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智中 说起李劼人，总要想起他的一段话——“我是成都土著，游踪不广，见闻有限，故每每举例，总不能出其乡里，至多也在四川省的大范围内，这得预先声明的。” ——这可以视为劫人先生于不经意中对自己的写作前提的一种郑重声明。除了少年漂泊籼留学法国的短暂时光外，终其一生，李劼人都这样固守本土，成了远离话语中心的真正意义上的“外省作家”。这种对于“主流”的疏离，固然给他带来某种不足，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一种另类的资质，一种别一样的魅力。 说起李劼人，还要想起另一句普鲁斯特的话——“他在他的船上满载着所有过去的珍宝。”作为成都人民的儿子，这位成都乡土的歌手、成都历史的太史公、成都日常生活的观察者与发现者，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留存了最大量而又最鲜活的成都记忆，我们的母城上一个世纪的逝水流年，赖此以流向未来和远方。 以上二端，作为一种文化姿态，斑斑可考今仅从《风土什志》本末始终说之。时序为1943年的8月，成都街头出现了一种新面世的土纸印行的杂志，封面上的《风土什志分四字中的“什”字，有人读为“什么”的“什”，识者指出：它与“杂志”的”杂”通假，应读作“杂”字。  刊首刊有《发刊旨趣》，可以窥出创办者立志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行事作风，其文曰：“……本志的性质为，研究各地人生社会既往与现实的人文地理及地理知识，收集各方风土人情资料，作详确广泛的调查报告，且客观的描述当时社会环境，阐述其衍变等历史与地理的因果关系，作现实问题之参考。内容方面，屏除空泛的理沦，力求真实，趣味；行文尽可能的达到生动化，故事化的原则；既是说我们将以，雅俗共赏的姿态，贡献于读者之前，从而获得—些宇宙间森罗万象的知识……” 这本杂志终刊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厉六年战乱岁月，共出三卷十四期；编辑部先后设在成都东门红石柱正街五十六号、金沙寺街二十六号；社长为著名作家李劫人，发行人为以犀利文风著称于成都新闻界、有“小铁锤”之号的樊凤林，主编之一的谢扬青是李幼人的秘书，另一位主编为向宇芳。 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见到《风土什志》的原貌了，在四川省图书馆原件早已被“珍藏”，研究者只能见到微缩胶片，而在上海、福建的收藏市场上，一本的叫价已到一下到三千元。 我们如果想一叶知秋的话，不妨来看看编者对创刊号内容的介绍：“这期文章，十之八九为实地调查，都是作者们辛劳的结晶，谨此致敬!吴其昌先生为史学泰斗，现主持武大史学系，《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给我们对一代学术宗师，一个深刻的轮廓……钟禄元先生《东山客族风俗》，恐怕是首次介绍成都客家人的文章。邵潭秋先生在川大任教，他以诗人的兴致，瞻游峨眉，《三游谈》里，吟哦着那里的秀色，令人入胜；去岁邵先生曾获教部文艺奖金第一名。《中西木刻史略》为刘铁华先生所作，刘先生现主持木刻协会，此作为其研究的小部分。《大凉山的边缘》是陈寄生先生旅行边地的纪事，陈先住现任教边疆学校。奇妙的《金钱鱼》，惜附图不能制版，否则更生动。我们希望每期都刊载如‘陕西方言‘采风录一类的文章…—．我们特别感谢的，就是《爸爸在家》的作者冯玉祥先生，他亲自根据山东民谣写成，在广大的众人面前，冯先生常振起‘丘八喉咙，发着悲壮的声调，唱着这歌谣，感动了许多听众，博得他们的眼泪；冯先生从远地赐给我们这首歌发表，那悲壮的歌声，仿佛缭绕我们的耳边。” 从这简约的创刊号内容介绍中，我们完全可以见出这本在成都本土创办的人文刊物非同寻常的编辑思路、文化立场和社会影响。自创刊号问世后，《风土什志》“获得广泛的爱护和各方的奖饰，不到两月，销路达十四省，以至国外。”以后，这本“收取的范围是世界性的，不过仍以中国的事物为主要研究的对象”的“学术性，研究性，而又一般性的读物”，以深广的内容，趣味的文笔，征服了无数的读者，成为许多文化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件文化盛事。 作为《风土什志》的社长，李劫人为刊物的经营耗费了极大的心血——调动多年创办实业的经验，辅以江湖和文坛的人脉，有时不惜动用私产栢搏——从多半由他执笔的每一期的编者语《这一期》中，完全可以见出这位“成都土著”在这种文化的艰卒中听显示的文化人的坚韧。 民国三十八年(1N9年)五月出二卷五期，《这一期》说：“因为经济变动太大，我们这纯恃营业以为开支的什志，既遭物价的波动，复受金元贬值的影响，面临空前的危难；你想：三个月来，物价的涨率多么惊人，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事业，任便你有怎样稳固的基础，总经不起这轩然大波的摧残!所以我们一再衍期，承各方殷殷敌问，至觉歉然!而我们的确有说不尽的苦衷的! 但我们决心让这期刊继续存在，感谢读者的鼓动，无论多么困难，决心忍苦撑持下去。因此，一定做到：(一)按月出版；(二)精编精印；(三)缩减篇幅；(四)充实内容；还望爱护《风土》的渎者和作者多多赐助! 附带声明：因嘉乐白色纸已经停造，采购困难，故这期《风土》一部分暂以夹江土纸印刷代替。” 除了在经营上苦撑苦熬外，李劫人对《风土什志》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地刊发自己的力作，计有散文《忆东乡县》，人物传记《追念刘士志先生》、《敬怀豫波先生》，长篇文化随笔引日帐》、《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二干余年来成都大城史的衍变》。它们有两大特色，一是话题不离成都，有时连载数期；二是精粹耐渎，海阔渊深；是为成都珍贵的乡邦文献，中国重要的文化著述。劫人先生抱负宏大，而做事又不苟且，于斯可略窥一二： 仅以《旧帐》(笔者注：当时“帐”与“账”通假)为例：清道光十八年六月(公元1836年，距今170年)，李劫人的外高祖父病逝干成都城南磨子街(笔者注：今状元街)，葬于温江文家场，其间丧事大操大办，席如流水，银如流水。死者之子一一记录在案，把“一桩办大丧事的用帐，而且不只是用帐，还有席单，还有祭文，都一笔不苟，写得极恭楷。”1944年李劫人重新加以整理，加上按语，以引日帐》为题刊发干《风土什志》，全文近五万字。 《旧帐》详细记载了成都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 从中可见丧葬习俗，“光是那办丧事的排场，也就看得出百年前一般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情形”(李劫人引日帐》按语)。可见币制变化、物价升降、度量改易。可见服饰衣着、饮啄洗沐、举止投足。可见风物故实，时尚流俗、世道人心——在这庞杂的“旧帐”中，仅办丧事时一笔“家内祠堂男女客打牌借帐五千七百四十文”的记载，就可以使人对今日成都麻将之风的渊源、做派和神韵会心一笑。 而成都吃喝风之盛，由这丧事帐单可窥一二，如“二七成服”就摆“席七十二桌”，“十月二十一日奠期；竟摆“席一百二十六桌”，“十月二十三日送殡”摆“席九 桌”，而二十一和二十三日之间空闲的二十二日，竟也摆“席四十桌”，连老食客李劫人也诧异：“空闲一日，尚须吃席，以现代头脑思之，真有说不出道理之处矣。” 席上美味，难以缕述，即以贵客席的满汉席单而言，即有“燕窝鱼翅刺参杂烩鱼肚火腿白菜鸭子红烧蹄子整鱼”，八个热吃：“鱼翠—冬笋；虾仁鸭舌掌玉肉鱼片百台乌鱼蛋”；十六个围碟：“瓜子花生米杏仁桃仁甘蔗石榴地梨橘子蜜枣红桃粘红果瓜片羊羔冻肉桶鸭火腿”，另加“烧小猪——头哈耳吧—大肉包一盘朝子糕一盘绍兴酒一坛”。但在精通食道的李劫人看来，这“并非满汉全席，以海味不全，八珍未备故也。”他特地将《扬州画舫录》所载满汉全席席单列出，以兹对照。 笔者最近读到北大一学者五十万言的专著《满汉全席》，其中一章，即以李劫人的此番论述展开。 对席上一些质朴的民间小食，李劫人做了周全的解释，如释“稍美”：“即烧卖，又渭之烧麦”；释“樱桃肉”：“将猪肉切成指头大之丁块，而以红酱油烧熟，貌似樱桃，故有此称，绝非以樱桃煨肉也”。这些都是些使人愉快的知识。 这样的流水之席如何而来，帐单中有“长盛园工碗钱十干零六十文”和“供席一桌一千三百文”的记载，李劫人据此分析：“细看花账，可知所有席面，皆系自购材料，只临时厅长盛园之厨工，及赁碗盏家具而已，仅送往老院子之供席一桌，为包席馆作，故有上列一笔。”“长盛园为当时南城有名之包席馆，席点最好，而大肉包子尤著。” 读这样的实录，看一百七十年前成都人怎样吃，想想一百六十五年后成都入怎样吃，我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由精致向粗鄙的倒退，令人怅惘。 大约是1949年的初夏，狮子山脚下的“菱窠”，塘水清澄，竹篱稀疏，茅舍隐约，窗明几净，纤尘不动，主人李劫人正在开手写《说成都》的第一个章节。值此天下鼎沸之际，先生却事如此不急之需，其静功与定力，真令后人悬想不已。 他拟将全书分为五个章节：一、说大城；二、说少城；三、说皇城；四、说河流；五、说街道、沟渠，约十六七万字。他视此为重要的工作，即使在以后重写《大波》的艰辛痛苦的劳作中，也抓紧间隙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1960年前后方定稿。1962年冬先生辞世，曾由“遗著整理小组”收集，拟交付出版；文革中此书稿散佚，经多方搜讨，似无下文，不知尚存于天壤间乎? 现在人们只能读到《说成都》的第一章，即；《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原文发表在《风土什志》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三卷二期上。 风疏总被风打雨吹去。 这一切，现在都渐行渐远；只剩下这一点追思的文字；它最终也将离去——没有办法，任它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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