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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广州中医学院是1956年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全国首批4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当时是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原址和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因陋就简成立起来的。60年沧桑岁月，60载辛勤耕耘，杏林春满撒芬芳，让我们随前辈们的足迹，追忆那属于我们广中医人的峥嵘岁月！ “我们现在有的就是一颗渴望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心，你不会后悔来到我们的学院，有一天你会为此而感到自豪。”这是罗元恺罗老在筹办广中医之初为招揽人才所说的肺腑之言。 广中医筹备办校之初，一穷二白。一众中医仁人志士凭着自己的拳拳中医心，硬是把广中医给办了起来。  李国桥，1955年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56年留校筹办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疟疾防治专家。历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当时建校（广中医）就是利用我们原来的地方（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马上就改为中医学院。全称为广州中医学院。完全不需要建，什么都不用建，就重拾一下。 （中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是我去招回来的。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招生的方式不是统考，而是每个学校派人去招收。事前和当地卫生厅联系过。所以一到湖北就先到湖北卫生厅。由我们带着试卷去，然后再把试卷收回来。考多少科，我就带齐所有的试卷去。每一个省只有几十人参加考试。那时候人数不多，我们（中医学院）第一届总共才六十多个学生。 我们当时就是解决中医学校的师资队伍。老中医好办啊。我们把老中医请回来教学就行啦。但是没现代医学不行，所以我的同学李春辉就当解剖老师，我就当了生理老师，还有一个就当微生物老师，因为我们当时有学过这些东西啊。同时又到中山医去进修一年，我们一毕业啦，就到华南医学院（即后来的中山医学院）进修。” 劳绍贤，1956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医大师邓铁涛开门弟子。  “（学校）有舞会。元旦还办什么化妆舞会，组织班级的排球比赛。每学期都有1～2次集体看电影。当时我们学校有一部汽车，是一辆加长的奥斯丁，而且是广州市当时最长的两辆车之一！我们称它为‘大乌龟’！学校买回来自己组装的！以前我们经常坐那辆车出去见习、实习或者下乡等等。学校曾用这辆车组织全年级的同学去从化温泉旅游。在那时，这是非常令人难以忘记的！”  1957年，经上级批准，学校在三元里择地，新建校址。教师员工肩挑手提，为建设三元里校区不遗余力。 禤国维，1957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 “刚入学时，广州中医学院在大德路麻行街，等到1958年时才搬入三元里。当时，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院的设施也十分简陋。上课期间的周六下午和周日我们还要去三元里劳动，以前的几座大楼包括饭堂的地基也有着我们的一份功劳。 以前我们是没有书本的，是用钢笔写出来的，教材科就是专门有人刻钢板的，每次上课前就发几页给我们，到最后我们自己就把这写讲义装订好成一本书，不像现在有原原本本的一本书的。我们以前的讲义都是用线装的。”  谭石洲，1957年到广中医工作，曾任党委宣传部长、社会科学部主任等职。 “校园里天天都会有朗朗的读书声，学生们一大早就在背《汤头歌诀》、背英语啊。学生们都有些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就连上厕所都看得。我们学校规定晚上11时就关灯就寝，同学们就跑到路灯下面看书，所以他们学习是相当刻苦的。” 洪钦国，1959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老当时是我的老师，毕业后也曾和他一起工作过。当时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给予的一些指导，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的。邓老的普通话很好。在当时，很多老师都不会讲普通话，上课都是讲广州话的。像我不是白话地区来的开始听不太懂，不过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周岱翰，1960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 “当时我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早起来就学习。到了期末，在新教学楼大厅的布告栏上，成绩前10名的都会上光荣榜，看着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很兴奋啊！所以这就造就了一个学习中医的环境。 我和同学到了寒暑假时回家，车票要9元，都没钱买车票啊（笑）。我记得当时去越秀公园对面的友谊剧院看电影，票是1角/张，坐车要4分钱，我们都宁愿走路去。假日用饭票买馒头，带上行军壶和象棋去白云山，在山顶上下棋，输了的就背经文或汤头歌诀。那时学的东西到现在都记得（笑）。”  崔学教，1963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那时候礼拜一到礼拜六上午要上课，下午多数是课外活动，学生的社会活动比较多，一周有一两堂体育课、一堂军事训练课、一堂劳动课，还有校体育队、校文工团等社团活动。学校礼拜六上午还是上课，下午就做功课。 学校礼拜六还会放电影，学生想看的话就走路到‘友谊露天电影场’（就是现在交易会所在地方），5分钱一张票。学校靠近机场，外国使者访问中国时，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学生去机场接外宾。男同学都要穿白衣蓝裤和皮鞋，女同学要穿白衣和花裙子，晚上陪外宾看一场戏。” 王士贞，1963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当时就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因为没有专门的训练场馆，我们每天早上在空旷的地方铺上地毯就可以排练了；还有其他的活动如篮球、太极、游泳之类。不过设施都很简陋，像游泳就是在附近的矿泉游泳池。简单是简单，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然而好景不长，刚步入正轨的广中医经受了更大的冲击。 杨永彪，1963年来广中医工作，先后在学生科、教务处工作，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 “66年到69年都没有招收学生，直到70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这几年我们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医学院嘛，所以同学们学习都比较刻苦。65年进我们学校的，事实上只是学了一年，后来就‘文革’了，70年就全部毕业分配了。” 张玉珍，1963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中医学家罗元恺教授的学术继承人。 “我们下乡呢是要我们去接受再教育，下乡去英德山区。我们基本上是‘一根针，一把草’帮农民治病，农民突然间在田头不舒服，我们就坐在田基旁边拿根针对付，下田时口袋里装着几根针的。针筒装一些酒精棉花的，擦一下就针灸了，止痛啊，治胃痛经痛挺好的。痛经啊，月经失调啊，都可以用针灸，崩漏都可以止血的，所以我们以前下乡之后就为采草药，爬遍了英德的大山小山，背锄头去挖药。挖回来的草药就放在农村的禾坪上。”  冯存伟，1964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届的影响都很大。首先整个学校都停课了，从66年开始直到68年开始复课，期间在这两年里我都是自己在家里看书自学中医，而且当时我们班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很自觉的，即使在家也会学习中医。等到学校复课后，没上多久课就开始实习分配，然后就毕业了。” 直至1970年代初，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 刘小斌，1972级工农兵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的学术继承人。 “宿舍里面也是只有灯，没有风扇。教学条件也很差，上课的教室里面没有一把风扇，当然也没有现在用的扩音麦了，讲台上老师只有讲稿。粉笔和黑板。 当时我们还要去挖防空洞，挖得又宽又深，里面都可以开汽车了。整个足球场下面就是防空洞了。晚上我们男同学还要轮流去巡逻，维持我们学校的治安。平时有时候也会帮着农民收割稻谷、捕鱼的。 学校就是一个学院，学院分什么呢？各个教研室。所以逐步发展才有后来的医疗一系、医疗二系、基础部、针推系、中药系之类的，在那个基础上又升格为大学，再又逐渐分为各个学院。”  徐焱琛，1972级工农兵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般那些女同学吃得少一点，就把饭票都给我们男同学。那时候每天都有一个小组帮饭堂打饭打菜，。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有一个小组到饭堂去干活的，中午主要是分菜，分好了就给学生打饭打菜。每天下午呢，就有一个班，一个小组要帮饭堂洗菜啊，炒就不用我们自己炒。”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广中医重新招收学生。 樊粤光，1978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那时候的教室的桌子凳子都是由一条长木板做成的，当时的操场也很破，只有半个，是由煤渣铺就的，半边是草，那半边是废的，根本不成400米的圆圈。 那时还没有PPT，没有电脑，也不像现在，有舌像模具，也没有脉诊器。虽然那时候条件很差，但是当时我们觉得很幸福，因为有机会读书！”  庄礼兴，1978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元里校区现在升旗那块地方以前是种番薯的，就跟农村一样。园里面经常都有人在放牛的，校道上牛粪都有的。我们每个星期还要劳动，礼拜四下午要去除草或者大扫除、搞卫生。 现在的旧礼堂，下面是饭堂，上边是走廊。大部分男生因为没有宿舍就挤在里面，吃、住、行、环境很艰苦。但是说实在那时候有动力，有期望，就是有那么多大师，那是实实在在摆着的，感觉上大学很荣幸。” 1978年，广中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钟嘉熙，1978级硕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那时候每周都会在操场放一场电影，好像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电视是没有的，电视什么时候有呢？就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1978年，1978年我读所谓中医第一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总共是15个人，那个时候开始给我们一个优待，就给了一个彩电，目的是可以方便学外语。 那时候刚好世界杯转播，大家都涌到我们这里看，电视室都快挤爆了。另外同学们还可以走路到白云山下面那个景泰坑部队或到旁边老机场那里看电影，基本上那个时候很少其他的活动。我们吃饭不用排队，学校为我们设了一个研究生专用窗口。”  袁青，1979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靳瑞教授的学术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最有印象的是第一节课，即邓老的儿子邓中炎老师上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和白老师上的《解剖学》。那时候经常是上自习课前要抢占座位，现在课桌上拜放一本书作为占位标志。 何丽春，1980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主任、教授。 那时候老师能很好地和学生打成一片，不管再有名的老师，也不会有架子。你可以在他散步的时候向他请教，或者陪着老师散步，在散步中探讨医学的问题，他们都会很乐意。 再比如，你有亲朋好友生病了，或者有老乡生病需要找老师看病的时候，你跟老师说一声，老师们都会很乐意地让你把病人带到他家里无偿地给病人看病，热情得很。我读书的时候就有带老乡给我的老师们看病，他们从来不拒绝，每次都很热情地告诉你什么时候把病人带过去，直接敲老师家里的门，连水果都不用给老师送。 大家都很穷，逢年过节没有回家的同学，老师还请你到家里去吃饭，平时还到宿舍关心你，中秋节给你送个月饼吃，都是自己做的月饼与大家共享。”  蓝韶清，1981级医疗系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东中医药博物馆馆长。 “以前的水塔是用来储水的，供应全校的用水。那时候别说热水，连自来水也经常停。那时候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水塔上那个大大的蘑菇头的东西，现在可能简单，那时候我们80年代看到很震惊！它是在底下浇筑好的，然后用千斤顶之类的工具一点点顶上去，大概建了一年左右。 除了水塔外，煤渣跑道也算是我们的一大‘宝贝’吧。那是1983年建成的，跑道不是用煤粉修的，是用煤渣和一些东西混合成有弹性的东西。当时觉得煤渣跑道跑上去很舒服。 以前的校园十分宁静，绝对是个读书的好地方。现在离学校不远的雕塑公园，过去是一片荒草地。我们同学几个在冬天的时候，下午没课，几个人跑去那里读书、看书，晒着太阳很舒服，当时那里还没有正式开发，学校附近大多是农田，（我们）宿舍外面就是一片西洋菜田。可以听鸟叫，可以听虫鸣，可以青蛙叫，听收音机，听故事。” 刘炫斯，1993级针灸系学生，副主任医师。 “雕塑公园以前是一个乱葬岗，我们以前都会在晚上过来雕塑公园练功，在坟头前坐下，然后就开始打坐练功。我们就是看中这里阴气够重，就像练《九阴真经》一样（说到此处，刘老师爽朗的笑了起来）。” 1995年，广州中医学院正式更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2年，广中医成为国家首批开展非医攻博(非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攻读中医学博士学位)试点工作的单位之一。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广中医一附院、二附院被评为"广东省抗非典先进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附院实现了"病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广中医二附院两位女专家林琳、杨志敏受聘到香港协助治疗"非典"，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公立医院使用中医药。 2004年，广中医主体进入大学城。 2005年，广中医首次承担"973"计划项目，邓铁涛教授出任首席科学家。 截至2014年，广中医有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部(局)级重点学科; 8个省级重点学科。已建成中医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12个二级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25个、省攀峰重点学科1个、省优势重点学科2个。 广中医学科横跨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7个学科门类;拥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硕士点4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博士点1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中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蝉联该学科唯一的全国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广中医与10多个国家、地区的高校建立了合作培养关系，已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校学习，校友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辐射全球的中医药学术和教育中心。 后记： 关于广中医，还有什么风景让你留恋，有什么故事令你回味，有什么照片让你回忆？欢迎进入校友圈发表你们的心声和留下足迹。 点击底部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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