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维坦的播音 [俄罗斯]阿尔卡基·布尔诺夫斯基 毕一鸣/译 译者注：1945年5月9日为欧洲战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为太平洋战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在那些战争岁月， 总有些人和事，令人难以忘怀。今年的5月7日是俄罗斯广播节，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暨著名播音员列维坦诞辰100周年，在弗拉基米尔市举行了苏联著名播音员尤里·列维坦（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Левитан，1914-1983）纪念碑的揭碑仪式。这座纪念碑是由建筑师叶·乌辛科和雕塑家伊戈尔·切尔诺格拉佐夫共同创作的。 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中的尤利·列维坦 庆祝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有为纪念我们历史上那难以忘怀的日子——胜利60周年，还有另一个日子，它虽然并不是整数纪念日，但是它同样不会被人忘记，那就是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65周年。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两个纪念日是与播音员列维坦的声音联系在一起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1941年6月22号，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那时我还很小。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所有居民——的确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道的那样，分布在“打从莫斯科一直到遥远的边疆”的人们，都聚集在无线电收音机前。1945年阳光灿烂的五月，我首先记起的也是这个声音，它正在播报着人们期待已久的胜利的消息。从扬声器里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立马飞奔回家，为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些回忆（就像沃兹涅先斯基所说：诗歌不写下来——那就白创作了），我还写过几行诗： 我和时间一直向前飞奔，这首诗却一直没有完成。1953年的一天，尤里·列维坦来到明斯克作演讲，而我当时正好是城市报的记者，我被委派去采访这位有名的全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演讲之前，他一点时间也没有，作为一个播音员，他要向全国进行讲演，用自己那独一无二的声音，将听众带回到那个民族的喜悦和悲伤并存的年代。顺便说一句，列维坦的声音真正的可以被称作“塔楼里召集市民大会所敲响的钟声”。 演讲会在军人之家举行，大部分观众都是已过中年的人，他们仍旧有着军人的仪态，胸前挂满了军功章。很明显，这次与列维坦播音员的相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极不平凡的事。他们这一代人经受了太多的考验，有痛苦，也有荣誉。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不寻常的历史长河中，列维坦的声音一直伴随着他们。 在演讲会上，播放了列维坦配音的电影纪录片，影片里记录了战争开始、胜利大阅兵、斯大林的葬礼还有加里宁的“向前进！”。演讲会结束后，我和列维坦来到观众大厅一角坐下。我的采访先从回忆开始，这些回忆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后来我又把它写在了我的诗句中。诗句中记录的都是真的，在维捷布斯克军队紧急撤退的前一天，父亲把我们塞进了最后一辆军用列车。刚刚动身离开城里，敌人的炮弹就炸开了，我们侥幸躲过一劫。几经辗转，我们艰难地来到了外贝加尔临时搭建的居民安置点，第一批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也曾经被押解到过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饥寒交迫，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都在等待着回家。 回忆让我与尤里·鲍里索维奇（即列维坦）拉近了距离，采访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坦率的真诚的谈话。虽然我们的年龄不同，但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参与了那些历史事件。同样的，回忆让我们的谈话一下就进入了采访轨道，没有被以往那种专访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我之前准备的专访提问大多数没有派上用场。 我认为，最让读者感兴趣的应该是与播音员职业相关的问题。列维坦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刚刚开始播音的时候，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坐在麦克风前的时候，因为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和复杂的事件发生……。关于这些内容，我曾经和交谈的人讲过几十次了。孩提时代，在家乡弗拉基米尔，我可以大声喊叫，让宽阔的克利亚济马河对岸的人都听到，后来我来到首都，是为了成为一名演员，但是演员没有当成，而是进入了播音员这个行业。 第一次播音完全是一件丢脸的事。列维坦这个年轻的实习生认为，严肃的播音，必须用最传统的态度来对待广大听众，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开始了：“注意！共产国际无线电台开始广播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注意！现在开始为家庭妇女进行广播……”虽然所有的新闻都用这样的声音来播报，但幸运的是，这个实习生却没有被狂暴的广播中心领导撵出门外。尽管他还带有弗拉基米尔的“O”化口音。就这样，这个幸运的人获得了机会，并充分展示了自己。 “来自苏联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消息……”战争年代，列维坦的声音每天都播报着卫国战争前线的消息汇总。在被敌军占领的地区，想要收听列维坦播报的这些消息，特别是传播这些消息，是要掉脑袋的。白俄罗斯的游击队员们，用自己装的矿石收音机来接收广播，因为这广播声就是他们与祖国首都的唯一的联系。我不止一次地与那些森林游击队员们在过去交战过的地方见面，每次都是一杯自酿的米酒下肚之后，他们便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在寒冷土窖里，在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地方，每当听到那个熟悉的列维坦的声音，我们是多么高兴呀！ 据说希特勒有一份《德意志帝国的敌人》的黑名单抄本，但这抄本并未被证实真的存在。如果真有这黑名单抄本的存在，那么向全世界宣布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被歼灭这个消息的播音员，一定是这份《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 对于自己这种难以置信的受欢迎程度，列维坦以一种幽默的态度对待。他毫不隐藏自己的笑容，说道：战争结束后，电影工作者们都争着去拍摄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题材的影片。导演们觉得，列维坦的声音可以为电影镜头增添真实感，能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来重现战争年代的事件。所以“现在我的声音市价一点也不低，甚至高过了T—34坦克”，这是列维坦自己说的玩笑话，但是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当然，我对列维坦可以记住在广播中读过的关于白俄罗斯的资料也特别感兴趣。他逐一说出了一系列发生在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944年7月3日白俄罗斯方面军解放明斯克，波列西耶钻探出第一口油井，白俄罗斯汽车制造厂装配出第一辆汽车……等等。 这个不到六十岁的人，两鬓长满了浓密的白胡子，这白胡子似乎在诉说着：表面上我虽然很顺利，得到了执政党亲切的对待，但实际上这条被承认和获得荣誉的道路却是走得十分不容易。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读读那些准备好的新闻稿，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了，那是在怎样一个年代。播音员列维坦，他并不能选择播音的内容。在那些消息之中，一定有一些内容，播音员为了播报它们而将自己的正确的信仰抛弃到一边去。比如那场一说就令人毛骨悚然的斯大林为铲除自己臆想的破坏分子和敌人而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列维坦当时也尝试拒绝播报，甚至提出一些对运动的意见。但是在当时的风气下，列维坦被迫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 确实，关于那些还没有从我们的历史中清除的事件的文稿，播报起来让列维坦非常难受。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有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它给上千上万的并无罪过的人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折磨。可以想象一下，“一号播音员”坐在麦克风前，用自己那全苏联人都熟知的声音，宣读着关于自己本民族无辜的人们，被告发企图毒死国家第一领导人的官方消息，是怎样一种状况。 很明显，这样的问题怎么也不会出现在今天的报纸版面上了——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持续时间并不长的赫鲁晓夫 “解冻”时代被一个新的“拧紧螺丝帽”的时代替换掉了——所有这些大家都知道，我只是顺带提一句。通过列维坦的反应，就可以断定我们相互都明白。聪明的尤里·鲍里索维奇不管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或者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都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反对派分子，因为他有着这样的工作，要求他对政权不能有任何的不守矩行为。今天，很多人都会带着嘲讽的意味来谈爱国主义，但是在过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概念。 在前不久的《文学报》上，我读到了叶甫盖尼·捷尔诺夫卡悲剧的一生。他是尤里·列维坦的学生，也是列维坦在全苏广播电台的继承人。叶甫盖尼·捷尔诺夫卡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他成了继自己的老师之后的又一个“莫斯科之声”（这是因为在根据尤里安·谢苗诺夫的著名小说《奉命活下去》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中，叶甫盖尼·捷尔诺夫卡为发送给施季里茨的密码电报配音）。一天，他去播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的《告苏联人民书》——他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段话，八月的一个早上从无线扬声器里传出来：“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因为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对国家各级机构进行恶毒的嘲弄……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 这些写在纸张上被宣读出来的句子，将他成功的职业生涯一笔勾销掉了，最后，列维坦这位有天赋的学生、继承人的一生也被否定了。在列维坦退休之后，全苏广播电台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苏联广播的解体。我们前不久才知道，这位有名的播音员的女儿，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死在了自己的工作室里，旁边还有已经疯掉的儿子。 列维坦的嗓音有着特有的音色，清楚的发音（弗拉基米尔式的“O”音化已经没有了），再还有体面的外表——这些组合起来，一定可以让他成为电视银幕上的明星。虽然不缺少荣誉，但是他被迫只能存在于镜头外：数百万的听众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列维坦的学生当中，有第一批的电视播音员维克多·巴拉绍夫和伊格里·基里洛夫，从这方面来看，学生们可能显得更走运一点。 在我们见面之后又过了三十年，也就是1983年，列维坦去世了，还差几个月他就满七十岁。那天是八月四日，很巧合的是，83年前有一位跟他同姓的人，也是这一天在莫斯科去世。这位同姓的人就是著名的风景画家、契诃夫的朋友、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画家列维坦逝世于1900年7月22日——译者注）“在历史母亲的眼中，谁比较重要呢”，那由历史母亲自己来评判吧！ 译者/毕一鸣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Голос Левитана Автор публикации: Аркадий БРЖОЗОВСКИЙ Дата публикации: 30.03.2006 原文引自2006年3月30日原载俄罗斯《电视与广播》杂志。4000字左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