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冀中平原最大限度地支持了西南地区国民党的抗战，另一方面，对于北方山地的革命抗日根据地而言，冀中又是一个战略纵深。如果没有冀中平原，那么晋察冀的山峦地带就会被日军的交通线彻底割裂开，就成了一块一块的孤岛。如果这样的话，显然困守是守不住的。 与上述两点相比，敌后抗战最核心的任务则是粉碎日本以战养战的企图——敌后抗战迫使日军在8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地区需长期维持1.8万多兵力，多时要超过2万，每年消耗各种物资折合当时币值需2亿日元。与之对应的，在冀中地区日军大据点一共是180多个，平均算下来，每个据点一年能掠夺差不多10万上下的物资。180个加在一起也就是2000万。从数据就可以看到，每年只能拿到不到2000万的回报，而投入则是2亿，显然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这就是整个敌后抗战的精髓所在：不在于打死多少敌人，打了几场战役，更不在于被人家打死多少，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投入2亿，回报不过2000万的局面。无论有没有大的决战，无论给日军造成的人员伤亡是大是小。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收支状况下，长期来说，日本人肯定是消耗不下去的。 那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国民党军在当时其实也搞敌后游击战。在主力部队撤退前，有不少游击队潜伏了下来，可是这些国家游击队坚持不了几年，就被日本人彻底消灭了。 华北平原没有山峦、深谷，但是有1亿多的人口。正是这1亿多的老百姓，构成了八路军的“高山”“深谷”。是不是中国农民们天然就有这个觉悟，老百姓早就是同仇敌忾？很遗憾，并不是——汤恩伯部在河南对当地百姓大肆欺压，以至于当地有“水、旱、蝗、汤”四大灾的说法，最终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竟然帮着日本人打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侵害比日本人更厉害。 国共的区别，从口号上就可以看出来奥妙在哪里：国民党抗战的口号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人人皆为岳武穆”……听着一个个都很高大上，实际上并没有发动起多少老百姓。细品就会发现，这些口号都只是反复在喊老百姓有义务保国，却只字不说“国”对老百姓有什么义务。这恰恰是民国时期精英层的典型思路——当时文化主流常常批判李自成，而且核心观点就是“西北老百姓不知礼义廉耻，竟然为了自己不被饿死，就起来造反”……一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论你文化素养多高，显然都不可能发动起老百姓。 八路的口号又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自国以来，国民之间，利心互换，国予民利，民还国心。敌后抗战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基层的根本在于民心，而民心则于民生。 包括华北地区，八路军每到一处，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先去打鬼子，而是先解决了当地的民生问题——看病、识字、吃饭。所以，在反应敌后抗战的文艺作品里，识字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情节，白求恩也并不只给伤病员看病，还负责驻地的平民。 而由于河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八路军的土地政策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民生状况。此外，根据地还取消大量苛捐杂税。八路军来之前，冀中地区农村的税种通常是20多种，而且是提前收取。八路军来了之后，把税的种类减到了个位数，只留下必要的税种，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猪肉税，为什么要拿猪肉征税呢？因为那个年代并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的。能买得起肉的，通常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或者是富农，或者是地主。拿这个来征税，就等于是把征税的群体定位在整个社会收入当中中高层的阶层，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杀贫济富的问题。首先通过税制，公平了社会的财富分配。 再次，河北大地主多，所以雇工也就多，给地主家扛长工的，还有在县城里给作坊做工的。当时的冀中政府通过各种法令，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些雇工的权利。首先就是要给他加薪，不能劳而无得；其次，还给雇工大量的权益保障，比如像一年之中必须要保证有放假休息，必须给适当数量的布匹、鞋子；同时不能无理由地解雇雇工；有病呢，雇主必须得负责医疗。除了政府法令之外，当时还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有了雇工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这些都真正凝聚了当地老百姓的人心。 正是凭借着这些，在1938年以后的情报战上，八路军开始反过来占了上风，战场上的态势也随之大大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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