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端午，沈从文叩开巴金的家，半个世纪的“老友记”终于再接续 | 此刻夜读

1947年，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李健吾

2013年，评论家周立民开始在《收获》杂志上写“星水微茫”专栏，他当时默默计算了下，如果这些作家还在世的话会是多大岁数？巴金，109岁；沈从文，111岁；卞之琳，103岁；李健吾，107岁；梁宗岱，110岁；沉樱，106岁；方令孺，116岁；萧乾，103岁……他说，“年龄，阅历，识见，在我与他们之间不知隔了多少道山，站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之外，打量他们的人生和那个时代，在星水微茫中，我还能够寻到他们的足迹吗？”

那一代作家身上有着特有的精神气质，或许，如水上星光，都随时间远去，杳不可寻。读他们的作品，翻动手稿与书信，听熟悉的人谈他们的趣事，又觉得他们似乎离我们不远，他们有趣、有才情、有品格，却并非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在许多个日夜里，周立民写下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印象——“他们是对面走过来的老头儿，是在书房里与我倾谈的长者，甚至是固执地坚守着什么原则的‘落伍者’。当然，他们都是个性鲜明的人。”这些往事，最终汇聚成了一本书《星水微茫驼铃远》。

今天夜读，跟随沈从文的视角和周立民的导览，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的家。

01

印象重叠，不免惘然许久

我不清楚1974年的武康路是什么样子，时间常常会使很多鲜活的记忆褪色，岁月又把它们风干成黑白照片。

1974年端午后两天，沈从文走进了武康路113号巴金的家。

巴金先生在武康路113号的生活场景

昔日高朋满座的客厅，此时冷冷清清，楼上的书房、卧室仍然被封着，全家人挤在一楼，客厅不得不改成临时卧房。大约好久不接待客人了，外廊的地面和几张旧藤椅都灰扑扑的，茶几也不见了，廊前栏杆油漆斑驳，百叶窗孤寂地乱垂着，显然好久没有人来照顾过。一切都失去往日的精致和幽雅。

现实画面与记忆图景不断交叠，与前几次来访对比，沈从文有种“旧事成尘”的感觉。这个院子，五六十年代时沈从文多次来过并印象深刻，1957年4月下旬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上曾描述过巴金家的热闹：

我在这里看过巴老伯好些回，他是这里的名人，名字总在报上转，常发言，在家中情形呢，还像是和过去相差不多。男孩子和龙龙在上海时差不多大，行动剧烈却和在昆明时大二姐家的歪鼻子等不相上下。我还不曾见过他舞枕头作战情形，因为卧室在楼上，却见他在客厅中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的神气。王道乾女孩长得极好看，脸黑黑的，大眼珠子乌黑，只五六岁大，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到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长得方面大耳，比你们小时可英雄得多。还有个巴小姐，比他稍大，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我今天还去他家玩，可能还要画一张花园或客厅回来。今天又下雨，上海雨简直落不完！

二楼书房

来上海，但凡有时间，巴金家是沈从文必到之地。1956年，他还向妻子张兆和报告过巴金夫妇请他在红房子吃饭的情景：

蕴珍作主人，戴一眼镜比小龙的还老气。穿的还是大红毛衣。一开始即用铁盘盘装半蛤一盘，约十六个，系镶嵌到凹凹洋铁盘中的，图案和唐镜图案相似，说是好吃，不如说是好看，因为内容压缩大致还不及五分之一小香肠！用小叉叉吃，手续也近于游戏。其次是牛尾之汤，味道浓而咸，好吃，只是热些。再其次是烤鱼，章大胖（指章靳以——引者注）吃烤牛里脊，巴金吃烤蘑菇，蕴珍吃炸鸡脯一类……各不相同，我都尝了一点点。再其次是咖啡一杯，其中只放若干滴淡牛乳。煮咖啡是永玉家中式，也是当面表演，白衣伙计从古炼金士圆形玻璃球中倾出的。我只觉得吃得胀胀的，因此也忘了这是第一等上海饭。上街时，才听王畸说可能是三四元一份！早知道如此，我倒不妨正式建议，吃吃什么味雅点心，省钱省费。事实上呢，二十个路摊上水饺也一样好。……吃过后，在路上才知道这还是上海最最著名的馆子。全部不过八座桌面，进门时门小得很，章靳以从外边走进，那就只有天知道如何来维持正常交通了。

巴金（中）与沈从文（右）交谈，左为张兆和 

邹士方 摄（1985年3月28日）

虽说沈从文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胡适、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家的座上宾，从这封信看，几十年来，他的胃口依旧没有绅士化。不过，朋友间相聚的点点滴滴大家都珍藏在心，特别是巴金夫人萧珊（陈蕴珍）总给人深刻印象。那次，沈从文打电话给萧珊，当萧珊“听明白是我来时，还依旧在电话嚷了起来”。“嚷”得他不禁感叹：“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不知有多少朋友和来宾曾为萧珊的性格和气质感染，法国作家艾坚尔伯曾写过穿旗袍的萧珊：“黑白相间的格子花呢，浓黑的头发中缀着一点红，并且发着幽光（那也许是一只别针？）。这一切更突出了巴金夫人端庄、优雅、贤惠的韵致。这里没有，丝毫没有‘蓝蚂蚁’的印象！”沈从文不能忘记1956年11月来时，萧珊就在廊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那时情景他书信中描述过：“在巴金住处花园廊子前坐了两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廊子前草坪约一亩大，郁郁青青和一张大地毯差不多。绕屋还有牡丹紫藤，蓖麻桃子等等。”一切都变了，一场风暴不知击碎多少人家的生活梦想。眼前园中的花木也少了许多，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还在开放，草地也像是好久没有剪过。廊下也找不到那个浇花的身影，客厅中再也听不到那个欢快而热情的声音了，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有头上的白发和不敢随意翻动的记忆。

巴金和萧珊在自家花园里合影

1974年，沈从文会跟巴金谈萧珊吗？一年前，沈从文曾致函巴金：“年初见黎丁，谈及各方面熟人情形，方证实蕴珍已于去年秋天，即因喉病（实为肠癌——引者注）遽尔故去。得悉消息，我们均觉得十分难过。因为四十年熟人，本已不多，衰老谢世，日有所闻，蕴珍正当盛年．还能为国家好好工作廿年！”与其说是安慰，倒不如说是惋惜和痛心，但他还能说什么呢？对着园子，一对老朋友就这么坐在廊下，记忆贮满头脑，情感澎湃在胸，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话匣是如何打开的，是倾诉久别重逢的激动，劫后余生的幸运，还是几年来各自遭受的磨难？

巴金后来回忆：“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劫难中的巴金珍藏着老朋友每一个温暖的问候，萧珊生病住院前收到沈从文1972年6月14日写来长信：“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窦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便中也希望告告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巴金后来这样描述他们接到来信时的感受：“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

1934年，巴金与沈从文在北平府右街达子营沈寓

那是一个别有意义的下午，前一天晚上，巴金的外孙女降生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多少会来冲破这个家中每个人心头那看不见的乌云。沈从文在1975年6月给友人黄裳书信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外孙女已降生，母女无恙……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

02

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岁月的风雨打湿人们的记忆，在那条时间的长河中追溯巴金与沈从文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两个人的身影却从不模糊，有些画面像木刻一样深深地镂刻在人们的心版上……

沈从文在青岛海边的“窄而霉斋”留影

1932年9月，沈从文在青岛海边的“窄而霉斋”迎来一位上海客人，他就是巴金。沈从文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巴金在这里写信、写文章，空下来便是两个人无拘无束地交谈，主客都很随便，仿佛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其实，他们不过两个月前才认识，那是朋友来上海组稿，他们一起受邀在一家俄国西菜馆吃饭，席间，两个人话都不多，彼此却觉得很融洽。饭后，巴金又随沈从文回到他所住的一品香旅社，房间里很闷热，沈从文说起有部小说稿，想找地方出版，巴金立即热情地把它介绍给熟悉的一家书局，两人随后一起去了书局。谈好事情分手时，沈从文邀请巴金到青岛去玩，并说可以住在他的宿舍。这样的初交，平平淡淡，或许，沈从文的邀请仅是一个客套，巴金一点也不客套，说来就来。

沈从文住在一栋三层小楼上，这是山东大学的教师宿舍，花岗岩外立面，临海而立。1931年夏天，“初初来到这个地方，我住在山东大学和第一公园之间福山路转角一所房子里，小院中有一大丛珍珠梅开得正十分茂盛。从楼上窗口望出去，即有一片不同层次的明绿逼近眼底：近处是树木，稍远是大海，更远是天云，几几乎全是绿色”。这里距公园和海水浴场很近，如果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是写实的话，那么巴金来时，这里已是别有幽静的雅致之地了，凭窗而立，窗口正对着一片草坪，草坪上还点缀着不知名的黄花。草坪的尽头是白杨林，走过树林，是上山的银杏树夹道，站在山头上眼前便是汪洋大海。巴金记得，他空闲时还在这里的樱花林中散步。这个有碧海蓝天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不断搅动沈从文的思绪，这是他一生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青岛也是沈从文和巴金彼此了解、友情加深的转折点。

两个人互诉衷肠，巴金回忆：“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听说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沈从文讲了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的窘事；他也谈到自己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时的艰难，还有几年来自己的教书经历……巴金就这样在这里愉快地住了一周。

这时，巴金已经知道沈从文在恋爱，而且几年的苦恋正在酿成甜酒。他在沈从文这段传奇的爱情中还扮演过一个特殊的角色：为他们挑选“定情物”。1932年夏天，沈从文不请自来，突然出现在苏州九如巷张兆和家的大门口，“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沈从文怎么想到送这么多书给一个小女生？更令人费解的是他怎么会想到让根本没有谈过恋爱的巴金替他挑选礼物？送书的主意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看书单，大都是巴金自己喜欢的书。

屠格涅夫《父与子》《猎人日记》封面书影

花絮飘过，第二年沈从文便寄出了给巴金的结婚请柬，不巧，巴金在南方旅行，未能出席婚礼，但给他们发去了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多少年了，巴金一直珍藏着沈从文那张印着红字、朴素的结婚请柬，我想他珍藏的更是对这一家人亲切的记忆。从南方回来不久，巴金便提了个藤包，里面装了一件西装、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来到达子营沈家。

沈家的院子是长方形的，面积不大，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一棵大枣树，旁边还有一小院儿，可晾衣裳。书房同客厅相接，陈设很简单，仅有书架、两个小靠椅、一写字台，还有一张客床。古人形容两个人关系的亲密愿意用“抵足而眠”这个词，巴金与沈从文虽不曾如此，但仅凭巴金大模大样地住进沈从文的书房，写文章、看书、会客，无拘无束成为沈家的“食客”，而且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已有手足之情。当年11月13日沈从文给大哥的信上就写道：“朋友巴金，住到这里便有了一个多月，还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极可爱。”

这期间，有两件事情让巴金印象深刻：一件是丁玲被绑架，沈从文忧心如焚，经常通宵达旦赶写正在连载的《记丁玲》，巴金深为这种不避危难为朋友奔走的精神感动。另外一件，沈从文虽然忙着编刊物、编教材和写作，但是，“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那一笔一画中都浸透着沈从文对朋友的情谊，他就是这样默默地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友情。

这几年到北京，我几次想去达子营找寻前辈的踪迹，但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沈宅早已不存。漫步高楼大厦林立的街头，徘徊在光怪陆离的夜灯中，我常常心里空荡荡的，一个城市可能提供给我们无数的物质需求，但我们内心的情感却总在虚浮中，现代人在电话中、网络上、现实里，每天不知道要接触多少人，可是一生能否拥有这样一段彼此可以珍重的友情？中国人看重朋友，为朋友和友情造出无数说法：挚友、素友、诤友、益友、畏友、莫逆交、刎颈交、患难之交、金石之交……我也听到过很多关于友情的动人故事，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还有老杜忆李白、梦李白、怀李白的惺惺相惜，不过，要讲述现代中国的友情故事，沈从文与巴金一定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多少年后，面对着两个人的书信，看他们从壮年时龙飞凤舞到老年时颤颤巍巍的字迹，想着他们半个世纪交往的点点滴滴，这友情如同圣洁的水在淘洗我的灵魂，这是一段关于友情的传奇，又有着很多不可解的谜。无论出身、经历，还是对艺术的见解，两个人都大不相同。在文坛，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圈子，巴金崇敬鲁迅，而沈从文与鲁迅之间误解不浅；沈从文交往的胡适、徐志摩这个教授圈子巴金也是敬而远之，巴金还写小说讽刺过周作人，引得沈从文写长文与他争论。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吵架，不，巴金说是“辩论”，因为吵归吵，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谊。现在有一个词叫“死党”，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是多么铁，可是这个“党”字是不是一定要观点一致，是不是大家只有相互捧场，否则就可能反目成仇？的确有很多这样的“友谊”，飞黄腾达时狐朋狗友鞍前马后，一旦失意都无影无踪，有的还立即转换身份落井下石。然而，“友情”在巴金和沈从文之间，不是一个世俗的字眼，它与地位、金钱、处境无关，遇有困难共携手，春风得意时不相忘；友情也没有把他们变成一党，没有消融彼此的个性、观点，同时，他们又有彼此的相知、理解和欣赏。赤诚相见，不带机心，这种交情，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它的壮怀激烈，还有着不可践踏的道义。

1944年12月14日巴金致信沈从文：“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尤其在现在，一般人把自己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时候，使人更怀念你。”巴金不时想起前两年，他们在昆明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时，萧珊在西南联大读书，巴金常去昆明看她，自然也多了与老友相聚的机会。那时，社会崇尚实利，知识贬值，但沈从文和巴金却都埋头做事，生活的艰苦也不曾改变他们的理想，巴金回忆：“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饭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这时，巴金与沈从文的孩子也成了朋友，孩子喊他“巴老伯”。沈龙朱在《沈从文家事》中回忆：沈家住龙街时，巴金到了沈家，沈从文说：“得了，我们到滇池边上去看看风景吧。”他们背后就跟着龙朱这样的“小尾巴”，于是大家走上几里路，来到一个叫乌龙浦的地方，那里有座旧庙，庙后是一片松林，风过处，松涛阵阵；前面是峭壁，峭壁下面便是烟波浩淼的滇池。巴金一行常常走到松树林底下，在草地上坐下，看着云南的云，望着滇池的水，无拘无束地谈着话。后来沈家搬到呈贡，他们的远足还遭遇一次惊险的轰炸。那天，他们躺在草地上，先是见日军飞机向昆明方向奔去，后来折返回来，飞得很低，正当他们头上时，突然有炸弹落下来的声音，那颗炸弹在城里没脱钩碰巧到这里掉了下来。见状，沈从文疾呼：“趴下趴下！”他用身体捂在了巴金和孩子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也是沈从文的一贯性情：倘若朋友有危难，他一定会挺身而出。

1935年巴金为沈从文编的报纸副刊写过这样的文字：“我说过我就靠友情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不知道这话中有多少是对沈从文说的，但一个没有家没有财产的人却拥有着如此富裕的友情，难道不更值得我们羡慕吗？

自右起，晚年沈从文、巴金、张兆和

这篇文章发表那天，巴金离开北平，车窗外飘着雪，沈从文夫妇和其他朋友到车站送行，巴金的心中充满对朋友的依恋，火车开动，看着朋友们挥动着双手，长年奔波在外自觉感情已经变得迟钝的他，还是不禁热泪盈眶。他始终记得：

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可能谁都想不到，巴金下一次来北平居然要等到十四年以后。

那时，一个让大家兴奋又感到有些陌生的时代开始了。

（《星水微茫驼铃远》周立民/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