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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案|第三篇八佾之第9第14章

 泪眼问花华不语 2020-08-19

八佾之第9第14章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则不足以鉴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则不足以鉴证。这都是文籍和贤人不充足的缘故。如果充足的话,我就可以引为鉴证了。”

原文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礼制借鉴于夏、商二代,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

探究

孔子为何要说“吾从周”

周礼从何来?孔子以为借鉴于夏、商,他说“周监于二代”。《为政》篇子张曾以“十世可知”问孔子,孔子用夏、商、周礼之因袭、损益关系作答。孔子对夏、商、周三朝礼制当有专攻,在他看来,朝代的更迭并不影响礼制的传承与演进。当然,周朝礼制对夏、商礼制并非只是简单承袭,而是有所损益。可以说,周朝借鉴于夏、商两朝,进而革故鼎新,发展而成属于周朝的礼制文化,礼乐之制之文章,可谓丰富,且相对较为完备。故孔子称许且遵从周礼。

孔子自称能言夏、殷二代之礼,当非虚妄;本章又称周监于夏、殷二代,而表明自己的抉择是“从周”。孔子眼里,三代之礼,先后因革之意甚明。然参详孔子语气,他教弟子以礼,或主要有二:一是周有所“监”,二是周有所“文”。即鉴于夏、商而有所发挥演进。孔子“从周”之意,并非固守,当有新创。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邢疏》解说:“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从周’者,言周之文章备于二代,故从而行之也。”邢昺以为,孔子拿现今周代礼法典籍制度,回头审视夏、商二代礼法典籍制度,则周代的礼法典籍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他强调“我遵从周朝的礼法典籍制度”,是说周朝的礼法典籍制度完备于夏、商二代,因此遵从进而推行它。可见,孔子是极其赞美周朝礼制了。《集注》引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周礼“郁郁乎文”当有迹可循。后经秦焚书一劫,汉再兴图书,所传“三礼”:《周礼》传为周公旦所作(一说“厉始革典”所拟颁行),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亡佚,记载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经西汉戴德和其侄戴圣编定,戴德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唐时剩三十九篇,戴圣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今之《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儒家解说经书《仪礼》文章的选集,包括礼仪制度的记述,及《大学》《中庸》《月令》《乐记》等名篇。以此,可窥孔子为何“从周”。

孔子“从周”,概因周礼借鉴于夏、商二代,然即便“从周”,亦有所取舍。《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表记》载孔子说:夏朝治道是尊崇君命,奉事鬼神却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诚,先俸禄后威势,先奖赏后惩罚,亲和却不尊敬。民众的弊端是,蠢笨愚昧,骄傲粗野,拙朴而不知文饰。殷人尊崇鬼神,引导民众奉事鬼神,先鬼神后礼仪,先惩罚后奖赏,尊敬却不亲和。民众的弊端是,放纵而不能安分,好胜而没有廉耻。周人尊崇礼制喜好布施,奉事鬼神却敬而远之,亲近人并且忠诚,用爵位等来行赏罚,亲和却不尊敬。民众的弊端是,贪利取巧,文饰而不知惭愧,残害而行蒙蔽。可见,孔子并不讳言夏、商、周三代治民之弊,可谓知借鉴之道。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然后人多指《六经》经由孔子整理。庄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运》)

本篇第9章,因夏礼、殷礼而言及杞、宋两国。杞,周初封夏禹之后于杞国,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宋,周初封殷商之后于宋国,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南。《陈杞世家》载:“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周武王既克殷纣而建朝,封夏禹之后东楼公于杞,以世世奉夏禹之祀。《宋微子世家》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武王驾崩,成王年少,周公旦代为执政。命纣王庶兄微子开于宋,代为管摄殷商遗民,世世奉殷商之祀。这种承祀制度,确保了周立国之初的稳定。故《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集注》解释第9章孔子语意说:“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意思是,说到夏、殷两朝的礼制,孔子自能言说清楚,但夏之后的杞国、殷之后的宋国,都不足以获取鉴证,这是因为典籍、贤人都不充足的缘故。试想当时杞国、宋国,谁还完全依从夏礼或殷礼行事呢?典籍、贤人如果充足,那么我就能够获取,以此鉴证我所言非虚。

《新解》也说:“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孔子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钱穆对孔子演知周礼有所推求,亦成一说。

周礼源自于夏、商二代且有所增减,已无疑义;孔子对继承夏、商两朝礼制的杞、宋两国无文献可征,似有所惋惜,也无疑义。而谈论中还透露出这一奉祀之制的特点:杞、宋两国受封于周天子,却享有以天子之礼乐奉祀各自先王的特权,遵行其先王的礼仪、服色等。这些也佐证了孔子治学严谨。

 [按]本篇第9、14章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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