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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网上一个投票结果，不禁莞尔： 这可能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长久以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一个颇为盛行的断言，正因其广为接受，才出现了“多数人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结果——当然，严格来说，这并不能算是哲学悖论。 我是高一刚入学时，听历史老师在回顾世界近代史时提到这句话的。因为当时的高中历史教材直接从英国革命讲起，他对此很不满，强调任何历史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于是先追溯历史巨变为何会发生在西欧，尤其是此前一代代孤独的先知如何坚持真知，虽然他们被绑在火刑柱上，但历史终究审判他们无罪。 虽然有些事件我之前就知道，但听一个师长酣畅淋漓地讲述这些，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言，堪称是精神洗礼。震动之余，我心中也浮出一个困惑：如果“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此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适用吗？老师肯定：应服从真理而非多数，因为真理就是真理，和人数多少无关。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看起来矛盾的二律背反，取决于具体语境：权力精英可以用第一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将自己的先锋领导作用合理化，尤其是不顾反对意见推进议程；与此同时，又能用第二句（“少数服从多数”），将异议者定为应服从多数的少数。换言之，只要权力在手，他可以既是少数，又代表多数，用不同的话术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想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在现实中其实就包含了至少两种政治立场：一种是为权力精英的统治辩护，另一种则恰恰相反，是为不服从统治秩序辩护。事实上，很难确定那84%的人里，分别持有这两种立场的各有多少——有些人甚至还可能同时信奉这两点，因为两者的差异与其说是理念上的，不如说是关乎权力，取决于此人是否掌权。 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不相信大众仅凭多数就能掌握真理。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有关。权力精英相对于大众，几乎必定是少数，但另一面他们又要代表多数，其结果是，当他们推行有远见但不受欢迎的政策时，必须坚信自己是在做一件终将被承认有利于大家的好事。这一点，战国时代的法家政治人物西门豹就已经说过了：“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虽不理解我，但总有一天会承认我说的是对的。 然而，这也有一个前提，即这少数精英同时掌握权力与真理，在现实中却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权力精英掌握的仅仅是权力而已，哪怕他自认手握真理，但事实上真理是站在不服从的少数那一边。 像这种权威二元分化的情况，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历史上是常态，君主和教廷、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对抗此起彼伏，也构成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中国，一直以来渴望实现的却不是不同权力的分立，而是合一：权力精英想要同时掌握真理，而知识精英也“以天下为己任”，渴望“得君行道”，通过谋求权力来推行自己的理念。用传统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到了1905年科举罢废之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出现了与权力中心疏离的倾向，因为他们原本“学而优则仕”的通往权力之路断绝了。1927年，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在王国维身上或许未必允当，但无疑指明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使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可以理解“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的意味：它给了无权的知识精英一种坚守内心的自信，将自己的不服从合理化了。这已经并不一定用来谋求权力了，倒不如说更近于近代西欧的那种信念：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在中国社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支点与其说是经济基础，不如说就来自这样的信念，因为这里的“独立”，其实隐含着“从……独立”的意味，还带有一个后缀“from”。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矛盾是：既不相信大众，又必须自信能代表大众。这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他自认比你们自己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对你们好的。但当知识精英自己被边缘化之后，即便仍是“掌握真理的少数”，那也还是少数，此时才会真正留意到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詹姆斯·麦迪逊曾说：“对共和政体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多数群体可能并不充分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但这在当代中国乃是常事，“一小撮”这个词本身就蕴藏着无尽的轻蔑。 更严峻的一个问题是：“真理”的时代也渐渐远去了。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信的是道德化的“天理”，晚清时渐渐转向“公理”，到五四时期震撼于“公理”不能战胜“强权”，又转而寻求“真理”，那么到了后革命时代，单一的“真理”即便没有被众声喧哗的多元声音完全淹没，至少也是稀释了。 如今，人们已经不相信谁能拥有绝对正确的理念，“真理掌握在谁手中”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人人都可以如此宣称，但无人能判定。“真理”这个词本身就带着19世纪那种“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科学规律”的浓厚决定论意味，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已被相对化降格为众多有待验证的假定之一。不是说不能以此自命，只是这看起来有几分落伍，已经没人真正在意。 更重要的是那种扁平化的无情力量。因为“真理掌握在谁手中”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能给出答案（甚至不同时期的答案可能还有所不同），这在意的其实是时间性的价值，需要一种历史感；然而现代性在意的却是当下，是瞬间，人们与那种时间之流断裂了，更专注于生活的空间。不仅如此，“真理”通常是一元的，因为对真理的偏离只能是错误、低劣或退化，这显然与社会的多元化背道而驰。陈嘉映那本《走出唯一真理观》所呼应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近些年来取代“真理”话语的，倒是“常识”。这个词本身的意味远不是那么常识性的，值得另行讨论，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真理”相比，“常识”天然是大部分人都认知、了解并赞同的，若说“只有少数人具备常识”，听起来便像是矛盾修辞。虽然“常识”的话语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在推动，但它既折射出知识分子的失落，又象征着他们对民众的妥协和重新接纳。此时，他们不再自视为民众的领导者，而是自己就是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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