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无法选择自己出身之地的。我的家乡是沂蒙山区浚河岸的村庄，我的列祖列宗就长眠在这村庄的土地里。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童年伙伴、我童年的记忆都在这里。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一切注定了我的生活必须在这乡村。32年前，一纸大学录取通知，带着我，带着我在村庄的户口，带着我对未来世界的渴望，离开了乡村。背离了列祖列宗的给我划定的生命的轨迹，走进了地区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两年后，大学毕业的我成了一名教师，当了一名父亲眼中的教书先生。我不再是农民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都为我能有这一改变的机会而高兴。我忘不了帮助我走出乡村的人，改变我这人生轨迹的人，是在村庄小学亦农亦教的民办老师。村庄的民办老师，启蒙了我们农村孩子的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上个世纪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支撑整个广大农村教育就是这些亦农亦教的人。一个贫穷的大国发展教育，一个人口巨大的适龄儿童能按时入学就读。几乎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农家子弟能够上学，这不能不归功村庄的教育。一时间，学校在广大的农村兴办起来。村里的小学，都是村庄的土地、村庄的房屋，执鞭登台执教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老师。甚至村里的小学都办起了初中教育。我们村庄的小学是村里张姓乡绅青砖青瓦的一大片房舍，村里人都说是张家大院。这大院已不属于张姓后人了，他们是地主的后代，是村里被管制的对象，经常在村里扫大街。而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孩子们则走进了他们家的大院，这里是我们的学校，也成了全村的政治文化中心。张姓乡绅的大院那一座座大房子就是我们的教室。村里在教室给我们垒了土台子，这就是我们班同学的课桌。我们抱着从家里带来的高高低低的凳子坐下，趴在土台上读书写字。有同学凳子矮，老师就给我们找块砖垫上，凳子高的则用锯锯掉高出来的四条腿。那时候纸张非常稀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石板，我们就在这石板上，用粉笔写字。到二年级才能用上铅笔，到四年级我们才用上钢笔。我们天天抱着板凳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父亲欣慰地说，咱农家娃也能念书了，不像他们一辈子“睁眼瞎”。父亲虽然没文化，却非常崇拜有文化的人。村里有两位被村里人成为“先生”的人，一位是我们的邻居那个上过私塾的孙姓老头，村里都叫他“孙先生”。我也搞不明白，这老头也跟村里的老年的农民没甚区别，常年戴一顶斗笠，穿一件很破旧的衣服，咋都叫他“先生”呢？这老头又有村里人没有的本事，能使得各式毛笔，大笔写字跟我父亲使唤锄头䦆头还利索。村里开大会的标语、刻碑，都是这位孙先生手笔。另一位是我的表大爷，军医出身，跟着部队打过长江，作为军医救过无数的伤病员。解放后非要解甲归田，给乡邻们看病。周围十里八乡老人孩子都靠我表大爷看病，我表大爷被乡里人尊称为“先生”。在父亲眼里，在小学校教我们的这些老师，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村里的这两位被尊称为先生的人。我的这些老师，也是在村里长大。他们从公社中学、县上中学读到初中、高中毕业，又回到村庄，成了村庄里的文化人，就到小学校成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跟村里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穿的衣服虽然也是旧衣服，但是洗得很干净，穿得很整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上衣兜里都插着一支钢笔，这是跟村里人截然不同的标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们给我们上课。等放学了，我们就背起筐去山岭坡地割草，我们的老师们就扛起锄头下田锄地，就跟我的父亲一样，很像农民。我们这些老师既能种地，又会教书，在村民眼里很受种田人的尊重。我的这些亦农亦教的老师们，是他们陪伴了我们农村孩子的读书和成长。肩起了乡村发展的使命。我们的这些老师，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既是村里的农民，跟左邻右舍一样，靠种地生活；同时，他们跟村里的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村庄的小学教孩子们念书识字，是村庄小学的老师。村里给他们记个工分，还发几块钱的津贴，他们有个特殊身份：民办老师。做了30年教师，我经常回忆起在村庄小学读书的情景。我觉得我的这些没有经过师范学院培训过的老师，很得教育之法。用最简单的教学方法让我们读书识字。真的是在生活中教学生学习，村孩子的学生生活，我们的课程也离不开我们的乡村生活。记得老师通过我们父母天天使用的农具和土地里的庄稼教我们认字。我们赖以活命分地瓜、花生、玉米、高粱、荞麦这些粮食，还有家家户户生产所必须的农具。这些都成了我们识字的教具，我们的识字就从认识庄稼和农具开始。老师在小黑板画上庄稼、农具，在图案底下写上汉字拼音，很快我们就记住了这些字。“杈杷扫帚扬场锨，碌碡簸箕使牛鞭。口袋麻绳系扁担，石磨车子推碾盘。”我的老师真是聪明，这些农家生活天天使用的家伙什，孩子们天天见到，爹娘天天使用，老师就这样编成口诀歌谣，我们就这样轻松地学会了很多农家孩子必须认识必须会写必须会用的字了。当我把这些告诉我的父母的时候，我父亲很高兴。孩子一上学就学会了他一辈子也不会写的字。我的老师是把教学和我们的乡村生活连在一起了，放在今天这教学理念也不落后啊！老师们让学生崇拜的地方太多了，看到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头发太长了，就自己买了一柄理发推子，给我们每个人剃头。我们的大人要剃头要花上两毛钱到集上找剃头师傅，而我们这些孩子都是老师给剃头。后来，老师就教会我们班长给我们剃头。班长的年龄比我们大多了，我们班同学年龄差距太大了，一个比我大哥还大的同学跟我上一年级。那时候大哥就上初中了。下了课我们一块去厕所撒尿，我们常常在厕所进行撒尿比赛，比一比谁尿得高。我惊奇发现我们的“鸡鸡”是光滑的，而班长跟我那些大同学的“鸡鸡”则是毛茸茸的。我们都很害怕，就以为他们的“鸡鸡”发霉了长毛了。就偷偷报告老师，老师笑了，说你们再长几年也这样。真的有些不解了。班长大几岁，很快就学会了剃头，我们男同学都剃个小平头，当时我们都叫“洋头”。有个地主的孙子也在我们班，那会子村里在放电影《红色娘子军》。班长就给他剃了电影中人物南霸天那样的头，他回家哭了。他爹妈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悄悄塞给我一个苹果，给我说，让我在老师跟前说一声，以后别再给剃“南霸天”的头了。老师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会蹬缝纫机。他把自家的缝纫机搬到学校，哪个同学衣服破了，他就给用缝纫机给缝上。我们很喜欢听缝纫机转动的声音。看老师用缝纫机给缝补的衣服，比我们的母亲用针线缝补的衣服针脚密实结实多了。后来，学校决定拆掉我们教室的土台了课桌。组织全校师生自造纸浆课桌。每位同学都要砸石子，我们就到山岭的石塘里检碎青石，回到家用铁锤砸碎石子。就用一铁圈，抡起铁锤，将小石块敲打成碎石子，交到学校。我们再到村庄的西河就是浚河岸边去抬沙子。学校的老师将碎石子、沙子、水泥搅拌了，做成一块块预制板，给我们做课桌。真没想到，老师们那那粉笔的手，还能做这样好的水泥预制板的课桌。同学们就到处找废纸、破纸箱，于是这些纸被沤成了纸浆，配上胶，涂在课桌表面。这就是我们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做的纸浆课桌。这课桌很结实，一层纸浆不似土台子那样坚硬冰凉了。同学们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格外爱惜，都很自豪。村里给我们学校一块地，叫“学农基地”。我们劳动课的时候，就去这基地去劳动。基地给每个班分了一小块。同学们就老早起来拾粪，真拾不到粪的同学，就到自家猪圈去检粪。弄得好多家长不高兴，因为对每一个家庭来说，这猪粪是宝贝啊！等我们看到自己种出来的庄稼，真是特别高兴。父亲非常支持我们，说农家孩子不仅要学会读书，也要学会种地。村里的重大文化活动，都离不开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老师，是怎样的工作状呀！他们放下教鞭，就是农民，跟我的父母一样，在田里讨生活。因为他们的工作工资少得可怜不足以养家糊口。放下锄头，他们就是教师，他们把田里辛苦的劳累早已忘却了，跟孩子们享受着这知识文化带来的温馨。乡记得当时上级开始扫盲，白天劳作的大人们，晚上要到学校识字，村里点上平时不舍得用的大汽灯，大人们跟着我的老师学认字，我的老师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大人，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帮助村里人识字，老师在村上的大街的土墙上画上各种农具庄稼，注上拼音汉字，用在我们课堂的方法教村里人识字。真是很辛苦，可是，看看我们的老师天天精神饱满，没有疲惫的感觉。有一年防震风声挺响，学校就搬到浚河河堤上的树林里上课。我们这些孩子们背着小书包，抱着自家的小板凳，老师把小黑板挂在树上，我们就在这露天教室上课。我非常怀念这广阔的课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们老是想起那放风筝的时候。地上的灌木丛不时蹦出一只青蛙，不时有蜻蜓从我们身边飞过。看我们分心，老师说了，现在布置作业，造句：天上的白云。孩子们都把抬起小脑瓜看天上的流云，有的说“天上的白云像棉花”，有的说“天上的白云上面肯定有孙猴子”，有的说“天上的白云如果能裁成衣裳那多好啊”。小孩子精力集中了，大家说完，就开始写在小本子上。下课后，小伙伴们就施展农家孩子的本事，捉蜻蜓，爬树，甚至编个草帽戴上，这是多么快活的课堂啊！现在想来，我善于观察的习惯，我对自然的热爱，我对家乡浚河的痴恋，还是小时候老师培养的。小时候培养的习惯能伴你一辈子，我真得感谢我的老师。改革开放让平静的乡村喧闹起来。一些有头脑的乡人开始远走他乡，到大城市谋生路，也有些人干起了“二郎神”的营生，贩卖起小商品。脑子灵活的人，慢慢日子都好过了，开始买上了自行车、摩托车。我的这些民办老师，岁数也大了，多年的生活惯性让他们适应了这种平淡平静贫寒的生活。虽然他们才几十块钱的津贴，虽然他们跟村里人一样要靠种地才能养活一家老小，虽然在村里的地位明显不似当年那般受村民们尊重，他们依然坚守着，依然坚守在村里的小学校里，陪伴着村庄的孩子们成长。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要学生做社会调查。回到老家，我就拜访我小学时候的那些老师。我的老师还是民办教师身份，每个月几十块钱，还不如我上大学上级发给的生活补贴高。我的老师看看我很快就要成为一名国家正式教师，非常高兴，一个劲鼓励我好好学习。我感慨我的老师几十年坚守农村教育，我感谢老师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就为我指向考大学的人生之路。寒假开学我以我的这些老师的工作生活现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获得学校学报一等奖。等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国家政策允许一部分民办教师直接转为公办教师，也允许他们再考试进入师范院校深造。每到周天休息的时候，我就给我的老师辅导，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的老师很认真。当年我是老师的学生，今天老师很认真愿意当我的学生。我精心地选了一些材料题目，一笔一画刻钢板油印给我的老师，我把这些题目一个个讲解。在我的辅导下我的老师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国家的正式教师。天不负人，那些坚持到最后，活到最后的老师们，都有了很好的结局，都成了国家的公办教师。晚年终于衣食无忧了。可是，最爱我极力鼓励我考大学的李老师、宋老师，没有坚持到这一天，在贫病交加中，没等到民师转正的机会就离开人世。我真的很怀念他们。小时候，爹娘就告诉我好好混，千万别再当农民。今天，我真的如我父母所盼望的，我不是农民了，我成了爹娘盼望的“公家人”。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农民，我教孩子的时候，就想起我的爹娘怎么侍弄庄稼，我像农民对待庄稼一样善待我的弟子。我站在课堂，常常回忆起跟我的乡村教师在课堂上那么多快乐的情景。我能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师，他们既是农民，又是教师。是他们给了我少年时的教育。走到了今天，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起点，我感谢我的老师。我现在回想自己成长的历程，我的老师让我们在少年时代学会了自己动手，让我们认识自然热爱自然，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的情怀。这是我们人生最初最重要的教育。如果不是我那些民办老师，我很可能就流落街头，可能就没法上学了；如果我的老师不坚守自己的讲台，大量的农村小学就得关门，成千上万的农家孩子就得流落校园之外。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时期，他们靠自己的付出，陪伴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健康成长。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支撑了共和国的农村教育，他们也是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的基石。我觉得我不能忘了他们，我的那些民办老师。我的老师是农民，他们是农民的身份，可是，他们却拥有着教育家的责任和情怀。作者：陈凯，笔名蒙山樵夫。中共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平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平邑县教育和体育局高中语文教研员，高级教师。散文作品散见报刊和学生读物，抗疫诗歌作品《我看不清你的脸》《我跟妈妈一起把“怪兽”赶跑》刊载于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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