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爸二三事 文/张爱群 今年闰年，妈说要穿闰月鞋。 我最近很忙，真的没有时间上街去给他们买鞋，又不能到网上买，老年人的脚经不了累，不合脚是万万不能的。于是给了钱，叮嘱他们自己买一双算了，就应付过去了。 前两天，抽空出去办事，刚好路边有一家鞋店，我进去看了看，给自己和老公买了两双鞋，也给爸妈一人买了一双鞋，我和我妈穿一个码，她的脚瘦，不是问题；给爸买过很多次鞋，知道他的脚宽，只要够宽就行，他不讲究。 周六带着鞋去看他们，爸爸的鞋是够宽，但有一点大，但他却说“好的很，好的很”，妈却说鞋有点大，我和妈试着鞋，想着解决办法。一抬头，想问问爸鞋子的事，老爸不见了。 “我爸呢？” “又上农贸市场了，腿快得很！”妈不高兴地说。 最后妈说不换了，凑合着穿，我也嫌麻烦，许诺她明年买一双好的。 爸回来了：“中午别走了，给你蒸面条吃，我还买了菜。” “鞋穿了咋样？大不大？” “大啥？”爸笑眯眯地看了看脚上的鞋，“正好！” 这就是我爸，不是太讲究，但凡我给他买的东西，他都喜欢，为此，我妈总觉得我爸偏心，四个孩子中最疼我。 前一段时间疫情，女儿在英国回不来，又不放心她姥爷，知道姥爷喜欢上街，经常打电话回来“查岗”。老爸接到电话像个小学生一样汇报:“今天没有上街，昨天上街了，戴口罩了，没有和别人闲聊，身体很好，没发烧，不咳嗽。好了，我听不见你说啥，挂了！”干脆利落，应付了事。 我知道老爸能听得见，只要我妈不在家，我说话声音低一些他也照样听得见。我觉得这爷俩相处模式也很有意思，好像颠倒了个。 女儿给我打电话埋怨:“看我姥爷，多应付，我这隔了八千多公里打个电话，就跟背答案一样”。 我也觉得老爸有点过分了，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外孙女。 可有一天，我去看老爸，他却问我：“你寄口罩没有？英国疫情有些严重，早寄还能收到，晚了不一定能寄到。” “寄了，你还想着她呢，她那么管你？”我很诧异。 “她为我好，我又不是不知道？”老爸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家里有口罩，你没有可以来拿，我们也不出门。” 后来口罩寄到了，和女儿说起这件事，女儿得意地说：“还是姥爷疼我，想着我。” 更早一些时间，有天晚上，我家的狗老眼昏花，把老爸右小腿迎面骨处撕了一个长约两寸、宽约一指的口子，血淋淋的。我既担心又害怕，赶紧带他去医院，医生说狗咬的必须上防疫站。到了防疫站，医生却说伤口太大，没法处理。我们又回医院，找了熟人才给处理伤口。伤口狰狞，老爸的神色却很平静。当消毒水倒在伤口上泛起泡沫，血水和着泡沫流下，我都不敢看。老爸的脚在颤抖，眉头却没有皱一下。 因为出门太急，老爸忘了拿拐杖，八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带着伤口在医院和防疫站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遍。我看不出伤口带给老爸的影响，可我知道那伤口一定很疼，很小心扶着他，问：“爸，很疼吧？能不能走？” “能走，点微的咋不有点疼？”他略略皱了一下眉头说。 这是“点微”的疼吗？ 还有那一回，老爸因为腰椎压迫神经，两条腿都麻了，医生让他做手术。我们都很担心，八十多岁的人，能行吗？老爸却豪气十足：“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怕啥？” 虽然是微创，但却做了四个多小时的手术，下了手术台两个半小时，老爸不让我和他一起，自己去了卫生间，真的很让我心生佩服，老革命就是不一样。 我妈总觉得老爸这一辈子很窝囊。 解放前，加入了初级社工作，后来当兵，这几年没有算工龄，他没有争取，不能认定为离休，只能是退休，待遇差了不少；当兵时，安排进炊事班，射击比赛却是第一，还是一个炊事员；退伍时，动员去援藏，说最长不超过三年，谁知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回内陆时，降级使用，不争不辩十多年，直到退休，也没有提拔…… 可我觉得老爸的一生很精彩、很丰富。 他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风雪中挖过硼沙，那是要命的呀！他觉得很正常：“工作嘛，哪有不辛苦的？”他在五十年代骑马持枪去平定叛乱，面对穷凶极恶的西藏叛乱分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却觉得很平常：“见人就下马，下马就开枪，打就是了！” 是啊，在我的眼里，他就是那个把我和妹妹放在腿上逗着玩的爸爸；是那个会给我们织毛衣、做花连衣裙的灵巧的爸爸；是那个每到月末就到大门口等着在外求学的女儿回家的爸爸；是那个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做可口饭菜的爸爸；是那个看到女儿的作文发表在报纸上高兴得合不拢嘴的爸爸…… 如今爸爸老了，可他也不闲着，这不，他又拿起两会结束刚刚出版的《民法法典》做笔记去了。 作者简介：张爱群，总以为生活是平淡无奇的，但文字却给生活注入了色彩，生活有了色彩，也就让烟火气不再那么简单地出现，而有了一定的姿态，有了一定的韵味，所以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热爱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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