展是其必然趋势。  明信片上的风景 李叔同 1905年 11×17cm 天津博物院藏 深受蔡元培影响的李叔同，较早留日归国，一度传授西画，率先介绍水彩画法，是浙江引进水彩画的第一人，是我国研究水彩画的先驱。寓居沪上的水彩画家杭穉英运用写实手法，借鉴摄影，揉入国画技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月份牌画，驰名海内外。  霸王别姬 杭穉英 1947年 74×54cm 1928年，在蔡元培和林风眠的努力下，选址杭州，创办了立足浙江辐射全国的国立艺专，以归国学子为骨干，开始了正规学院美术教学。国立艺专秉承民国初年引进西学、整理国故的新政，持中西融合立场，中西美术并行不悖，鼓励新思想和创新意识，为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国立艺专水彩画家人才济济，林风眠、吴大羽、倪贻德、潘思同等是佼佼者。  沈家门渔港 潘思同 年代不详 26×37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二、从现实主义到绘画性追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氛围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迅速成为学习榜样，更名后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借鉴源自西方的苏联学院派教学模式，强调写实训练，鼓励师生以写实手法，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歌颂劳动人民，赞美锦绣山河。  绍兴农民 何志生 1983年 23×26cm 浙江美术馆藏 在现实主义方针引导下，浙江美术学院教学中延续水彩画作为基础训练的方法。因水彩画材料工具简便，尤其适合静物画和风景画，是领会和掌握西画观念的快捷方式。在户外写生训练中，水彩发挥其速写特性，尤对风景画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春雪 杜高杰 1957年 34×38cm 这一时期的浙江省涌现出一批优秀水彩画家，他们既强调写实基本功训练，又强调现实主义方向，还关注水彩的绘画性问题。如：何志生、潘长臻、吴德隆、杜高杰、何启陶等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绍兴柯桥 吴德隆 1978年 40×55cm 浙江美术馆藏 三、凸显中国话语的革新之路 改革开放伊始，在如饥似渴引进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水彩画家的本土意识逐渐变得强烈。倪贻德现代派倾向的艺术和学术思想得到重新审视，引起广泛兴趣。  葛岭春色 洪世清 1980年代 56×56cm 20世纪80年代，众多水彩画家一反水彩画是轻松小品的传统认知，主张涉足主题性创作，甚至将写生视为严肃创作，在表现手法上，一反轻快明朗的习惯色调，鼓励强化色彩对比，主张加重用笔力度，倡导截然不同的风格。与此同时，以浙江杭州为中心，水彩画家潘长臻领头，倡建全国性水彩画组织和社团，持续举办全国展、区域展，频繁交流，一时在全国蔚成风气。水彩画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大大增强了水彩画家的独立意识和专业自信。  静物 潘长臻 2013年 78×110cm 浙江美术馆藏 进入新千禧年之后，水彩画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美术界共同关心的对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界参与者。一方面，水彩画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深入，开始进入到观念创新层面，许多画家勤于理论和哲学的思辨，并开始涉足新领域，特别是以往颇感棘手的主题性创作，诸如人物众多的历史画。另一方面，水彩画突破媒介材料的局限，以流动性涵盖水溶性，探讨绘画性的实验层出不穷。  恒河沿岸 王维新 2013年 79×122cm 浙江美术馆藏 新时期的浙江水彩画家以开阔的视野，思维的活跃，逐步摆脱水彩画种的行业局限，当仁不让地直指绘画问题、艺术本质问题。他们是引领年轻一代继往开来的榜样，后浪推前浪，浙江水彩风光无限。  绿树一一青山 许江 2020年 48×66cm×4 综上所述，浙江水彩画现象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拿来阶段。传播学习西画观念，掌握透视话语体系，践行、探索写实法绘画。第二，消化阶段。学院科班训练强化了对透视框架下物像的结构解剖和明暗光色的认知，在创作实践方面，延续19世纪英国水彩画派的审美趣味，凸显水彩画速写、写生的特性和轻音乐倾向，本土化意识觉醒。第三，革新阶段。倪贻德的学术思想和新派画风得到肯定和推崇，水彩画创作领域随之扩展，中国话语备受关注，中国水彩画呈现独立自信、开放多元的态势。浙江水彩画现象总体上反应了水彩画本土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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