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反超广州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政府联系、服务市民的“窗口”，是个很重要的实体存在。但在江西新余，最近当地却“砍”掉了一座已经完成选址、连银行贷款都批下来了的政务服务大楼。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新余96.54%的政务服务已经可以在数字政务平台“赣服通”上完成，未来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实现“能上尽上赣服通”。

说起数字政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近些年各地都在宣传，也都在探索尝试，但是像新余这样彻底拥抱数字治理的城市，倒还真不多见。很多人于是纳闷：为什么是新余，这座名不见经传的五线城市如何能在数字政务方面走在全省，甚至全国前列？

（2020年8月17日，江西省新余市，市民利用“赣服通”智能终端办理个人事项。）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回顾人类的科技社会史，新技术的诞生与被接受往往是在旧有技术最薄弱的领域和地区实现突破并普及开来的。就好比手机移动支付不是在信用卡普及的欧美，而是在仍采取现金支付这种较为原始支付手段的中国率先被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样的，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财政充裕、设施齐全，原有的公共服务也相对完善高效，所以对于数字治理的积极性反而没有一些三四五线城市来得迫切。

这种对于数字治理态度上的冷热差异，不仅影响到城市治理的数字化程度，更在潜移默化中重构着固有的区域版图。关于这一点，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给出了直观的数据与分析。

（一）

8月18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这是国内研究机构首次从数字治理指数角度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考察。报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四个维度，对2019年度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字治理水平进行了研究分析。

与GDP衡量标准下的一二三四线城市排名不同，《报告》显示，在数字治理方面，非一线城市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某些局部领域甚至做得比头部城市还要好。比如榜单中排名第一的城市，就不是北上广深中的任何一座，而是健康码的诞生地杭州。另外，武汉的数字治理指数得分也排在一线的广州前面，位列第五名。去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曾将武汉列为“数字一线城市”，而今春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它的数字化治理步伐。

作为疫情首发地和受冲击最大的城市，武汉在经历了前期短暂的慌乱后，借助鄂汇办、支付宝等数字平台，迅速镇定下来，并接连打出数字抗疫组合拳。在疫情得到控制后，武汉又通过采用健康码、出行码、消费券等数字工具，顺利实现了从抗疫到恢复生产的转换，取得了两个积极成果：一、过去这大半年，虽然武汉绝大多数指标都在下降，但数字治理方面的指数却在上升；二、武汉经济一季度遭受重创，二季度单季打平，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决战。今年遭遇百年不遇重大疫情的武汉，绘出“疫后重振图”。

（4月20日，武汉市民王女士在中百仓储丁字桥店使用支付宝消费券进行支付）

除了杭州、武汉这些新一线城市，广大二三四线城市也正在借助数字治理的东风，谋求跨越式发展。像是浙江湖州，GDP排名全国81位，但数字治理指数却居于22名，已然进入二线水平。

湖州的情况绝非个案，根据《报告》课题组对45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台州、南通、嘉兴、烟台、芜湖等三四城市的市民，对本地数字生活的满意度反而较高。难怪有专家表示，数字时代，传统一二三四线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并正在被重构。

（二）

同样被重构和打破的，还有东重西轻的区域格局。

过去，中西部城市受限于自身区位、交通、资源禀赋，在城市发展上总是慢东部一拍。但数字化为城市竞争开辟了新的赛道。一些中西部城市由于及时抓住机会，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这次上榜数字治理指数前20的城市中，“中西部军团”就占了6个（武汉、郑州、西安、成都、合肥、重庆），不仅数量多过同期的GDP榜单（5个），排名也更靠前。

以郑州为例，作为全国第二批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其2019年度的GDP排名为全国第15位，但在数字治理指数上，却已位列第7名。郑州正在凭借自身数字化能力，成为中部崛起的一匹“黑马”。同样在数字治理榜单上跻身前十的，还有位于大西北、GDP全国排名24位的西安。借助阿里巴巴在当地建立丝路总部的契机，西安大力推进数字治理，如今其数字政务能力和城市影响力已经辐射到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妥妥的“西北心脏”、“丝路节点”。

（图为“数字郑州”架构师演示“郑州数字防汛平台”功能）

对此，有些人可能会好奇，数字治理为啥会有这样大的魔力，竟然撼动了中国固有的城市与区域格局？要知道，这些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已经稳定存在了上百年。虽说近代以来，也冒出过上海、深圳等新兴大都会，但数量有限，原因也不可复制。一方面，它们大都位于东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地理条件与区位优势突出；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崛起的背后往往有着特殊时代资本或政策的影子。至于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二三四线城市，要想赶超东部先进，实现排名逆袭，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借助数字化手段，空间地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这些传统赛道中决定城市地位、排名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影响力正在下降。过去看似不可能的座次更替，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可能。就像我们在“数字治理指数榜”上看到的，包括成都、武汉、西安等在内的一大批中西部城市，正在单项领域甚至综合方面，逼近、赶超、领先东部沿海的头部城市。数字时代与传统社会究竟有啥不同，为何数字时代城市位次与区域格局会经历如此剧烈的大洗牌，那些逆袭成功的城市到底做对了什么？这里面问题值得深思。

（三）

上个月26日，西藏阿里接入国家大电网。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不约而同地提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藏大部分地区都接入了国家电网”，而阿里则是“全国最后一个”接入国家大电网的地级行政区。

平心而论，阿里地区的情况虽然特殊，但并不唯一。三年前，也是在西藏，墨脱刚刚摘掉了“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县”的帽子。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总会不禁赞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偶尔会感慨：中国太大了，偏僻之地太多了，要想实现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区域的均衡发展太难了！

的确，在传统基建时代，一些落后地区可能要花上几十年才实现通路通电。正因为存在这些先天不足，所以广大中西部地区想要赶超东部发达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区域格局、城市排名也因此长期固化。

但数字新基建时代不一样了，哪怕再偏远的地区，也无需等待半个世纪来联网。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扁平感，重塑着东重西轻的区域格局，也多少填平了城市间公共服务的鸿沟。它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字化治理的红利，同时，也正在打破地理空间、产业基础对城市发展的限制。

（图为西安市民刷支付宝坐地铁）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数字新基建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它特有的高效率、规模化、可复制性，不知不觉中改造着城市的应变能力、服务半径、物流速度，重构着不同地区、城市间的关系与座次。

比如，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开放小程序能力，以及云计算等底层技术支持，让商家、 机构在现成的地基上“装修”一下就好，这也是为什么疫情期间，服务业跑出了 7天搭建好一个小程序的“中国速度”；

又如，通过提供地理位置推荐等技术能力，让传统服务业的1公里辐射半径被延长了几 倍，并让社区化运营成为可能，没有快速搭建起来的线上配送系统，武汉封城封 小区期间，为全城居民提供食材配送的效率也没法快速跑起来； 再如，通过整合阿里经济体其他商业基础设施，提供直播导流、物流配送等平台能力， 让传统商业的服务时间边界延长甚或消失。相信武汉人还记得，疫情期间曾见过凌 晨四点的盒马鲜生……

随着数字新基建的狂飙突进，人们惊奇地发现，相比其他领域的高下分明、贫富悬殊，东中西部之间的“数字基尼指数”差距很小，甚至出现有中西部城市的“数字基尼指数”反超东部城市的情况。而这在传统治理手段下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数字时代，地理上、资源上的阻碍，都已不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能否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纳并善于利用数字治理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起点、同样的条件，各地的数字治理能力却有高有低，甚至一些发达城市做得反而不如中西部地区。

（四）

观察各地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实际作为，我们发现了一个颠覆认知的有趣现象：与常规领域头部城市、发达地区往往走在前列，引领时代风气不同，在数字治理方面，反倒中西部地区更加积极，更乐于在某些方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拿发放电子消费券这事来说吧。今年3月以来，为了改善消费环境，提振因疫情造成的市场疲软和消费信心不足，各地相继出台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扩大消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地区，既不是杭州所在的浙江，也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而是偏居一隅的广西。早在3月下旬，当地为了配合“壮美广西·三月三暖心生活节”，就联手阿里巴巴，发放了超亿元的暖心消费券。

而比这更典型、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还要数健康码。作为抗疫“第一数字神器”，健康码在杭州诞生后，迅速风靡全国。而第一批主动联系支付宝寻求合作、共推健康码的省市，不是一线城市，而是四川、海南等中西部省份。据说好些省的二、三把手还在现场坐镇到凌晨，在健康码demo做出来后，亲自充当第一个体验的用户。

这里顺便再插一句，四川成都还是“全国码商（用二维码收钱、用数字化工具做生意的小生意人）第一城”，而海南则上线了全国首个住房公积金区块链电子缴存证明平台。

尽管现阶段，这些积极主动的作为、“第一”头衔的加冕，对于实质提升城市整体实力作用有限，但量变迟早有一天会引发质变。就像当年杭州拥抱阿里巴巴，拥抱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所结出的硕果，假以时日，中西部城市也必然会借助数字化这条新赛道，实现弯道超车，刷新公众对于东富西贫的旧有认知，使东西部城市间的经济权重进一步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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