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庄的挂面和粉条 我想那是壮观的，在我蹲住的村庄里，我又看见了挂面和粉条的制作场面，那样的乡村图景让我体味到一种久违的感动。 先是看见了挂面，手工的挂面。远远的，那白色的挂面像洁白的布，有条纹有节奏的布。它们悬挂在农家的小院子里，小院子干干净净，它们在冬天的太阳下慢慢地晾晒，冬天的风慢慢地吹着。这就是手艺，灵巧的手把面粉经过几道工序变成了挂面，那种细细的，劲道的挂面。我站在一排排挂面前，在那种排兵布阵似的场景里陶醉。 这种场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我是吃面长大的孩子，面在我们这里是一种主食，也曾经是走亲访友的礼物。少年时代的村庄里，每到冬季就会充满了卖挂面的吆喝声，甚至我还钻在被窝里，吆喝声打断了我的梦，我在街上看见的是手拉板车卖挂面的人，或者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吊着两个木厢。吆喝声很简单：“挂面，挂面喽——”或“卖挂面，卖挂面啦——”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如果吆喝声停下来，一定是遇到要买挂面的主儿，这时候你再往街上看，挂面车旁一定会站着一个或几个看挂面、讨价还价的人。在乡村的街道上做生意就是这样，一桩生意如果谈得满意了，会影响半条街道，一条街道，会卖得很快。在乡村，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在吆喝声里走出去，而是在吆喝声停下来时走出去，一个吆喝声不断地被打断，不断地停下来，才意味着有了生意。做生意是离不开吆喝的，再往后代替人吆喝的是一个小喇叭，那里边录下的也是卖主的吆喝声，不过喇叭声更嘹亮传得更远。 少年时最爱吃的是挂面做成的汤面，细细的，又耐嚼，锅里漂浮着油星和葱花，香味先渗出来。冬天冷，一碗汤面身子暖暖的，况且那香味还在胃觉里回味。说到耐嚼，也是衡量挂面质量的一个标准，你的挂面有筋骨，经得住炖，吃在嘴里才有劲道。而没有筋骨的挂面下在锅里就炖碎了，挂面瘫在锅里，不好吃。谁的挂面有劲道，谁的挂面没有筋骨，买过的人是有评价有标准的。质量有问题的，他在村里的吆喝声就能听得出来，生意就遇到华容道了。 我们邻近的一个村庄是一个挂面村，在冬天，你进入那个村庄，就进入了一个挂面的风景。抬头看去，每家院子里，每一条小街都挂满了挂面，那挂面长长的，挂面的下边放着干净的布和纸，然后要等到挂面干了再包装起来。挂面的包装很有讲究，不能晒得太干了，太干了不好包，一般在七八成干时开始包装。包好了装在一个大木头厢子里，出去卖时拿出一部分装在另外的小厢子里。一个小厢子可以装几纸挂面是合算好的，挂面要恰好卡住，不然在乡村的路上经不住颠簸。现在每个村都有了超市，挂面直接进到了超市里，街上还会有偶尔的吆喝声，那吆喝声显得苍白而且孤独，也会有生意，不再有以前那么好了。挂面也不再是乡村的主要食物，走亲戚的礼物早已经物换星移，五花八门了。挂面没有退出舞台，挂面生意还在做，只是越来越集中在几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一部分家庭里。集中起来的挂面生意越做越大，也越做越精细。现在挂面的主要的市场不仅在乡村，而且进入了城市。到城里的超市去看看，一定会有挂面的一席之地。 我在蹲住的这个村庄里看到了挂面。蹲住后，才知道这个村庄也曾经是传统的挂面村，扶贫政策和扶助资金让挂面的生意又火起来，村里的挂面进入了更多的市场。 在乡村，冬天的另一个壮观就是“下粉”。 “下粉”，是对制作粉条过程的一种简称。“下粉”的过程其实挺复杂的，如果按照流程，先看见的一定是红薯，对，我要说的就是乡下的红薯粉条。那些红薯，要经过水的洗礼，红薯先在水池里，大盆子里一个个洗净，洗净的红薯焕发出更亮的色泽，在日光下，像一幅涂了色彩的油画。洗红薯，这是必然要做的第一道程序。在洗红薯前有一个挑拣的过程，有烂斑的红薯要被淘汰。第二道程序要把红薯磨成粉块，在磨粉机里将红薯粉碎，粉碎后的红薯放进大盆里和一溜的桶里。第三道程序就是打浆，将粉碎好的红薯打成细浆，这些细浆就是粉芡。那些粉碎的红薯放在一个滤箩里，经过人工的挤压，将红薯中粉芡挤出来，这个过程要用大量的水，院子里要放几个水缸，挤出来的粉芡和水掺杂着流进大缸，在大缸里经过沉淀，粉芡最后会沉在缸底。“下粉”前，粉芡要经过一个晾晒的过程，粉芡被一块白色的布包裹成一个个圆块，叫做芡块，放在房顶上，一些时日后，进入“下粉”的最后程序。 “下粉”，那是一个热闹紧张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有“下粉”的手法，这最后的一道工序要请行家，请老师儿。粉欠在一个大盆子里泡成粉末，一口大锅里早已经烧好了开水。这时候要看师傅的手艺了，下粉的师傅要眼疾手快，粉芡用热水浸泡，在热水里搅成糊状，往下的环节就是把粉浆不断灌进漏爻子里，那是下粉的工具，下粉师傅手不停地颤动，一个个形成长条的粉条下到了热水锅里。要有人掌握着火候，马上把下到锅里的粉条捞出来，后边的人把捞出来的粉条迅速地挂在晾粉条的木杆上，每根木杆大约有半米长，一杆杆粉条再晾到外边的绳子上。整个场面紧张有序，前边的人催着后边的人，大锅里的水要不断地添加，温度保持稳定。火势一直没有停止，热水的蒸气和火势的热气在现场弥漫，下粉的师傅要忍受着热汽的蒸腾和烟气。如果工作量大就要多找几个下粉的师傅。 再往下，那风景就是晒晾在大街、路边、胡同里的粉条了。冬天的阳光少，温度低，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晾晒。那是整个冬天的风景，我和伙伴们在粉条下钻来钻去，不断尝一尝谁家的粉条，评判着谁家的粉条好吃。粉条的颜色是有区别的，和火候有关，和从锅里捞粉条的速度有关。 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一切越来越机械化越现代化，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但斗转星移，原始的工艺又在慢慢地回归，农家的手艺和工夫又在受到青睐，生活中的原创在不断地复活。 在这个村庄，我目睹了挂面的工艺，粉条的工艺。那一天，我们在一家农户里吃他们的挂面，他们的粉条，我感受到的是久违的童年和少年的味道。 寻找野地 麦子收了，太阳下的麦地白得耀眼，我站在一个村庄的麦茬地里有一种感伤，金色的麦田不见了，整个麦地苍白而且单调。我顺着田埂往河边走，看到又一季的禾苗正在长高，我还是习惯在野地里走，茫无目的。一次我走到离村子很远的西边，看到大片的花生和红薯，我拔出了一嘟噜的花生，鲜嫩的汁液溅了一身，花生还是生长期中的少年。我扒开一片红薯秧，找到红薯的根部，慢慢地撩开土，看见了红薯正在发育。不忍心，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土掩上，它应该还能好好地活着，我甚至洒上一泡尿增加它活下去的可能。 我一直往西走，往西是河流的上游，河流的两岸是大片的野地，我遥望着两岸的庄稼，试图找到一条缝隙，我想看到一匹突然而至的马，骑上去，马载我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有河有马的地方一定适宜生活，那里或许就是我少年的野地。 十几年前的秋天，我在一只小船上，配合当地的电视台拍摄一组水灾的镜头，小船在只露出庄稼梢尖的大水里穿行。我发现我再也找不到少年的野地了。那一刻，我憋闷得难受，我少年的野地怎么会被淹没？那些野鸟、野兔、野草、野菜、野鸭呢？那些路边的蒲公英、大片的青蒿呢？掠过头顶的几只鸟，它们沉闷着飞翔，好像也在寻找着它们的家园。我不想看摄像机，那里记录的只有大水，受淹的庄稼。那天晚上，我在电视台赶稿，一边写，录播室一边制作，我在专题词里饱含了我的激情。可惜，我不能写的一句话是：我少年的野地被淹没了。 寻找常常是无果的，甚至带着欺骗和自欺。我想到沈从文墓碑上的字：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为什么要选择葬在一条河边，让很多的人孤行着去祭他的坟地，那是沈从文少年的野地么？还有海子，他葬在故乡村外的山岗上，那儿是他最终想回到的野地吗？一个有故乡的人，他走得多远活得多荣光，都是一个浪子。 人是多么固执，我在另一个村庄，依然还要寻找我少年的野地。 铁路 当我知道途径村庄的铁路线就是京广铁路时，我想到了我的村庄，我们都在京广线上，回想起来，我是很多次途径过这个村庄的，只是那时候不知道一生里还会和这里产生关系。往多年前回头，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或茫然的回乡青年，不知道自己的前方。 村庄不大，很多次我住在这个村庄的夜里，会不自觉地走到铁路旁边，看着火车呼啸而过，静听着火车过后道轨发出清脆的回音。在村南头接近铁路线的地方有一个院子，那是当年道班工作的地方。好多年前道班已经撤走，院子一直空着，长出了茂盛的杂草，房顶上生出了几丛野树。世事的变迁，不在任何人的预想之中。 我和村里的一个干部跨过一处铁路桥，铁路的南面是大片的庄稼，村庄的一大半土地都在铁路的这边。在夜色里我看到大片的麦田，看到路边的树，看到一片蔬菜大棚，看到田野中间的一条水沟。浅浅的水在月光下泛着白光，府下身似乎能看到微微的涟漪，水总是在浮动着。村里的那位干部说，就是这一片土地，将近两千亩已经被规划了，将变成一个大湖，和市里的三个湖形成一个城市的景区。他说的这些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该为一片土地说些什么，土地变湖或许有利于一个地方的生态，但毕竟占去的是多少代的故土。我问村里人是怎样的心态，他往前走走，在夜色里凝目，说，啥样的心态都有，很多人在期望着较大的赔偿。赔偿，那是土地的代价，一片土地的代价是没有价格的，只是姑且。我们都在夜色的大地上沉默着。我想起村里另一个干部的话，赔偿了，按收入算，村里一下子就脱贫了。 我在一年的时间里去过铁路旁多次，我想起少年时望着火车对远方的向往，内心的蠢蠢欲动。那个接近中秋节的晚上，我看着飞驰的火车，想到的是几十公里之外的家，是在家的老父亲。我想回家。 水 水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停的，整个村庄发生了水荒。因为停水，天显得更加燥热，身体上的难受带来的是内心的焦躁。村庄开始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停水的第二天一批村民找到了工作队，强烈要求马上解决群众用水，喊嚷着，这么热的天不叫用水怎么生活？ 是这场停水的爆发让我们知道了村里的这个遗留问题。如果说农民也是政治家，这就是一个农民的策略，一个农民的手腕。我们马上到村委会找到了村里的干部，才知道群众也刚刚来过村委。事情的原委也马上搞清了，停水的是村里一个群众，他停水的理由是村里欠他工资，他管过水，管过几年，所谓管水就是定时地上水和关水，包括维修水泵。欠他工资是村里一直的遗留问题，上一届村委留下的后遗症。也和现在的村委有关，新的村委班子上任后换了管水的人，欠他的的工资却没有兑现。村主任说，这个人年年找，每年都要他的工资。为什么没给？村主任的回答很简单，没钱。 后来我们见到了他，和他谈话，这个人说起来也很懊恼，说到当时将他换掉，却不给他清理工资，他很无奈。我们要求他先把泵房的门打开，让群众用水，这么热的天离开水受不了。他提出的条件仍然是给他清欠工资，说，村里以前报过案，上边给过解决的方案，村里还是拖着没有兑现，这次还可以报案。工作组又找村里协调，村里或者说村主任还是说没钱。那怎么办，拖着总不是办法啊。村主任说，让群众去上边反映。可我们的确是欠人家的。村主任说，可他这样的做法是胁迫我们。村里不是报过案，上边曾经协调过吗？村主任开始抽烟，低声说，当这个村主任真是很难。我们又去做那个人的工作，他提出来又一个想法，继续让他看水。如果继续让他看水，欠他的工资可以慢慢还，但要指定一个时间。 不能说人家讲得没道理，我们不敢答应，只能说，尽量协调。 群众每天都有人来找，而且找的人越来越多，抖着发臭的汗衫。工作队和村委一边已经在做另一手准备，将另一个深井里的泵尽快修好，先解决一部分群众和学校的用水。井就在学校的后边，工作队长和第一书记去找水利局，协调水泵，终于在第三天解决一个水泵。水泵拉回来，半个村庄有了水。 这不是办法，另外的群众找得更急。 最后还是村里做了妥协，和村民不能使小性子，况且面对的是全村的用水，工作队两边做工作，村里和那个人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定出了还他工资的目标。用水终于问题解决了。 村庄建筑与生活习惯 我们在普查表上填写“卫生厕所”一栏时发生争执，究竟怎样的厕所才叫卫生厕所，一个上级来的督查人员和我们较劲，用教训的口气对我们说——水冲——水冲——水冲厕所才叫卫生厕所。扶贫工作检查督查特别多，经常出现发生辩论的事情，上边的督查组其实并没有实际的乡村经验，好多问题都是在辩论中解决的。那个督查人员在起劲地强调水冲，可是，整个村庄里有几家是水冲式厕所，别说这还是一个贫困村，就是正常的村庄有几个能达到水冲的条件和标准。我们在十几分钟的对峙后产生妥协，是那个来督查的人停下来辩论，说按我们的坚持的，可以随时清洗的厕所列入卫生厕所，比如我们现在居住的小学，那几个厕所就可以列入卫生厕所的类别。当然，这是目前的条件限制，以后一定会进入水冲的阶段，就像我们当年怀疑一个村庄会站上那么多小轿车一样，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遥远。而且，目前正在施工中的村庄大街的公共厕所就是按水冲式设计。 清明节前后，为给重点的18家贫困户治理房漏，避免他们在雨季前因房漏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逐户去了解18户的情况，所谓18户，是从全村111户建档立卡户中，经过再次识别确定为未脱贫的对象，进一步的主要治贫对象就是他们。对最后不能实现脱贫的，将有国家兜底，以政策享受，地方补贴等方式让他们过上和脱贫户一样的生活，执行标准是每年的人均纯收入，兼及“两不愁三保障”。我们一次次走进他们的家庭，登上他们的房顶，登记每户房子的情况，确定不同程度的治漏方案。这个村庄以预制板房顶居多，建筑大都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代曾经流行过这样的建筑格式。 我们走访的第一户是李文保家，李文保腿有些残疾，他的爱人刚出院回来，脖子上动过刀口的痕迹非常明显，我们问到他们家的房子情况，他开始快速地对我们叙述。的确，他家的房子是有很多漏雨的痕迹，房子后墙有一个大的裂缝，上到房顶，随处可见一条条裂纹。无疑，这个房子是一定要修的。第二户是都桂祥家，他家房子是两个卧室，一个客厅，都桂祥和母亲在一起生活。50多岁的都桂祥至今单身，因为患有肾结石不能到外地打工，常常骑电动车到附近的劳力市场寻求零工，每月挣来的钱可以维持生活和他的治疗费用。他家房子漏雨不算严重，有小片洇痕。第三户我们走访的是贾金凤家，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贾金凤的爱人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她和智障的儿子，我们每次去他家，那个孩子都坐在房檐下一声不吭。已经将近70岁的老贾最大的心思就是她智障的儿子，如果将来她不在了，儿子怎么办？她倒有两个女儿，可女儿只能偶尔过来帮忙，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每家都有自己的负担。外观看，她家的房子还算整洁，屋子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房子却已经是30多年的老房子了，到处都有漏水的痕迹。然后我们去第四家、第五家…… 在我们走访十八户，以及另外的家庭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建筑，同时也看到了村庄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一部分农户不讲究家庭环境的收拾，客厅和卧室比较凌乱，其中一家的床上扔满了衣裳，卧室的搁条上嘟嘟噜噜挂的都是衣服。我们建议他收拾一下,他说已经习惯了，也收拾不动，心脏不好，不敢干重体力活，洗衣机里的衣裳重了也要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在另一家走访调查中，这样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屋子里搁满了盆盆罐罐。同去的工作队长劝他们把屋子里收拾规矩。他们只是点头，不说话，对收拾居住的环境有些漠然。 生活习惯的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作队多次在一起谈到这个话题，怎样在引导和培训对生活环境的改变上做起。也许，随着乡村文明建设的深入，这些问题的存在会慢慢解决。 河滩 河滩上聚集了佷多鸟儿，鸟儿在河滩上，河滩成为鸟儿的圣地。透过树缝，我看见了白亮的河水，河岸幽静，河流之上的天空格外明净。 我想起一次和鸟儿的告别，也是在河滩上，那只受到伤害的小鸟，飞到河边时再也飞不起来，看得出是一只年龄尚小的鸟，我听到了一只大鸟伤心地嘶鸣，站在夭折的小鸟边，它低下头，衔着小鸟的羽毛。我远远地站着，看着一只鸟儿的悲伤。我后来挖了一个小坑，把小鸟埋了，我不想它被风化，被虫嘶咬，这是一只鸟儿的孩子，它是无辜的，应该有一种安葬。我在小墓上插了一根高高的树杆，用身边的草织了一个鸟形，挂在树枝上，安慰那只母鸟，告诉它子女的归宿。后来，它渐渐地安静了，在小鸟的墓地周围低飞，发出一种低微的叫声。 那个傍晚，再次看一眼小鸟的墓地，我从草地上站起来，在夕阳中告别河滩。河滩特别地安静，那一只母鸟静静地看着我，在我返身的一刻，它飞起来，飞得很低，一直飞在和我齐肩的位置，我能看见它翅膀的扇动。我开始没有注意，当我注意到时，它陪我已经走过了一段河边的路程。 河岸边一个曾经养鱼的池子里长满了芦苇，夕阳落到芦苇的缝隙，愈加淡薄。我走过了河岸边一条田间的小路，那只鸟儿飞到了我的前头，它选择站在路边的一棵榆树上，不再绕着我飞，默默地目送我，送我离开。我站住，和小鸟挥手。大地进入了黄昏，我和一只鸟儿临别前非常的安静，在越来越深的日暮里，当我又回过头时，看见鸟儿终于缓缓地朝河岸的方向飞去。 那一刻，我特别感到的是一只鸟儿的孤独。 我曾经写过一首《永远18岁》的长诗，那一年，邻村的一个女孩儿不幸夭折，女孩的母亲疯狂地哭了几天。也是在一个黄昏，我和一个同学路过女孩儿的墓地时，看见她的母亲在墓地前安静地站着，这个母亲选择了每天在墓地陪着女儿，一直陪了很长的时间。多少年过去，我一直记着黄昏的墓地一个母亲的安静，记得我当时写诗的冲动。那一年的我其实和女孩差不多的年龄。 我常常对朋友讲起那个和鸟儿告别的黄昏，常常想，如果伤害小鸟的人看到那只大鸟的悲鸣，会是怎样的感受？假如，我们是那只大鸟……假如，被伤害的是你的孩子…… 我又无数次地在河滩上站过，想和那只大鸟邂逅。我一次次失望，不，我宁愿相信它飞到了另一个生存的地方，那里安静祥和，它又有了自己的小鸟。 我站在另一个村外的河滩，还在期望和一只鸟儿的重逢。 作者简介：安庆，本名司玉亮。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2届高研班学员，河南“中原小说八金刚”之一。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第八届“万松浦文学奖”、河南省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小说集《遍地青麻》《扎民出门》，长篇小说《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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