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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庞华坚，笔名庞白，居广西北海市，出版有诗集《天边，世间的事》等。中国作协会员、北海市作协副主席。 1、两个人的村庄 盐坡尾村东三里，有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子。那里住着两个老人，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七叔和七婶。 在那里，村庄仍然是安静的，和我少年时那样。 村子和南方绝大部分村子一样，照例是由长一刺的竹子围着的。竹林围着几间旧砖瓦房和三四十丈宽的庭院，砖瓦房后面是十几棵番桃树，番桃树边疏密有致种着柠檬、橘子、木瓜，左右则各是两小垅菜地，整然有序的种着葱、小白菜和火筒菜。鸡和鸭在庭院里有些无聊，转来转去，不时发生争吵，倒是那些老鹅像一群绅士，结伴在房前屋后踱着方步，风度翩翩，“哦哦”地交谈。作物的气息在阳光中弥漫。犁耙在月色下安然静卧。七叔和七婶在竹枝、树叶的掩映下，忙碌或者慢慢睡去。 七叔须发全白，腰已弯得像一张弓，走路颤颤抖抖。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七叔就在庭院里一圈一圈地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甩动双臂锻炼。这情景，在城市的公园里屡见不鲜，但在农村还不多见。在盐坡尾一带，天天坚持做这样的动作，七叔是第一个。七叔的这一套动作是儿媳教的。七叔的儿媳在县城一家专科学校教书。儿媳的父亲每天就如此这般锻炼，虽然年近八旬，身体仍然硬朗。据儿媳讲，他父亲一天不甩上半小时，浑身都会发软，甩个把小时，则浑身起劲，精神清爽得像个后生。七婶不喜欢像七叔那样绕圈子，但她精神却好得像个小媳妇。天蒙蒙亮，她的身影便穿梭在屋前屋后，侍弄作物，呼鸡唤鸭，团团转。 太阳升起来后，小村子反而安静了。吃过早饭，鸡鸭们都安定了下来。七叔习惯坐在那张竹桌子旁，拿一本《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戴着老花镜翻两页，然后又把眼镜摘下，望望天，嘴里呢呢喃喃叨念些什么。七婶则坐在离他四五尺远的芒果树下，编竹匾、竹箕及一些小玩意，这些东西拿到乾礼街上卖，是抢手货。中午饭往往是老头的鼾声响过之后才吃的。七婶常常骂“死公儿，睡都睡饱了，无用吃了！”当然，饭还是要吃的。吃过午饭，如果太阳不那么毒辣，他们一般会一前一后到盐尾村走走。村里的老人，有玩纸牌的，有排排坐胡吹乱侃的，有带小孩的，也有带花生种来让别人帮掰的。老人们就像小孩，天真、较真得很。坐着坐着，聊着聊着，有人便面红耳赤了。为某个事，或者某个出自野史的典故叉腰顶嘴。天天如此，也没见谁要改正。“聊天无吵架，有甚好聊！”也有道理。 不知不觉，就入夜了。入夜的小村子死一般宁静。农村老人都睡得早，七八点钟便上床，七叔和七婶也不例外。虽然第二天不用早早起来上地里，但多年的习惯，还“改什么改”！ 小村的日子像地里的作物，那么多年，日复一日长着，过着。他们在这里生活，已有二十多年了。 七婶，是我外公的远房表妹，当年县里农业学大时曾当过三八红旗手。七叔是插队老知青。七叔的知青当得有些离谱，一当就是一世。和他一起下乡的知青都返城当工人当干部了，七叔天天去县里找人也回不了。他的个人档案里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几张纸片，很多东西都没法证明。比如，他从哪里来，什么时候下的乡，身份是什么等。待七叔得以返城的时候，改革开放都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说是落实了政策，其实是让七叔返城进一间街道纸箱厂工作，而那小厂的工人每两个月才发一个月的工资，平均下来一个月拿不到一百余块。那时，七叔七婶的儿子都六岁了。靠这点钱如何养家糊口？于是七叔干脆就在盐坡尾住了下来。虽说成了村里人，但没田地可分，他毕竟是城镇户口。七叔七婶在外公他们的帮助下，到盐坡尾东三里处的荒坡上盖了间茅屋。汗水滋长能耐，靠力气开荒种地，凭忍受种菜养鸡鸭。慢慢地，一个小村子竟然初具“规模”，儿子也长大成人，到城里工作，娶妻生子了。 而年月，一晃也过去了。 七叔七婶小村的小村生活和多年前一样，不为更多的人所知。他们就像村子边的那些作物，一年又一年，生在世俗之中，活在尘嚣之外。 2、树没有回避记忆 雨噼噼啪啪地炸下来，好一阵，风才到。风雨大作，哗哗啦啦,热闹得跟过年烧鞭炮一样。 人们早藏到大榕树下聊天、吹牛了。凹凸不平的树根在浓叶下盘根错节，谁也分不清哪根是哪根，它们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互相搭着叠着，又拱起来，拱成了一个阔大的树枝树叶搭成的凉棚。 榕树年事已高，但叔公伯爷们显然对大榕树的年龄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村里的鸡飞狗走、绯闻杂事。他们坐在粗大的树根上说话的姿势就像蹲在自家庭院里一样随意。他们敞着上衣、抽着水烟、挽着裤脚、奶着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嗓门跟风雨斗气那么大，谁知道他们是在吵架还是唱戏。反正热闹得很。 这样的雨，时间总是不长。水烟换过两轮，雨也该歇了。 这差不多是秋日中盐坡尾村大榕树下天天现场直播的场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但是，孩提时的我们，却对大榕树兴致盎然。 我想不通一棵树，怎么能活得那么久，生长得那么结实和庞大。它的枝叶起码覆盖了一亩地那么大的地方，横七竖八错落生长着的粗大的树干凑在一起，看起来已经不像树干了，更像一座正在施工的建筑了。它的一些枝条竟然有水桶那么粗，不知道朝天上长了多少年，然后又从天上垂下来往地面钻，扎在泥土里又再生出碗口粗的孙子辈枝丫，那架势真可谓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加上那些像大雨一样浓密的垂须，在微风中轻摇慢晃，叫人眼花瞭乱。 谁知道这些枝啊，干啊，丫啊，须啊，要怎样才数得过来！ 村里的孩子，不论男女，都是大榕树的常客。沿着粗大的根干，我们在树叶中捉迷藏、荡秋千，躺在树杈子里看放在村后山坡上的牛是否老实，老鹅和鸭子还在不在鱼塘中追逐玩耍。小孩子不知道生命攸关，也有的因爬得比猴子还快，从树上掉下来的，擦伤皮肤，折了骨头的。受伤了的孩子，眼里含着眼泪一拐一拐回家，自然免不了父母的棍棒。但是打了也白打，哪个的父母真的舍得下毒手打自己孩子？屁股疼过一阵子，很快就忘记爬树会掉下来了。再说，村里的小孩，哪一个不是挨着棍棒长大的？打归打，玩是不能不玩的。 大榕树下是社王庙。说是庙，其实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庙，是祠，供的是社王公。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建屋添丁，村里人先到掌管保平安、驱病痛的社王公那里报一声。每年春天，村里做社，全村几百号人全都集中到大榕树下，由长者领着大家向社王公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健康如意。跪拜事宜结束合，最重要的事情是吃众饭。平日里谁跟谁闹了别扭，那家人顶了嘴，那个处事不公，那个人占了人家便宜，长者心里清楚、明白，便将那些人拢到一起，有话尽量讲开。或者是家里年长的长辈领着自己家的人向别人家敬酒，缓和、化解矛盾。乡下人口拙，没有什么高见阔论，也鲜有虚情假意，人家过来敬酒，就是给面子，别人给面子，自己不能不要脸。天大的怨气大多能消隐在水酒中。 如果说盐坡尾与南方其他的村庄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村口的这棵大榕树和它叫盐坡尾这个名字了。当然，南方的村庄，大大小小一般总会生长有榕树。但是，对于我来讲，只有这棵大榕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上面爬过打闹过哭过笑过，在它下面躲过雨，领过社肉，吃过饭…… 作为一个“外婆仔”，我七岁时就离开盐坡尾，回到乾江小镇读小学，虽然不远，但是除了假期，其他时间都不能在树里穿来穿去玩了。特别是后来又离开了乾江，到外面讨生活，回盐坡尾的次数更少了。大榕树从盐坡尾村口移到了心里，它的身影经常在心里浮现。 经常怀想一棵大榕树，怀想的时间长了，我觉得，所谓乡愁，就是一棵大榕树。 3、我的灶演义 在我看来，厨房是家庭建设中一项甚至比卧室更具竞争力的设施。 人可以倒在地板上睡觉，但是不可以不吃饭。人睡在地板上最多感觉地板有些硬，睡久了无非有可能得风湿病罢了，但是如果几天不吃不喝，将是什么后果，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所以，现在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一般都会像比赛一样，把厨房弄得宽敞、明亮、整齐、功能齐全。这是有道理而且理应如此的，不是吗？ 所谓食色，性也。说的也是这事。 但是厨房容易被熟视无睹。 每天一觉醒来，爬起床，擦擦眼睛抢险一样赶去上班，下班回来后已满身劳累，吃了饭，躺在沙发上，一不留神，呼噜呼噜就睡着了。除了躺在沙发上偶尔看看那些红男绿女在电视机里来来往往打闹调笑外，几乎没有太多时间注意室内其他东西了。厨房也会被忘记是一个享受美食的地方了。即使偶尔因肚子饿，也会走进厨房，找些东西填肚子，但是找到了出来之后，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刚才进去过厨房。厨房就像阳台一样，有时也会去抽根烟，顺便望一望外面，但很快又转身返回厅里。 这其实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怪厨房。大部分家庭，尤其是住宅小区套间的厨房，一般设计得跟客厅没有太大差别，都窗明几净，即使里面摆有燃器具和洗菜盘之类，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用来烧饭吃饭的地方。 有时想，厨房是这个样子的吗？干净得躺在里面睡一觉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厨房不是这个样子，又是什么样子呢？ 小时候住在外婆家，当我们在外面玩得一身泥一身土窜回家时，外婆便笑话我们：“泥公仔从灶肚里拱出来了！” 灶肚——火灰——有些脏。 印象中的厨房应跟这些连在一起。年份久远的泥灶，新砍的木柴，刚扒回来树叶，仍然温热的火灰，或蹲或躺或搁着的食油罐、盐缸、辣椒盅，灶边一堆埋着几块怯生生长出两片嫩芽的生姜的湿沙…… 外婆他们家的厨房就是这样的。我们小镇里的家当年的厨房也是这样的。 外婆家有三个厨房。一个是外公外婆使用的，另一个是小舅家的，还有一个是大舅家的。三个厨房功能大致相同，大小却大不一样。三个厨房中，大舅家的规模最大，灶长方近丈，灶前可堆柴火两三千斤。灶大锅当然不小，过年时，村里刚娶新媳妇的家要做年糕拜新年，常常扛着柴火会到大舅家里去借灶借锅蒸炊。拜新年的年糕，小的二三十斤，大的一百几十斤，寻常人家没有那么大的灶蒸。大舅家的灶是他壮年时期的代表作。大舅年轻时做泥水活，虽然年过五旬后洗手不干了，但是手艺仍在，技高手痒，于是便把自己家的灶砌得气势恢宏，功能齐全，不但有逢年过节劏鸡杀猪时使用的大灶，还有平时煮饭炒菜用的小灶，甚至还有安放油盐酱醋茶的若干架子。现在想来，大舅把一串灶砌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如今整体厨房的粗胚。 和大舅家的厨房相比，我们家的厨房显得太中规中矩。两米长，一米宽，一字排开三个灶孔。一个用来架锅炒菜，一个用来架沙煲煮饭，还有一个是用来煮水、熬中药。我和弟弟上小学一二年级后开始学会使用家里的灶。放学后，我们一般先于当老师的父母回家。回到家，煲粥是我和弟弟每天轮流要干的活。说轮流，也不尽然，其实是一个负责淘米下锅，另一个负责搬草劈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脑、电视、游戏机这些玩意，烧火煮饭也算是娱乐活动。在怎么样把火烧得更旺，怎么用有限的柴草把粥煮熟，我和弟弟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火苗中上部烧到锅底时最容易把粥烧熟，我固执地认为火苗中部烧在锅底粥熟得最快。这个问题，在读了中学之后，不辩自明。但是当时兄弟俩分不出对错。有对错就会有争执，吵不胜吵时，则棍棒上见高低。讲棍棒上见高低，当然也不是真打，是两个人各持一根木棍，到院子里学少林和尚练功夫时对打那样比划。那个时候刚放电影《少林寺》，我们看了五六次，电影里和尚们的对打动作倒背如流，正值少年好动且好奇，有样学样，没样也想找个渠道出出力气。有时打得正起劲，突然就闻到了焦煳味，粥煮煳了！ 炒菜的锅除了用来炒菜，我和弟弟有时也偷偷用来炒花生糖。炒花生：剥花生皮——煮糖蛟——拌花生糖。偷炒多次后，工多手熟，使我们炒花生糖的技术日益娴熟，后来竟然在街坊邻里中竟然混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以致他们家里要做花生糖招待客人，有时会叫我们去露一手。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堂兄对我们炒花生糖混出名堂，很不以为然，我们之间甚至为维护炒花生糖技术的尊严，还不惜翻脸，打过一场让堂兄对我们兄弟俩至今都敬畏有加的著名的架。一天下午，父母有事去县城廉州街后，堂兄要我们帮他炒花生糖，供他和他的酒友喝酒用。我们和年长我们二十余岁的堂兄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说不上讨厌，但是不喜欢他老喝了酒在家里撒野吵闹，所以大家平时讲话不多。而他要我们炒花生糖，语言是命令式的，这让我们很不高兴，就推三阻四，不答应。堂兄拿来花生和糖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磨了半天，见我们俩还是不听话，生气了。他一只手抓住弟弟的头发，一只手捏着弟弟的脖子，威胁道：“炒无炒？”堂兄凶神恶煞，炒还是不炒，一下子成了大问题。记不清楚架是怎样打起来的，只记得他捧着盛花生的碟子扭头便跟，狼狈不堪窜出家门时，又被门槛狠狠绊了一跤，像个被追打的贼一样抱头鼠窜。虽然说堂兄比我们兄弟俩的年龄加起来还大，但是面对提一把砍柴大刀的我，和提一把切菜薄刀的弟弟，两把刀子要往他身上招呼，除非是少林寺的觉远和尚，否则谁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狼狈逃窜？在街坊邻里“砍人了！”的大叫小呼中，我们把堂兄一直追赶到小镇几公里外的大云渡渡口，望着他沿着河堤越跑越远，我们也筋疲力了，才罢休。当然，回家后，我们俩遭父亲一场狠打自然免不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时用棍棒教训我们两个。若干年过去，堂兄也老了，祖父留下的偌大的一幢楼，现在只剩下他和堂嫂、侄子三个人住，稍显寂静了。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到堂兄忙着忙后、日渐衰老的瘦小身影，有时不禁还乐。那时他跑得怎么那么快！ 灶的作用不仅仅用来煲饭煮粥，灶肚里的火灰还可以煨红薯、煨咸鱼、煨车螺……那绵长的泥土香，干爽的火灰香，深藏不露又隐隐而出的炭香，实在无法言传。当然，现在也可以在厨房里用微波炉或者烤箱烤鱿鱼、面包、红薯，卫生固然卫生了，味道、感受、乐趣，却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总而言之，厨房风云，千变万化，幻变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无非都是为嘴服务的道路上百花齐放而殊途同归罢了。而嘴的事情不正是生命的问题吗？如此说来，厨房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不是小事情。 重要通知 《木沐读书》和《初语阅读》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作为《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自办的选稿基地，将会陆续推出各位作家的投稿以飨读者。 作为选稿基地，我们推出各位作家的来稿，旨在扩大交流范围，深入交流层次，在以文会友的同时，通过观摩、切磋，以提高大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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