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史书不敢明说，只好拐着弯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叫唐太宗纵囚。

《资治通鉴》记载：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年唐太宗心血来潮，突然把监狱里的死囚全部放走了，然后约定回家一年，第二年秋天，还是回来受刑。

囚犯大为感动，第二年全部回归，没有一个逃跑的。

最终，李世民大笔一挥，竟然免除了他们的罪罚。

初看这个事情，往往被李世民的胸怀所感动，他的大度竟然感化了死囚。

但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不用等到我们来怀疑，在宋朝时就有一个人开始怀疑了，怀疑者正是《新唐书》的编写者欧阳修。

欧阳修专门写了一个《纵囚论》，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原因如下：

君子才能实于信义，小人不可能施以信义的，这些死囚犯下大罪，是小人中的小人。君子都不一定会按约定去受死，何况小人？

这些死囚犯竟然全部做到，这实在太可疑了。

所以，欧阳修揣测这是李世民的一场秀，而这场秀里牵扯到了一个博弈，或者相互的猜测。

首先，李世民要能判定这些人一定会回来，然后才会放他们走，不然，到时候一个也不回来，李世民不是沦为一个大笑话？

那他怎么判定这些人会回来呢？他就得让这些囚犯猜到如果他们能够如约回来，就能得到赦免的奖励。

所以，李世民赌的不是这些人被自己感化，赌的是这些人能够猜到自己将会赦免那些如约回来的人。

欧阳修表示，如果真要测试，就先放一批，等这一批回来后之，照杀不误，明天再放一批，如果这批人也能回来，那说明死囚真的被感化了。

但欧阳修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这样干，因为年年这样干，那以后都没有死刑了。

王夫子

这是欧阳修的说法，显然，欧阳修还说得比较含蓄。王夫之说得更直接：

“(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

什么意思呢？就是唐朝的刑侦系统太厉害了，而且是连坐的，一个人被挂了号，就是北上胡地，南下粤地，都要被抓回来。

死囚之所以不逃，原因之一是逃不走。

而王夫之更是直接判定更隐秘的原因：

“……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王夫之表示，一定有人偷偷告诉了这些犯，如果明年老老实实回来，就能得到赦免。在这样的承诺下，死囚当然一一归队。

所以，这就是李世民的一场盛世大秀，简直是瞒天过海。

那李世民为什么要搞这一场秀呢？有人，比如王夫之就说，李世民是欺世盗名，那问题是，如果李世民真的是欺世盗名之徒，当然，他确实是改过史书，为自己粉饰过，但如果他真的只有欺世盗名的话，大唐盛世是怎么出来的呢？

所以，李世民搞这一场秀，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原因我们往上找。在史书中，我们找到了另外一笔记录：

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这个是岁是贞观四年，也就是李世民搞死囚秀的两年前。我们再看看李世民两年后一场秀放了多少人回家。

《资治通鉴》里记载，李世民一共放了三百九十多名。

这就奇怪了，两年间，大唐全年只有死囚二十九名，为什么两年后，暴涨了十倍呢？

在史书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

什么意思呢？就是李世民在杀了张蕴古之后，法官引以为诫，所以判案就严了很多。李世民还专门问过大理卿刘德威。

大理卿刘德威告诉他：现在审案，如果把一个人错误的关进了监狱没事，如果该关的没关，那事情就大了，法官要判重罪。这样一来，法官当然从严审判。

那法官为什么这样干呢？答案在第一句：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

也就是跟张蕴古有关系。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有个叫李好德的人，嘴上不把门，经常胡说八道，被有关部门举报后是要坐大牢了。这时候，负责审理的大理丞张蕴古汇报，说这个人是有精神病，所以胡说八道，按律不应该治他的罪。

李世民一听就赦免了李好德。张蕴古听了之后，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好德，两个人还一起愉快玩起了围棋或其其它什么玩意。

这时候，有人把这个情报汇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之下，把张蕴古斩杀了。

这么处理，当然是有点过份了。而且随着这个案件的处理，后遗症出来了，法官们宁愿从严处罚罪犯。因为万一轻叛了，自己要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唐朝的死刑犯大幅上升。李世民一看不对劲，连忙发文，要求对死刑 犯的判罚要慎重：

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资治通鉴·唐纪九》

可是，风气已经形成，一个文件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就算李世民反复强调，到了放囚那一年，依然有三百九十人，是张蕴古事件之前的十倍之多。

那怎么办，李世民总不能站出来说，张蕴古的事情我办错了，我太严了，大家该放还是放吧。这样一来，可能会形成另一个极端。大家一窝蜂都开始不判死刑了。

于是，李世民就策划了这一起释囚事件，故意放出死囚，然后等他们回来之后，再赦免他们。

这样的处理：重申了宽大的方针，又以道德为前提。自然就能对法官从严审判起到纠正作用。这应该才是李世民释囚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

细思极恐啊，法官放一个人是死罪，皇帝放一堆人，却是龙恩浩荡。只是史书不能直接写出来，写出来就穿帮了，只能隐藏其中，拐着弯说，能不能看出来，就看读者的眼力了。