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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的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对于道教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瓜子心 2020-08-19

前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改过的价值观。在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中国,对于祖先以及自然神灵的祭祀就成为了辅助统治的关键行为。但是中国的祭祀体系在三代之后就逐渐走下了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集权制的兴起让这种巩固皇权的形式逐渐式微,而这也给了道教文化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在唐和北宋,道教文化都成为了皇权合理性的官方解释来源。

紫禁城

但是从南宋时期开始,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道教的这一功能逐渐被儒家文化所代替。到了中央集权发展的最高峰明朝的时候,儒家文化的发展也一起到达了巅峰。在儒家学子的帮助下,明朝政府建立了中国进入封建帝制之后最为完善的祭祀体系。通过对天地人鬼的祭祀活动来表达统治者的敬畏之心,并且向世人宣示自己是合法的统治者。

但是儒家文化中对于祭祀活动的记载在长时间的荒废后已经不够完善了,因此明朝时政府还是要依靠道士来进行祭祀。只不过王权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的政道合作逐渐转向了类似于主仆之间的关系。而道教的发展在明朝也没能再次重新复兴。

明朝祭祀景象


明朝建立的完善祭祀体系与政道体系的转变

明王朝是中国君主集中制发展的高峰,其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巩固王权的统治力。因此明朝政府对于所有可能对王权造成威胁的力量都进行了打击,无论是其废除宰相制度还是打压佛教道教文化都是处于这个目的。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政府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要用新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王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明朝崇尚的文化是儒家文化,明儒的主体是理学以及心学,这些学说将天理与心性作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基础,但是这种天理与自然的天地鬼神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追求,是对于"仁礼"的客观化与对象化。因此其并不能直接证明君权的来源,此时的儒家学子还把君权神授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缺乏为王室服务的自觉性。比如在《朱子语类》中有这样的话:

"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

为了向人民阐释君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明朝王室只能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崇拜与祭祀礼仪体系,返回了"敬天祭祖"的老路。

明都南京大祀坛地图

中国古代的祭祀有五礼,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以及凶礼。其中在明朝时期最重要的是吉礼。其中又分为天神,地祇以及人鬼三种。其中天神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风师,雨师等。而地祇则包括社稷,五帝,五岳,以及山林川泽。而人鬼则是皇考皇妣和历代帝王。以上三类就是明朝政府最重要的祭祀对象。吉礼的详细制度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五礼,一曰吉礼。凡祀事,皆领于太常寺而属于礼部。明初以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农、朝日、夕月为中祀。凡天子所亲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若国有大事,则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庙及孔子庙,则传制特遣焉。"

除了这些祭祀对象之外,明朝政府还将道教以及佛教诸神都纳入了诸神祠一起祭祀。除了这些神灵之外,明朝各地还保留了大批地方性的祭拜习俗,像成都地区祭祀李冰,张咏等人,松江地区祭祀陆逊,陆抗以及陆凯。明朝政府对于这些地方性的祭祀活动也进行了规制的设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明朝政府想把所有的祭祀活动都纳入到国家的管控之下,以避免出现宗教狂热的发生,以及宗教异端的出现。

祭拜李冰父子的二王庙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道教的独立性就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明朝之前,道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王权为道教的发展提供庇护,而道教则帮助王权确立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但是明朝时王权利用祭祀自主完成了这一切,由于儒家文化在后面的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祭祀文化的传承和学习,于是明朝政府只能向道士们寻求帮助,让他们帮助自己完成祭祀的过程。这也就导致道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转向了君臣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合作,不过这倒也为明朝的道士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空间。

不过明朝的祭祀体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问题,官方管控的宗教无法解决人民心内的矛盾,因此走入地下的宗教文化出现了极端的反抗意识,明朝时期的白莲教就对明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明朝时期正一道与全真道的不同处境与明朝政府的态度

明朝时期,中国国内发展最好的道教教派主要有正一道以及全真道两派。但是两派在明朝时期的发展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主要与两派的教义以及历史发展脉络相关。

我们知道在蒙元政府统治时期,原来中国的道教派别除了全真道之外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全真道在丘处机归顺元朝政府之后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因此才能在民族危亡之际保全自身。因此反元义军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全真道的忠诚一直抱有怀疑。再加上全真道的道士们在元朝时期凭借着元朝政府的支持在不少地方侵占寺院道观,甚至农民的土地,这也让明朝人民对于全真道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会面

但是造成两个门派真正差别的还是他们的道义不同,两派的道士所追求的终极理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全真道的道士们在元朝时身居高位,但是却并不能真正插手政治事务,因此他们开始以追求个人修炼为终极目的,不问俗世事务。而正一道在元朝时远离朝堂,只能转入民间发展,其最主要的理论体系也从个人修炼转变成了消灾祈福的实用主义。而明朝政府需要道教人士帮助他们完成祭祀,实用主义至上的正一道自然要比全真道更加受到明朝政府的欢迎。

除此之外,在朱元璋刚刚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正一道就已经与其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的朱元璋发榜访求天师,当时的天师张正常就遣使告诉朱元璋"天运有归",帮助朱元璋造势。因此在明朝成立之后,他们受到明朝政府的特别优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此事在《汉天师世家》中记载如下:

"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发御榜,命有司访求招聘,而天师始游。遣使者上栈。陈天运有归之符,上以手书赐答,有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之语。"

正一道发源地龙虎山

天师地位的走低与明朝道教发展的窘境

虽然在明朝时正一道获得了明朝政府的承认,并且也以祭祀活动的真正承办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了明朝的政治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朝年间正一道的天师的身份是在不停走低的,而且道教的发展也遭遇了一定的停滞,这一切还是因为明朝王权至上的政治指导思想。

正一道天师地位的第一次下降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朱元璋认为天师的称呼不是十分合适,因为皇帝就是自称为天子的,那么天师的地位毫无疑问应该是在天子之上的,因此他下令将天师的尊号废止,改为真人。而正一道人士在如此重大的改变面前却没有选择反抗,而是默默接受了这一事实,也为其之后愈发低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谿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入贺即位。太祖曰:'天有师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曰赞教,曰掌书。定为制。"

在明成祖时期,正一道张氏想要获得朝廷的封赐就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后来到了明宪宗时期,当时的真人张元吉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正常生活,因此被贬为庶人。不过真人的尊号依然保留,传给了其族人。

到了明朝后期明穆宗在位时期,当时的大臣郭谏臣向穆宗请求废除张氏一族的尊号,明穆宗接受了这一个建议。不过后面很快又恢复了真人的尊号,应该是为了之后的祭祀大典。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朝政府给予正一道领袖真人的尊号,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却没有应有的尊重,只是在有求于他们的时候才会加以利用,道教发展的颓势由此也可见一斑。

张天师塑像


结语

道教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撕裂的一环一方面道教的终极目的一直都是修炼成仙,但另一方面道教人士又在孜孜不倦地尝试进入中央政治的舞台。不过这样撕裂的发展态势让道教文化注定不能够成为政治的主流,在儒家文化发展日臻完善的明朝,道教人士便只能以祭祀官员的身份依附于儒家文化拟定的制度之下了。

而明朝的道教人士似乎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张天师的尊号被剥夺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地反抗。终明朝一代,道教人士都是作为王权的附庸在为皇帝打工的,对于自己的地位以及发展失去了进取的精神。可以说明朝道教文化在朝堂之上的衰落既有明朝政府制度的原因,也与道教人士的妥协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宗教归根到底还是有着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的,在明朝政府的宗教政策之下,人民的负面情绪很难得到排解,便只能诉诸于兴起的低下宗教组织,这也是明朝多个起义军的来源。因此王权对于宗教的管理也不能太极端,还是需要重视宗教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明政府的失误所在。


参考文献

1《明史》

2《皇明恩命世录》

3《汉天师世家》

4《御制玄教立成斋醮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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