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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散原创】曹学林作品丨母校的记忆

 梅雨墨香 2020-08-20

作者简介:曹学林,江苏省泰州姜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泰州市姜堰区作家协会主席,副研究馆员职称。在全国及地方报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逾百万字。出版短篇小说集《底层味道》,中篇小说集《杨柳叶子青》,长篇小说《船之魅》,散文集《泥土与月光》《寻踪与倾听》等。曾任泰州市姜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泰州市姜堰区文联副主席。


母校白米中学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我应邀参加庆典活动。虽然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然而,当我冒雨走进这座久违了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时,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关于母校的点点滴滴的记忆,忽如天空中纷飞的雨丝,将我的一颗干涸的心濡湿得淋淋漓漓。

一捆大蒜

1979年下半年,我和另外三名师范同学一起被安排到母校实习。一到这儿,我们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校领导为我们安排宿舍,落实指导老师和实习班级。我们四人中,有三人是白米中学毕业,老师们对我们都很熟悉。过去在这儿做学生时,不少老师都教过我们,现在我们也做上老师了,相互的尊敬、客气中就增加了更多的亲切。虽然是实习,但学校把我们当做正式教师一样看待,特别在一些细微处,每每让我们感动。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实习结束后,我们已离校,而且也已放寒假了,学校里还趁人捎信给我们,说每人有一捆大蒜,让我们去拿。我得到信息后,来到学校。总务主任告诉我,要过年了,学校没有别的东西,每个教师分一捆大蒜,在后面的田里,你自己去挖。我拿了一把铁锹,来到靠近校园北围墙的那块种满了大蒜和其它蔬菜的田地里,一棵一棵地挖起大蒜来。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冷,相反心里热乎乎的。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享受单位分给我东西,第一次能给家里带回一份“礼物”啊!而更重要的,是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实习的“临时老师”,这更让我在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就感受到一种来自单位、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在我后来的人生旅程中,我曾享受过不少来自单位的福利,相对于那些福利,一捆大蒜实在不值一提,但是却让我在时隔近四十年以后还记忆犹新。

那个冬日的傍晚,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冒着凛冽的寒风,背着一捆大蒜,满怀感恩,从学校步行十多里路回家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点刀和菜包

母校食堂里有一个姓徐的厨师,做菜的手艺堪称一绝,在整个小镇上都很有名。

那时学校的食堂除了学生吃饭之外,还有大约二十多个单身的教师吃饭。徐师傅就专门负责为教师做菜。他每天做的菜都不一样,有烧、有炒,有荤、有素,都用巴掌大的小盘子分成一份一份的,一溜摆放在案板上。他炒的小炒,用的材料也是大蒜、茨菰、肉片等,但就是与别人炒的不同,吃到嘴里那个香嫩可口真是没的说。隔三岔五他还做点刀(狮子头)。他做点刀不是用绞肉机绞肉,而是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地将肉剁碎,所以叫砧点刀。如果从厨房门口经过,听到里面传出有节奏的砧刀声,不要说,中午又有点刀吃了。教师们都像过节似的,相互遇到都会说上一句“今天吃点刀啊”。上午第四节没课的人就会早早地拿了饭碗来到食堂,买上一两只,打上一碗饭,然后坐在餐桌上美美地享用。那点刀吃到嘴里是嫩、活、鲜、香,再把那汤汁泡到饭里,那可真的是打嘴巴也不丢啊。

每逢周末,徐师傅还为教师们做菜包。做菜包一般在周末下午,因为面要发酵,往往头一天晚上就要烫酵。包子好吃与否,取决于发酵和包馅,徐师傅酵发得好、包馅做得好又包得多,每次菜包都是供不应求。有些住家户一买就是一篮子,自己吃不了还送给镇上的亲戚朋友,以至不少买迟了的单身教师吃不到,常常闹得不愉快而不得不限制每人或每户购买的数量。虽然这样,蒸包子所带来的快乐还是像那腾腾的热气,从食堂里飘逸出来,氤氲在周末的校园里。

至今我都觉得,那时我的母校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哐啷”爬门声

母校那时大门朝南,高两米五、宽三米左右,两扇对开,上面有一根铁横档,横档上焊着一排约三十公分长的尖头铁圆。门是用角铁和铁圆焊起来的透空铁大门。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晚自修下了后,传达室人员就要将门关上。晚归或者晚出的人如果不想或不愿打扰传达人员,就只能爬门。因此,每天夜里就常常听到铁大门“哐啷哐啷”的响声。

在这些爬门的人中,除了一些学生外,大多是年轻老师。母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分配来了不少年轻老师。年轻人多了,学校里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年轻人要谈对象,要恋爱、成家。校长当然是开明的,只要大家把课上好,恋爱尽管谈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不少热心的老教师还当起了红娘。于是少不了的一个节目是晚上约会,有出去到校外田间小路上相会的,有来校内宿舍里见面的,时间长了,过了关门时间,出去或回来时只有爬门了。

我的恋爱、结婚也是在母校完成的。恋爱的那两年中,我和爱人都爬过不少次门。记得有一次爱人答应来我宿舍玩,可过了关门时间还未来,那时又没有手机,我在宿舍里心神不定,一会儿跑到大门口,等了半天不见人影,只好又回到宿舍。突然听到铁门“哐啷哐啷”地响,以为是爱人来了在爬门,急忙又跑到门口,可爬门人已向另一方向走去。不相信她会失约,回到宿舍耐下心来等。铁门一次次“哐啷哐啷”地响起,心中一次次升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终于,在铁门又一次响起,我已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爱人已经迈着轻轻的脚步来到我的门口。

那天晚上,当我把爱人送回家然后自己再返校的时候,母校的这两扇铁大门曾两次响起。在我的心中,这“哐啷哐啷”声,已经不是金属碰撞的声音,而是一种特殊的“爱的旋律”。多年以后,我跟爱人还常常回忆起那爬门的经历。如果说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最美的声音,那我的记忆中最美的声音就是母校那“哐啷哐啷”的爬门声。

一间普通的小屋

我的文学梦是在母校做教师期间孕育产生的。本来,我的爱好是书画,从初中开始,我受表哥的影响,喜欢上了写字绘画。读高中时,大队请我回去出过“评《水浒》批宋江”的漫画墙报,毛主席逝世后,全大队所有纪念堂的横标、挽联都是我写的。高中毕业考取师范之前,县防疫站还请我去画过全县血防作战图。在师范学校,我选修了美术课,在分配回母校前来报到时,我的行李中比较醒目的物件就是写生箱。然而,到母校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差不多放弃了书画,转而狂热地爱上了文学,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母校虽处小镇僻壤,但也浸润着浓浓的文学氛围。我在教课之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读小说、写小说上,宿舍里的灯光每天都要亮到下半夜。许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有个写小说的老师。可我写出的小说投寄给报刊后,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这让我很苦恼。同事楼文英老师告诉我,汤文红老师的爱人叫周桐淦,在《江苏青年》杂志任副主编,是一位作家、评论家,他回来探亲的时候,你可以去请教他。于是在一次周主编回来后,我就走进了他们居住的那间小屋。后来,每次周主编回来,我都能在那间小屋里聆听到他对我的指点和教诲。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低矮的平房,很普通,很陈旧,可每次我向它走去的时候,心中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产生。那是一间文学小屋,在那里,我真正的开始了我的文学启蒙。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汤老师调到南京工作后,学校将那间小屋分给了我,做了我结婚的新房。住在那间房子里,我好长时间还能感受到周主编那温文尔雅可亲可敬的文人气息,那与我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不吝赐教的师长风范。

后来周主编调到《雨花》杂志社做主编,十年后又调到《扬子晚报》任副总编,还担任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很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为师,跟他保持联系。尽管我早已不做文学梦,也很少写小说了,但母校的那间他和我都住过的普通小屋,却成为我安妥一颗文学之心的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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